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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ayofflying 于 2011-05-15 20:46:49
从历代人口政策谈中国可以在未来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
摘要：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中国历代精英，包括近现代的康熙和毛泽东等伟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安排和设计，你就会感叹：中华民族真是个生命力极其强悍的民族。中华民族对人口政策的重视和精心把握，将可以保证中国能够在未来可能的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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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
自从中国古代起，中国的政治精英就非常重视人口增殖对文明的传承作用。不得不说，中国成为人口大国是自古以来的历代精英精心设计的结果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瘟疫、疾病、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常使得人口剧减。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并且充满风险。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先后灭绝。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这种本领得到强化，就是生育文化。现在幸存的民族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中华生育文化可以归纳成两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维持社会道德（看看现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低生育率就知道为什么“万恶淫为首”）。因此中华生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性”指的是“万恶淫为首”。
1、百善孝为先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标志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2、养老。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因此孔子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因此子孙的“孝”既有回报，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现在中国比较滑稽的是，教堂比宗庙、祠堂多；信上帝是宗教自由，为什么信祖宗就不能自由？）。从心理学角度看，“孝”是驱动人们生育的动机力量。因此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养主人，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是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精神愉悦都托付给了儿子。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歧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
其实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类各民族family security系统的核心，而family security系统的确立使得人类走向文明。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现在西方国家由于social 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观念降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孝”只是中华文化特有（其实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其实几十年前欧洲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
《论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换句话说，慎终追远讲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那么慎终追远之后，为何民德就可以归厚了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不讲回报的，是心甘情愿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无限的心血和爱意，人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但是这种“孝”并不是动物本能（至少本能性不强），需要经过不断地培养、成长、扩展，最会形成了一个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学者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将“孝”作为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国家庭结构被计划生育政策所破坏，预示着今后道德的沦丧（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本来应该用来养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厅、酒吧、牌桌上，社会道德能好吗？）。几千年来“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因为意味着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竟然无所谓了。“以德治国”必须以恢复家庭结构为前提。
２、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娶妻；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按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 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多子多福），并且要使父母过早去世，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能够将弟妹抚养成人；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对晚育更有利于优生。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过了这个时候再不结婚，可能会因为性饥渴的原因出现社会问题。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剧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
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一直在流传，其实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倒是不可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现在西方国家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在鼓励生育，但其政策力度还不如2500年前的中国越国。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象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越王勾践 “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 。现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这种婚姻法。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现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日本妇女还有一半的人到33岁还没有生育过孩子。
勾践并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之，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西方国家还做不到生小孩免费医疗的，还得靠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保险外自己还得掏钱，比如日本生孩子时保险会给30万日元的补贴，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费用为41万日元，加上怀孕期15次的孕妇健康检查，还有婴儿用品和孕妇服，所有费用加起来平均为60万日元。
勾践尤其是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一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一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负担其中一个的抚育费。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养他们的孩子。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二壶酒和一条狗、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这个奖励分量相当于一个家庭至少两个月的收入（美国2005年家庭中间收入4.6万美元，要达到越王勾践的奖励强度，得奖励7、8千美元才行，但是现在美国生育一个孩子只有1000美元返税；日本家庭收入600万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补贴2006年增加后也不到40万日元）。对于生育双胞胎的，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担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的，对于生育三胞胎的，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提供免费保姆的。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447．8万日元，二年徭役意味着给国家贡献986万日元。日本政府现行政策只给每个家庭区区40万日元，要是依照汉高帝那种鼓励政策，得给986万，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抚养费（日本养一个小孩从小到大要花3000万日元）。现在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要培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至少需要100万美元，其中包括至少80万美元工资收入方面的损失，而政府虽然实施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税收政策，但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跟抚养孩子所需的成本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现在赞助媒婆，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晋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国家包办。日本要是采纳中国西晋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会被吓死。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粤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降低单身率作为政绩考核的。可见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现在西方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一方面气魄不够，另一方面还太小气。以西方国家目前这种不痛不痒的鼓励措施，难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并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们精心策划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精英们设计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古代皇帝是世袭制，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需要笼络一批深谋远虑之士，思考国家的持续发展，并且当时人们敬天畏神，考虑问题得对的住良心，怕死后受到惩罚，因此能够建立起能够沿用几千年的制度。周朝的礼仪制度、儒家学说、秦始皇的郡县制度是确保中国在文化上和领土上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在西方政府是任期制或者选举制，并且宗教在衰败，礼崩乐坏，丧失了道义的节制，又不惧怕死后的惩罚，政府领袖只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只要几年、几十年内不出问题就行，得过则过，这也是日本等国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有些民族同化了上千年，至今没有同化过来）。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蛮族化，没有像拜占延那样突厥化，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杂化。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再也没有复兴过来；中国晋代五胡乱华，但是后面隋文帝凭借众多的汉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摘自http://www.dajun.com.cn/shengyuwt.htm
毛泽东的人口政策
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即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主要是寿命延长，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同期人口从5.5亿增加到10亿。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趋势（从19世纪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
人口对于文明和民族延续的重要性
综观几千年中国人口发展史可见，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曲线波动规律，有三个明显的现象： 第一，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二，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1840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三，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即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2000—3000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没有超过6000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1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1亿多猛增到4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二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一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别是下跌情况，从夏代起中国约4000年的人口变动曲线上有14个波谷： （1）夏末商初，人口下跌，跌幅不详。（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后期减少近四成。（3）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人口约损耗一半。（4）西汉末年，人口减少近五成。（5）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高达65％，实为空前绝后。（6）十六国时期，人口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7）隋末唐初，人口约减少1／3。（8）“安史之乱”，人口在短时期内剧减二至三成。（9）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达三成。（10）“靖康之难”，人口损耗达三成。（11）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12）元末明初，人口减少1／4。（13）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14）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人口约减少1／5。
以上14个波谷都是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造成的，至于由局部原因造成的小波动数量就更多了。尽管由于天灾、战乱、瘟疫等原因，中国历史上人口曾经许多次急剧下降过，幅度最大的时候高达65%，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即使经历这样大的人口损失，中华民族仍然平安的得以繁衍下来。同时，也是因为人口基数大，外民族很难从根本上消灭中华文明存在的载体，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奉行中华文明的人口，即使武力征服了中国，由于人口对比悬殊，也只能是在文化政策上进行妥协，容忍中华文明继续存在，最终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翻身，重新控制中原。这跟其他因为战乱而消亡的许多古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57年，毛泽东曾在苏联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人好战的佐证。但是实际上，这再次凸显了中国的人口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众多，所以是经得起巨大的灾难、战乱和疾病带来的急剧的消耗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打。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核战争中能够幸存下来的人口太少，以至于基本上承载不了人类现有的文明成果。这句话对于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来说，很可能是真的。对于其他人口不超过3亿的国家来说，很可能也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国家经不起太大的灾难，假如未来的世界大战人口损失太大，幸存下来的不到5%，或者更悲观的说不到3%，那么这些国家所代表的文明基本上确实是很难延续下来了。恐怕大部分的文明成果都因为人口太稀少，专业人员所剩无几，而无法读懂和传授。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就不是如此。即使中国只剩下几千万人口，仍然跟今天的法国、英国、德国相当，仍然可以支撑起一个文明国家，就像法国、英国、德国今天做的那样。当然这个文明，肯定是中华文明。
附录：中国历代人口波动时间表
统计年份 帝王纪年 人口数 背景说明
前215年 秦始皇在位 约1000万人 全国统一后的估算数
前202年 汉高祖登基之初 约800万人 秦末与楚汉相争后的人数
公元2年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5959万4978口 第一项全国性人口登录总数
公元57年 东汉光武中元二年 2100万7820口 新莽以后人口损失惨重
157年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 5648万6856口 东汉末年的人口总数
280年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1616万3863口 三国时人口损失惨重
609年 隋炀帝大业五年 4601万9956口 人口复原势头很明显
639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1235万1681口 隋末动乱
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5097万5543口 唐极盛时人口
760年 唐肃宗乾元三年 1699万0386口 安史之乱后惊人锐减
1110年 北宋徽宗大观四年 4673万4784口 北宋最高登录数（不含金）
1264年 南宋理宗景定五年 1302万6532口 宋将灭亡，元人南进
1291年 元世祖至元二八年 5951万9727口 统一中国后人口
1403年 明成祖永乐元年 6659万8337口 明初人口统计数
1562年 明嘉靖四十一年 6365万4248口 明代人口持平数
1656年 清顺治十三年 1541万2776（丁口） 清入关后统计丁口数
1721年 康熙六一年 2576万3498（丁口） 康熙五十二年摊丁入亩
1743年 乾隆八年 1亿6445万4416口 高增长，破1.6亿关
1762年 乾隆二七年 2亿0047万2461口 破两亿大关
1790年 乾隆五五年 3亿0148万7115口 破三亿大关
1809年 嘉庆十四年 3亿5290万0024口 超过三亿五千万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4亿0100万8574口 清高峰期，破四亿大关
1915年 中华民国 4亿6000万0000人 人口众多
1955年 解放初期 5亿0000万0000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2005年 改革开放后 13亿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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