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承诺，政府将用三到五年之内，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且向种地的农民提供补助。由于人民的企盼和政府的努力，农业税已经提前于2006年1月1日，提前成为历史了。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及时果断地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和规划。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支农会弄得好政策，那么农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什么态度呢？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否如想象中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活是否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呢？带着这种疑问和关切，也趁着春节返乡的好机会，我展开了调查……

我的家乡在豫北的一个农村。一马平川，沃野千里。我们县又是全国闻名的小麦亩产千斤县,黄河以北第一个亩产吨粮县,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也就是说，在河南省甚至在全国的范围内，我们县的种植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是比较优越的。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在建设新农村之时，农民的生产生活热情却是有了较大的提高，对中央惠农支农的政策也是由衷地感激和支持。对于这一点，虽然没有进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但是通过与数十位老乡们的交谈，上百位农民朋友的反馈，他们都认为，党中央关于免除农业税的决定和建设新农村的决策是英明的，及时的，得民心，顺民意的。

河南省是于2005年1月1日起结束中原地区长达2000多年的农业税的历史的。截至2007年1月1日已经两年了。按照这个逻辑，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和种地补助的发放，两年中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应该有了较大的提高，事实果真如此吗？了解到实际情况之后，我的那份自信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本人能力有限，时间不足，财力不济，未能进行大范围的系统的调查，因此，在我们镇选了四个村庄进行调查。共选取了40个调查对象。调查以访谈的形式为主，访谈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一、对国家免除农业税的政策的态度，二、免除农业税前所承担的赋税情况，三、农业税免除后，农民种地受益的变化情况。

经调查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100%的农民支持国家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并认为给农民带来了实惠。而且70%的农民认为免除农业税前所承担的赋税（包括村提留、乡提留、农业税等）很重，25%的农民认为比较重，5%的农民认为一般或者无所谓。但是闻其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农业税免除后，农民种地受益的变化情况时，90%的农民认为免除农业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引起收入哪怕是相对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免除农业税并没有造成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那是为什么呢？是乡镇基层政府或村里的乱收费、乱摊派依然如故？还是给农民种地的补助没有送到农民的手中？

不是！都不是！我的老乡们否定了这种看法，这样的回答让我增加了几丝喜悦和欣慰，至少不是因为基层的胡作非为、吃拿卡要造成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减少。

那么是农民买到了假种子，假化肥，造成了大面积的减产？还是天公不作美，由于气候原因，造成了减产歉收？

乡亲们同样否定了我的看法，这两年我们那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卖假种子假农药的坑农事件，气候不太好倒是有，麦子拔苗期的干旱，玉米扬花时节的阴雨天气，确实造成了一定减产，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一方面我们县的水利设施还是比较便利的，普通的旱情完全可以通过灌溉来解决，而且随着这几年雨水的普遍减少，基本上年年都要靠灌溉。另一方面由于玉米种植期的不同，受到天气影响的比例不大。

既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农民种地收入的基本不变甚至减少呢？

是农业生产物资价格的暴涨！

种植业作为一种产业，也有类似于其他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种植小麦玉米的投入主要集中在耕作、种子、农药、化肥以及人工费用等方面。其中人工费用只是理论上的，这样的投入即农民自身的劳动投入（我们那里的小农耕作不会雇用他人，若劳动力不够，也是找亲戚朋友帮忙，不计酬）。

上文已经提到，河南省已经在2005年1月1日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下面我们把废除农业税的前一年2004年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与2005年、2007年的投入做个对比。由于农资的价格一年内浮动较大，这些数据表示的农业投入为平均数或约数。

不考虑农业税、提留款等缴纳款项，2004年的总投入为540.5元，2005年的总投入为629.25元，2006年的总投入为773．75元， 即2005年的总投入比2004年增加了16.42%，2006年的总投入比2005年增加了22.96%,比2004年增长了43.15%.也就是说两年期间，农业的生产成本上涨了将近一半。若考虑了农业税、提留款等缴纳款项，2004年的总投入为603.42元，2005年的总投入比2004年增加了4.28%,2006年的总投入比2005年增加了22.96%,比2004年增长了28.23%。

其中耕作投入方面2006年比2004年提高了44.14%；种子投入方面，2006年比2004年提高了74.04%；农药投入方面，2006年比2004年提高了27.03%；化肥投入方面，2006年比2004年提高了41.95%。

那么农民种地收入又是怎样的呢？

近三年来小麦的平均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其产量也较稳定，因此种植小麦所带来的收益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2005年玉米价格与2004年相比，也没有什么较大变化，2006年玉米价格与2005年相比，却发生了家大的变化，同比增长了12.70%,同时也遭遇了比较严重的减产。相比于2005年减产了11.11%.玉米价格的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引起的，但是在我们镇甚至我们县的微观环境中，价格的上升与我们县玉米的普遍减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如果2006年的产量达到450千克，价格应该就不会有这么高了，这样总的收益也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总的来说，由表一可见，三年来，农民的种地收益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不考虑农业税费和2005年、2006年的补助，2004年种地的净收益（不包括种植其他如花生、芝麻等少量农作物的收益）为777.5元，2005年的净收益为687.75元，2006年的净收益为544.25元，即2005年净收益比2004年下降11.54%,2006年净收益比2005年下降20.87%,比2004年下降30.00%。
 
如果考虑农业税费和2005年、2006年的补助，2004年种地的净收益（不包括种植其他如花生、芝麻等少量基本不参与市场交换的农作物的微弱收益）为714.58元，2005年的净收益为702.75元，2006年的净收益为559.25元，即2005年净收益比2004年下降1.65%,2006年净收益比2005年下降20.42%,比2004年下降21.74%。也就是说，虽然国家英明果断的取消了农业税，并且提供了补贴，但是两年下来，由于农业物资价格的暴涨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农民的种植粮食的收入反而降低了21.74%。

前面已经说道，我们县是亩产吨粮县,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这样亩产千斤的产量在全国也算较高的了，因此，在一般小麦亩产300公斤的地区，种地的收入也就更微不足道了。

显然，这还不考虑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如果再算上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那么农民可以用来通过买卖粮食进行商品交换而获得的粮食收入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一是没有考虑三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如果再考虑通货膨胀率，由于近几年物价上涨较快，农民实质上的可比的种地收入就更低了。

现在答案找到了。第一，农业税的免除得到农民朋友的支持和拥护，第二，免除农业税并没有实质上减轻农民的负担，第三，农民种地收入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暴涨。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农资价格的暴涨呢？我们应当怎么应对呢？

限于篇幅，也限于能力和精力，我们不可能对农资价格暴涨原因作详尽的全面地分析。因此在此我们仅作简要分析。

一、石油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化肥价格、耕作成本的上涨。据了解，我国化肥企业的主要产品是氮肥，而尿素作为氮肥的主流品种，其生产原料以煤、油和天然气为主。煤在尿素原料成本中占近70%，无烟煤则占小型企业原料成本的80%。但近些年，油、煤和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涨。这极大冲击了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等生产企业。化肥生产企业承担的成本压力，很自然的会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同样的，农业耕作的机械化操作，使得以汽油、机油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增加了很大的变动成本，这部分成本也不可避免的要求使用这些农业机械的农民承担。

二、由于我国对世界的承诺，将逐步允许外商进入农资市场，政府对化肥企业给予的气价、电价、铁路运价、免增值税等优惠措施也会逐步取消，生产化肥的成本也会相应的提高。

三、GDP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也就促进了物价总水平的提高。物价总水平提高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也是显著的，无论是种子农药还是花费都受到物价总水平的影响。

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对种地农民的种地补贴，现在每亩地15元的补助，对于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也可以通过农业物资的直接补助和技术支持，这样既降低了价格又降低了市场化运作的风险。

二、培养熟悉WTO和世界其他组织或贸易公司的规则，规避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巧妙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本国弱势的产业，通过进口限额、直接或间接补贴方式保护我国弱势的农业。

三、进一步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威胁或潜在威胁，特别是农业物资领域的通货膨胀，加强对农业物资的监管力度，防止哄抬物价、弃农坑农事件的发生。适当增加对农业加工企业和农资生产企业的支持和监管，既要保证农资的质量又要保证农资供给的有序和稳定。

四、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产品尽量不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怪状，如采取保护价收购，以保证农民的种地的热情，也促进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或者成立专门的农业保护基金专门支持或补助突发状况引起的农产品降价和减产。
五、合理的引导农民从事合适的农业生产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既吸纳了农村广大闲散劳动力也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

我所调查的范围仅限于一个乡镇的几个村，调查的四十个样本根本不能放大到整个国家，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说明的。第一，我们镇的情况绝对不是个例，在全县、全省甚至全国的范围内必定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的出现。第二，我们充分相信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心和诚意。但是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是仅仅依靠免税和微弱的补助就能解决的，这也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切实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种地的热情，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保证社会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建设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