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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回）
如果说老庄现在已经把润涛阎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我相信，我理解，因为他回国后别说当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就是当市委领导要跟多少人闲聊过，认识的人太多了，二十五年前的朋友说不定早就在脑海里消失了。如果我今天见到他，跟他谈起理发的事，也许他不记得了，我相信，我理解，因为打从他第一次拿起理发推剪，不知道有多少个脑袋被他修理过，二十五年前的被理发者在他的眼中早已随着理下来的头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我今天见到他，跟他谈起我曾经是他的房产主，他可能会想起来，虽然只有一年，但那可是他在海外生活过的唯一的一年，他那一年里，是在我那刚买来的活动房（Trailer）里度过的。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让他一下子就回忆起来我是他年的小老弟，哪怕他记忆力不太好（他的记忆力应该不错，但我不知道）。
这件事就是我俩的激烈争论，话题就是如何管教孩子。如果您看到前边的几篇便认为老庄是一位不跟朋友辩论的或者为了利益就放弃原则的人，您就错了。
那天理发还在进行时，话题谈论起了传统文化。老庄说：“小阎老弟，你可以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但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一条绝对不能否定！谁否定它我跟谁急！”
“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垃圾，尤其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一条，是酱缸里的垃圾，下水道里的垃圾！必须彻底否定之！传统文化里的核心是奴性文化，而奴性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小老弟，这个父为子纲即使不对，棍棒底下出孝子也是绝对正确的！”
“您是说您小时候靠老爹暴打打出来的出息？”
“那当然！我之所以学习好，社会上为人处世老道，有理想有抱负，都是我小时候老爹棍棒打出来的。我儿子也一样，从淘气到好好学习，老老实实做人，有理想有志向，也是我严加管教的结果。事实胜于雄辩。”
“您没有对照！搞研究要有对照才行，您说对不？如果您是双胞胎，您弟弟或哥哥从小过继给您叔叔，刚好他没有儿子，而且他不打孩子。那样，如果您弟弟没有出息，那还可以说一下，但还是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因为社会太复杂，接触到的朋友同学同事是怎样的人，就会引导到不同的结局。要大数定律的研究才有意义。何况您这只是个例。而且，我可以这样反驳您：当初如果您老爹没有暴打您，您的自信心更强，结局比今天还好，您怎么反驳我？”
老庄眼睛瞪得很大，也看得出来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当头棒喝。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跟别人谈论过这个话题，也许他谈论过但没有人不赞同他的观点。今天，碰到了认死理的小阎老弟，他的吃惊是很大的。他认为那可是常识，但竟然有人彻底否定，而且这人还是他比较能谈得来的人，即使不能说是他佩服的人。
此时他刚给我理发理到半路，争论起来后，我俩都停下来了，因为我站立起来跟他辩论了。我之所以要跟他辩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别的原因，是他儿子的问题。我告诉他这一点，对于他小时候怎么被老爹暴打，我没必要关心，毕竟是过去时了。但他儿子不能继续受到垃圾文化的影响了，要从垃圾文化中解放出来，他毕竟只有那么一个儿子。老庄担心父母不严加管教孩子，孩子要是废了，父母要自责一辈子。我告诉他，我父母从来都没有打过我，一次都没有。
我们讨论的主题定义没有矛盾，比如什么是孝，都认为要成为社会有用之人，而非对父母唯唯诺诺。就是说，这个孝字的含义与古代人的不同。只要孩子成了对社会有用之人，哪怕将来不给父母钱，也算是孝，毕竟不让父母担心遗憾了。父母最担心的还是孩子，那是心头肉。换句话说，就是“棍棒底下出好孩子”更加贴切一些。
我的观点跟他不一样，我认为要给孩子最大的自由，人生最高价值不是所谓的成功，而是自由。孩子要有自己的尊严，孩子是个体，不是父母的私产。比如，父母在孩子面前天天抱怨老板，抱怨同事，抱怨邻居，那你让孩子也养成抱怨别人的恶习，棍棒有何用处？父母好吃懒做，打扑克打麻将，要孩子奋斗，可能吗？父母时时刻刻只盯着钱，让孩子有远大理想，这可能吗？父母天天争吵，让孩子有高高兴兴的人生观，阳光的内心，这可能吗？打孩子没必要，先打自己才有效。
老庄对我的观点有点吃惊，就跟我那老同学谈论起这个话题。老同学也是站在了我的立场上，不同意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文化。但老同学认为，理论上讲当爸爸的不应该打孩子，但到时候看到孩子不听话就很难忍得住。我认为，忍不住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理论的问题。
记得那次理发是最耗时的一次，最后老庄说这个话题不谈了，以后再说，先理发。我说理发的事非常小，而打不打孩子的事更大。您回国后不能打儿子，看他长大后成不成才。
老庄说他对孩子严加管教不等于暴打孩子，社会进步了，概念也变了。原先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现在不再是真正的大棍子了，而是说不能放养。
虽然我跟老庄在管教孩子的观点上是相反的，但跟老同学“脾气来了拢不住火而打老婆孩子”的观点是不认同的，在这一点上我跟老庄站在一起。男人在外面不高兴，到家发脾气打老婆孩子，是最不能容忍的猥琐行为，远比为了孩子的前途而打孩子糟糕。前者是自私无教养的表现，而后者是观念的问题，文化的问题。
对父母惩罚孩子理论的讨论必然涉及到了哲学领域。我们的讨论范围就绕不过惩罚犯人是否有效的命题。我告诉他，我历来都不认为劳教惩罚犯人会对任何犯人都有效。让犯人们过正常人的生活，要比惩罚更有效。惩罚他们的功能就是阻遏没有犯法的人，看到犯法的人遭受的惩罚而增加自律，是间接作用，是对别人的作用，而对已经犯了法的人正面效果无外乎让他知道犯法要受到惩罚以后就不会轻易犯法了。事实上，对于那些犯人出来后不继续犯法了，那是因为时间的缘故。犯法常常是社会问题的反应。时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对方已经不一样了，也就不会再次犯同样的法了。但如果是盗窃犯，放出来后还是要继续盗窃的，即所谓的“惯偷”。那些打架急了后杀了人逃跑了，更名改姓后过上了很好的日子后，比其他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因为他恐惧被抓到而身败名裂。要是当初把他抓捕归案，来个十五年徒刑，每天干繁重的活，吃糠咽菜，等出来后，远不如没有坐牢而逃跑的那位更守法，对社会贡献更大。对那些一时失足的罪犯，最好的办法就是破不了案，让他在另外一个对方默默地为社会做贡献，因为恐惧感使然。坐过牢放出来后，他的恐惧感没有了，破罐破摔的比较多。当然，破案率低是否会引发其他人也犯法而增加犯罪率，我不知道，说不定未必呢。我说这些，就是说让逃犯本人默默地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只是比喻，不是说要破坏法律的尊严，而是说这哲理就相当于不暴打犯了错的孩子更让孩子有正常的心理，而健全健康的心理能让孩子内心充满阳光，即使长大后没有所谓的出息，也是幸福的。
老庄不认同我这些“胡言乱语”，即使有道理也太超前。那我就只好说，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榜样，孩子就会有样学样。当父母的下班看电视，让孩子读书，这不公平；周末大人打牌打麻将，逼孩子读书，这没道理。尤其是当了官就耀武扬威，在孩子面前就对下属颐指气使，孩子也就在外面狗仗人势，流氓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很容易受到其他孩子的恭维巴结，等流氓性格养成后，父母打他也没什么效果了。
在老庄看来，孩子不严加管教是不可能成才的。我提出的“放养孩子，给孩子自由，尊重孩子个体的尊严”在他眼里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等将来我肩负起管教孩子的重任时会认同他的观点的。我反驳说，周恩来小时就不挨打，照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老庄针锋相对地说，毛泽东小时候遭老爹暴打，当了主席，比总理还高。当然，这些都是半开玩笑，因为个例没有任何意义，双方都可以举出一大堆。
也许他回国后对待儿子的教育方法有所改变，也许没有，但我后来对待孩子的方式绝对没有受到老庄理论的半点影响，我相信我跟他的争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道理很简单：棍棒底下出孝子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是新鲜东西。而挑战大家早已接受的理论，其震惊效果大得多。
最近美国耶鲁大学的虎妈事件搞得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因为虎妈理论挑战了西方大家都接受的文化。而事实上，25年前的老庄提出的教育孩子的观点和办法跟虎妈一模一样，只是老庄那时不是耶鲁大学教授也就没有如此大的能量在西方引起轰动，哪怕他写出英文文章。否则舆论界就先有“虎爸”后有“虎妈”了。
老庄不仅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也是一位有道德有志向有幽默感有人情味的人，我只是不承认是他老爹棍棒底下管教出来的结果，虽然他自己承认。
老庄回国前最后一次给我理发的时候，我俩的话题又回到了教育孩子上面了，他说等着我告诉他我终于认同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一天。他告诉我说：“到那一天，你一定写封信告诉我。”我答应了他。 从争论的激烈程度来看，似乎他态度有些变化了。
至于他回国后是否彻底改变了他的做法，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相信还是应该有影响的。我反复告诉他的是：小时候遭受暴打不是您成才的必要条件，绝不是可以传递给孩子的经验。也许是要分别了，他不再想跟我辩论了，但这个话题他一生无法彻底忘记。而我非常希望他改变观点，给孩子最大的自由，让孩子把家看成是温暖的天堂，而非父母看管的读书监牢。父母是朋友，不是监狱看守。电视不能看，游戏不能玩，那是监狱不是家。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值得回忆的童年时光。孩子上大学后，时时刻刻盼望着放假回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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