童年故事:少年强奸犯
文章来源: 乐维2019-01-16 17:08:07

小白与我同岁,但小几个月。长得很斯文,秀秀气气,白白净净的,性格很温和。他虽然话不多,但很友善,也很聪明。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我们不住县政府了,所以就见不着面了。慢慢就没有那么熟悉亲热了,偶然见到,也就只是笑一笑点点头。

他好像当年跟父母去过乡下很久,没有和我一起上城里的红卫小学。一九七二年芷江中学成立时,我进初一,他上的是初二。他当年应该是在农村开始上的学,因为城里小学是严格按照七岁才能上学的规定,但农村学校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我弟弟当年在七里桥芷江师范附小五岁就上一年级。

除了初一都是刚刚小学毕业,年龄相近。初二以上都是文革开始后受到影响的很多年级的混合,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与最小的差四五岁以上。因为没有书读,很多人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很多年。

小孩都喜欢与年龄比自己大的孩子玩,小白比我们高一年级,但在他的年级里,他是最小的一个。但他对我们比他低的年级的人却是很有优越感的,所以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学校,但他从不和我们玩,与那些大他很多的同学一起玩,因为年纪小,他只是一个跟屁虫。

那时“读书无用论”当道,老师不敢教,也不敢管,学生无心学,只想玩。很多男生拉帮结派,学校里还算老实,但放学后便成了街上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大家都不敢惹。小白的父母当年常常不在家,不是因为送去五七干校,就是去斗批改工作队,所以没有办法管他。他与一帮比他大很多的混混在一起玩,喜欢热闹,喜欢新鲜,对那些恶作剧感兴趣。那些“大哥”们只是把他当小弟弟看,带着他玩。

文革以后,公安部门受到冲击后,很久未能恢复。加上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余毒对年轻人的影响,社会治安一直不太好。内心单纯,无人管教的小白就这样很自然地与街上混混天天混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但大多数是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没有达到严重的刑事犯罪的程度。所以还没有人被抓。直到有一天晚上,五六个混混看见一个姑娘,起了歹心,把她劫持到城边废弃的飞机坪边进行轮奸。小白当时也在场,他一直没有参与,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最后在几个“大哥”的反复怂恿下,好奇心和荷尔蒙的联合作用下,他最后也上去了。

这案子很快就破了,他们全部被抓。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严打”,对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处理必须从快从重从严。

宣判大会就在学校进行。几个主犯包括小白都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学校礼堂台上。全校学生坐在台下,看着台上这些过去的同学们,低着头灰溜溜地一排站在台上,挂着“强奸犯”的大牌子,后面站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最瘦小的小白站在最右边,一张嫩稚而苍白的脸,细小的脖子上挂着有红叉的“强奸犯”大牌子。宣判结果:小白被判十二年,所有其他人被判二十年以上。那年小白十六岁。

这次宣判会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震撼。

我们继续读书,然后下农村做知青,考大学,毕业找工作。小白也逐渐在我记忆里遗忘了。

再一次见到小白的时候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当时我爸爸妈妈住在芷江二中,我有时回家探亲去看他们。二中门口是一个田径场,在田径场北边靠校门口有一个不大的烈士陵园,中间有一个高高的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当年剿匪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名字和籍贯。校门口左边也就是田径场的东边是主席台。

有一次,我正从体育场往家走,走到主席台前面,看见一个人从田径场的东北边,校门口的右边的一排房子里迎面走过来。当走得很近的时候,我认出来了,这不就是多年未见的小白吗?长得高大壮实多了,脸上有棱有角,显得很沉稳,很严峻,就像那无声的烈士纪念碑。

我准备和他打招呼,但突然发现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直视前方,目不斜视地往前走着。在我犹豫片刻之时,他已经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我没有怎么变,他不认识我的可能性极小。

这事又发生过几次。不论他是从烈士陵园那边走,还是从主席台这边走,每次他都是两眼直视,目中无人,毫无表情地走过。从不与我的眼神有过交集。

我于是找人打听了一下小白的情况。别人告诉我:小白因为表现好,获得减刑已经出狱多年了。听说他找了一个工作,是一种临时工,我碰到他的时候都是他去上班。他找了一个姑娘结婚了,据说有了孩子,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从不与人交往,不论是谁,路上碰见都是视而不见。

他穿的体面,脸上也很干净。走路时头挺直,不紧不慢,目视前方,眼神似乎可以透视身体,而前面的人好像不存在一样。神态既不像心如死灰,也没有丝毫活力。犹如一尊移动的菩萨,或一个会走的机器人,没有表情,只是在完成一种既定的程序。

他仿佛完全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副看不见的硬壳。我不敢冒昧地去打搅他的宁静。每次碰到他,只是默默地目送他从我面前走过,从来没有打过招呼。我想自己已经不在他的记忆中了,他的记忆系统已经完全清零,重置了(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