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

院部大食堂午饭时有很多院里的家属不做饭也跟我们单身汉凑热闹，一来他们节省肉票，二来我们食堂不赚取利润，等于他们也占我们单身汉的便宜。所以，午饭必须早去排队，否则就有吃不上饭的危险。

一天，在我队伍的前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我在食堂和院里见过他，由于不是我们所的，我并不认识他，也就跟在他后面一点点往前挪。他倒是彬彬有礼地回头跟我点头打个招呼，我也点头回复。其实他没理由认识我这个新来的学生。突然间来了一个人走到老先生身边。食堂加塞的事时有发生，但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工人。他手中没饭盒，明显是找老先生有急事。考虑到礼貌，我就自然往后退了一点点，因为后面排队的人距离有限，就是意思上给人家私聊的空间。人家说什么跟我没半毛钱关系。这人本来是小声跟老先生谈话的，这也是礼貌，没必要让他人听自己说话。

可他那滴溜溜的眼神从老先生后面扫过去的那一刻，跟我有毫秒的视觉碰撞，我当即发现此人绝不可能是科学家，应该是政客。那我前边的这位老先生看上去是那种厚道之人，怎么看都不会是政客。也就判断出这位是院部领导跟老先生说什么事来了。待老先生点头后，他离开那一刻，他再次用那种警觉的眼神扫了一下四周。再看他的表情，无论如何无法认可他是一位科学家。

他，或者他们是谁，与我无关。可在科学家云集的地方有类似特务接头的感觉，必然有点不习惯。吃饭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这事。我们研究生院的主管，虽然不是院长副院长，就是处级领导，可大权在握，偶尔也有他这种眼神。

晚上我去导师家。导师待我如子，我视恩师为亲人。我和恩师是聊友，无话不谈。说起来这个世界很奇妙，我一进屋刚坐下，师母给我拿出苹果让我自己削着吃。突然间有敲门声，师母去开门，进来的就是午饭排队在我前边的老先生。他看看我，我也上前准备打招呼，此时导师从里屋出来了。我当即后退，给导师让路。显然，导师与客人约好了时间。我需要尽快离开，别干扰人家的谈话。就听二人没打招呼，开门见山：“明天几点？”“你看9点行不？”

“好的！”

说完就退出去关上门走了。我赶紧问导师这人是谁。导师清楚如果没有什么猫腻的话，我不会打探这事，便看着我等我先讲清楚。我就说：“他有没有助手？”

“科学家都有助手。何况他还是留美博士回来的。你是说你想当他的助手？”

“哈哈哈！哪有的事。我都不知道他是搞什么的。”

“那你应该先问他是搞什么的才合理。一定有什么事。”

“是的。如果他是您的朋友，我需要告诉您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当然是朋友。虽然他当初是清华的，（导师是北大的），可他出国前我们俩就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了。他回国后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虽然我们不是一个专业。”

“那您可得打听一下，我想知道今天买饭排队时找他的那个人是不是他的助手。”

“怎么，那人你认识？”

“我不认识。您认识他的助手吗？”

“不认识。我没到过他实验室。有事就到他家或他来我这。”

接着我们俩就谈我出差的正事。没想到导师很重视我说的这事，虽然他不知道里边有什么猫腻，他估计我了解了什么重要的事，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议论任何个人，也不喜欢听别人议论任何人，我对理论感兴趣。

我不知道他们是邻居或者住同一个楼。第二天一上班，导师就悄悄告诉我那人就是老先生的助手，老先生问有什么事。我说：“晚上我告诉您。”吃完晚饭，我就去了导师家。我直接告诉他：“您朋友的那个助手不是纯科学家。”

“你怎么知道？”

“他的眼神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或天生的特务身份。”

“嘿嘿嘿！电影看多了！小阎啊，你可别跟任何人讲这个啊。这里哪有特务。你知道吗？我那朋友最害怕的就是被打成美蒋特务呢。”

“这就对了。”

“对什么了？我说的是他担心自己被打成特务。”

“是的。我也是这么判断的。”

“他助手没留过学，他跟我说他回国时助手才刚大学毕业就给他当助手了。很可靠的一个人。一直搞科学研究来着。哪里是什么特务？”

“他是民国政府公派留美读博士的吗？”

“是的。毕业后坐船回来的，到北京就是1950年了。”

“那就更对了！”

“你说详细点。”

“国民党政府公派他留美读博士，回来的时间刚好是共产党打下了天下。从常识来讲，任何新政府都不会对这种前朝花钱培养的人才放心，会不会是美蒋特务？任何新政权都会有问号的。所以，政府既不能冤枉他，也不能抓捕打草惊蛇，说不定有一个美蒋特务集团案可以破呢。”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那个助手就是公安部派到他身边的？”

“那人的眼神肯定不是纯粹的科学家所有。”

“你看电影看多了。”

“不是的。电影里还真没见过这类人。演员表演的水平不够。”

“那你怎么学到的？”

“我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就这种眼神，是天生的。这个人看上去不太一样，应该不是天生的，是多年自己慢慢练习出来的。”

“可我这朋友没被打成右派或美蒋特务。”

“那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本来就担心自己是民国政府公派留学生却没去台湾，就怕被打成美蒋特务而小心翼翼，从不在助手那里谈政治话题，更不敢说消极话。另一个是助手只能随时把自己的笔记交给他的公安部具体负责人，自己不敢撒谎骗领导。他的笔记都是真实的跟老先生的谈话记录。所以，老先生没被打成右派，等于不打草惊蛇，说不定在钓大鱼。可一直没大鱼出来，这就到了四人帮垮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了。所以，老先生平安无事。”

“有道理。我会跟他聊聊的。”

很快，导师就跟他朋友聊了这事。老先生那晚上一夜不能合眼。他想出来了个万全之策：把助手请到家，跟他说：“这些年是你帮我渡过了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非常感激！”助手一听泪水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连连道歉：“老师待我如父子，从没怀疑过我，可我一直隐瞒着不能说出实情。是的，我一毕业就被公安部招去接受布置的双重任务就是当好您的助手为国家发挥您的科学才智，同时监视是否有美蒋特务跟您联系。我知道党组织一定在拨乱反正期间跟您谈了。我也不敢越过组织提前告诉您。但我没诬陷过您，栽赃陷害的事一丁点我都没干过。我只把您跟我所有的谈话如实记录在笔记本，按时上交。我知道那些内容不可能对您有伤害。您的确没跟我讲过反党言论，平心而论，您就是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

老先生听后后脖梗子都在冒凉气。他太后怕了。幸亏自己从来都没抱怨的习惯。有的人就习惯了抱怨，总是这不对那不好。自己要是也有这毛病，早就死多少回了。可一想，这助手还是好人，没在历次运动中为了踩着别人往上爬而搞栽赃陷害那一套。真是碰上了好人。自己并没什么，可助手呢？这么多年，可不容易。这么多年干着违心的事，又害怕被人发现，也就养成了跟老师说话时就四处查看不能被人发现的特务表情与眼神，这一幕竟然被好友的弟子给看到了，否则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

听导师跟我讲完后，我多少有点后悔，如果我没跟导师谈这事，他朋友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助手其实几十年来都在一边当学生一边当监视员。他待助手如亲子，那么的信任。助手能做到滴水不漏几十年不被怀疑，那两行泪水能把一肚子的委屈、无奈、良心的煎熬冲洗出来吗？可助手又能怎么做呢？

我只能说助手是一位好人，因为他忠诚于真相---没对美蒋特务的憎恨而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归国博士就是特务；他忠诚于良心---不为个人往上爬而对被监视者栽赃陷害，客观地哪怕不是主观地保护了一位不关心政治的、不发牢骚的科学家。这也算是在那炮火隆隆战争年代出国留学、回来后无休止的轰轰烈烈政治运动尔虞我诈栽赃陷害年代里留下的一段佳话。

历史没有假设。别假设老先生如果跟助手发过牢骚，抱怨过领导、社会，后果会是怎样。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没有发牢骚、不抱怨的性格，对人的命运是何等重要。哪怕是前朝公派留学于敌对国、回来后是抓特务的新政权、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动荡年代，老先生仅仅凭不发牢骚、不抱怨、善待下属的高尚品格，就能平平安安地渡过血腥的年代，自己毫发无损。我后来没胆量打听老先生与助手是否分手了。我判断助手会跟上级提出要求调到其它单位，也没打听过助手的姓名。老先生的研究生是我的半个老乡，但她不清楚这事。显然，老先生并没把此事说给他研究室的任何人。否则，她在我问及此话题时应该接过话茬。老先生不想说的事，我当然也没必要告诉她和任何人。

光阴似箭，一转眼40年过去了，食堂里排队的那一幕想起来恍如昨日：助手的那扫过一周如流星--高速与放光的眼神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的真切，那么的特别。没有特殊经历的人绝不会有那样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