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现实本身敢于编造这样的故事：从金融系统副部级干部到阶下囚；从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到学术“水货”；从“交响乐”作品能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音乐家，还原为不过是“群众文化馆水平”。前证监会副主席、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的巨大转折，展示了生活本身跌宕起伏的强大力量，其多重身份下的自我膨胀和迷失，也成为我们这个大潮奔涌、急剧变革、泥沙俱下的时代光怪陆离的个缩影。
“双开”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9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签发逮捕令，以涉嫌受贿罪对王益实施逮捕。这意味着王益案已从党内违纪审查阶段进入到实质性的司法程序。
2月4日新华社报道，王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并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财经》杂志称，根据有关部门的内部通报，经王益本人供认确定的受贿金额达1000多万元。不过，有关具体案情和涉案金额，还需经司法机关的最终认定。
此时距离去年王益被“双规”过去了半年时间。
去年4月29日，手握数百亿资产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一跳殒命，社会震惊，与王益有关的传言也从小范围逐步扩大。
2008年2月至4月，王益的前任秘书孟涛、其弟王磊及与之来往甚密的深圳商人李涛相继被调查；同年4月，王益被有关部门监控，并被限制出境。魏东跳楼后有传言称，魏东死之前，王益和魏东均被请去谈话。
2008年5月6日，王益出席魏东的追悼会；2008年6月8日，王益出席在宁波召开的“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在飞机上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接受“双规”审查。
根据此前众多媒体报道，王益一案涉及几大问题：
其一：巨额贷款资金去向不明。对王益的审查始于此前的一次审计。2007年3月，王益曾批示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郑东新区建设。
经调查， 少林寺和嵩山中学只用了2亿多，其余23亿去向不明。王益的胞弟王磊曾从中不当收受6400万“高额财务顾问费”，并将其中的4000万元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
其二：秘书受贿。2008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第一任秘书孟涛因在河南的一笔贷款中受贿数万元被捕。
其三：太平洋证券上市。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上市，之后不久，一篇《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的上市》的文章揭开了冰山一角。
一般来说，公司上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满足新股发行的种种条件，比如连续3年盈利等等，通过证监会发审委审核批准进行IPO；或者借壳上市，借壳上市须得通过证监会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借壳上市的公司沿用原来壳公司的上市代码。
“没有3年连续盈利”不符合IPO基本条件、也没有沿用壳公司原上市代码因而不算借壳的太平洋证券，凭借着两个与上市无关的部门——证监会机构部和证监会办公厅的相关批复，史无前例离奇上市。
太平洋证券上市后，股东斩获约40倍的暴利，其股东身影中不乏王益亲属，如其弟王磊、其妹王薇。魏东哥哥魏锋参与的“明天系”亦在其中。
其四：扶植涌金系。魏东一跳，无人怀疑“涌金系”与王益之间的重大关联，外界目前仅有点滴信息，比如涌金系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涌金系目前已被发现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两个方面：在九芝堂重组、收购国金证券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另外，央视某“清纯型主持人”也牵扯其中，传李涛送其两套房子。
究竟王益违法事实具体如何，还要等检察机关起诉。
雄心勃勃和不甘寂寞
虽然有王雪冰、朱小华、张恩照等众多金融系统重量级高官犯罪在前，但国开行副行长王益涉案，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关注。
探其原因，大佬魏东纵身一跳以一条人命将此事影响急剧扩大；长期以来二级市场众多已经被习以为常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大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加之中央彻查券商借壳的传闻，使得媒体对此案穷追猛打。
王益自身的性格特点，也为这一案件增添了更丰富的戏剧冲突。金钱、权力、女色，几乎是每个腐败案共有的元素，但是王益身兼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大应用经济系博士生导师、有作品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的音乐家、年轻民营企业家的引路人等多重身份，及其性格中的多面性、不甘寂寞和自视过高，为此案增加了新鲜的话题。
根据媒体多方采写报道，王益嚣张、骄横、虚荣、放肆，有时炫耀自己的穿戴是某个顶级品牌的限量版，还曾经穿着西装短裤正式出场。一位金融系统高级官员对这些描写难以相信，他说，王益在他们面前穿着朴素平常，言语谦虚低调，但这显然不是王益真实或者唯一的一面。
王益少有雄心，少年在云南时，即指点江山，告诉别人“我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益在短暂留校担任助教之后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担任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在1985年11月至1992年9月总计7年的工作时间内，王益熟识了很多“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王益被调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年。从1995年开始，他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王益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期间，主管发行和基金业务。
在那一段中国证券市场的草莽年代，发行权刚刚从交易所收归证监会，基金行业则可以说是从王益手上起步，但这两个领域的混乱也是非同一般。
王益调离证监会之后的2000年，基金发生两件大事，嘉实振荡以及《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总理震怒，基金全行业彻底整改。2003年，同样是黑幕重重积怨已久的发审委，也进行了制度性变革。
王益在证监会副主席位置上并没有达到孜孜以求的主席职位，反而于1999年2月被调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从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到现在的千万巨贪，外界难以知道王益的内心以及外在的行为是从何时开始转变的，但调任国开行，王益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极其苦闷的王益越来越谋求对政治本位以外的其他角色的肯定。
一次王益请人吃饭，时间越拖越长，互相连带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王益作为绝对的主角和中心，非常享受这种“老大”的感觉。
平素王益喜欢与年轻的民营企业家结交，魏东与李涛即是已知的两个例子，他主动替他们指点道路，帮忙解困，王益的朋友圈子中少有国企老板，这是其交友一大特点。
脱离证监会副主席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调任其他相对冷清的工作岗位的，有现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等，高离开证监会后曾就任社保基金理事长。
但此前一帆风顺的王益的失落感是极其强烈的，在这种强烈的失落感中，王益逐渐失控了。
巴菲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小小的鞋扣行业做到垄断地位之后异常自信，认为自己完全具备在其他领域达到如此成就的能力，因此频频放肆地臧否他人、指点江山，这就是鞋扣理论。
在学者和音乐家这两个身份上，官员王益显示了性格中常人罕有的自信与自负。
接近王益的人不否认他的才能和才华，从其秘书身上也可见一斑，王益曾经用过的一名秘书是证监会有名的才子，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当得下来王益的秘书。”
调入国开行以后，王益“以前是搞证券的，突然进入银行业，按理说会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但王益很快就把他主抓的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弄得很透彻了”。
但是，如果说博士学位以及多年的实践经验，还多少给王益的教授头衔以一些真实分量，那么王益在“音乐家”角色下的演出，更像是一场场面宏大的闹剧。
据报道，1998年，毕业了14年的王益再次回到了北大，应邀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后来还担任首届EMBA班的班主任。
王益非常享受“著名教授”的身份，如果他出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常常提醒那些初次见面的人，王益的身份不仅是国开行的副行长，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随着光华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海归经济学家在这里授课，本科和硕士专业为历史、在职博士读了经济学的王益，经济学功力弱处越见显露，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感觉到，王益的学术角色是个“水货”，可是他依然自信，光华也给了他极高的待遇。
据王益自己说，2002年，和一群年轻人在青藏高原旅行，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突然激活了他埋藏已久的“音乐基因”。
他一路游走一路歌唱，在格尔木宾馆他唱出了处女作《未来我们相爱》；在布达拉宫旁唱出“祝酒颂歌从天降，卓玛妹妹教我放声歌唱”(《拉萨》)；在虎跳峡唱出“天上的白云绕着那山腰，地上的草原连着那天堂”(《神奇的香格里拉》)；在纳西古城唱出“古城的小桥遇见你，河边的客栈里爱上你”(《美丽的丽江》)。回到北京，王益又一口气唱出《奥运情怀》、《彩虹下的你》等7首歌，
也就是说，他70天创作了11首歌，成就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其后，王益向交响乐进军。《财经》杂志写道：用一位专业作曲家略带夸张的话来说，从单旋律简谱歌曲，到创作四乐章多声部五线谱交响乐，其中的差距，“并不比从猿进化到人的差别更小”。
2007年9月7日，王益署名词曲创作的《神州颂》在国交2007-2008音乐季开幕式上亮相，成为第一部非专业的国家乐团音乐季开幕作品。
2008年1月15日，由重庆力帆集团赞助、中国唱片总公司策划，《神州颂》甚至走出国门远赴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以“非专业”身份，“展示了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
2007年年中一篇《一样燕园情 共谱〈神州颂〉》的文章这样写道：
“2007年6月10日的夜晚，王益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接受着光华师生的欢呼。这天，中国交响乐团携他作曲填词的大型交响合唱《神州颂——献给正在复兴中的伟大祖国》来北大演出。……演出结束后，前几排几位光华校友中他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那势头绝不输于当下‘快乐男声’、‘好男儿’、新版红楼‘宝哥哥’的海选现场。”
文章说，王益对此报以“莫名的羞涩”和感激。
自负与吹捧一拍即合，难以分清在王益的自我膨胀和迷失中，谁该负主要责任。彼时的王益不明白，这些掌声和吹捧的去向，其实是他的官员身份，而非“音乐家”角色。
王益“双规”之后，《神州颂》巡演的最后几场悄然取消，曾经的“中国的《安魂曲》”还原为“群众文化馆水平”。昔日的赞誉就像烈日下的积雪一样消融殆尽，留下的几道污水更像是对过去的嘲讽。
王益的故事背后，令人不解的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舆论从此前一边倒的肉麻吹捧转为一片鞭挞，而舆论显然只是这个作用力链条的最末一环。
也许，只有在历史的远处，才能以清晰简练宏观的笔触解读这个时代下的这个故事，又或者历史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