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义工》(书摘)
文章来源: 武生2008-03-05 06:37:23

  《性义工》(书摘)
  作者/河合香织 译者/郭玉梅

  序:也是一种社会基础建设
  文/郝明义
  我第一次知道有专门对身障者提供性爱服务工作这回事,是看《铁肺人生》这部纪录片(Breathing Lessons)。
  这部电影是一位美国华人虞琳敏(Jessica YU)导演的,得了199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片子让我见识了美国社会如何在八十年代,就重视对待“身障”的文化──其中包涵了硬体与软体的文化──设计了各种可以让身障者“自在”地生活的环境。
  《铁肺人生》纪录的,是一位极为严重的小儿麻痹症患者马克。奥布莱思(MARK O'BRIEN)。小儿麻痹症的患者,都有脊椎受损而扭曲变形的问题,但马克的脊椎严重扭曲变形到难以自行呼吸,必须置身于一个圆桶形的“铁肺”才能生存。
  马克如此自述,“多数这类病人的情况并不太严重,可是有些人,比如我的情况就很特殊,事实上已经严重到了四肢瘫痪,离开这个机器就无法独立呼吸的程度。我可以离开它一小时左右,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在铁肺里度过的。”
  但是马克这位躺在“铁肺”里的人,却就读柏克莱大学,利用电动轮床(因为他坐不起来没法坐轮椅)就可以自行活动的校园环境,完成了他的学业,进而在毕业之后,成了记者兼诗人。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在八十年代就有Sex Surrogate(性辅导师),可以帮助马克面对他对性的焦虑与问题。“性辅导师”都受过特别训练,经过心理医师的“处方”后,可以为重度“身障”的人进行包括性交在内的服务,但以八次为限──以免和被辅导者产生感情纠葛。
  看过电影后,我上网想了解进一步的资料,查到马克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见性辅导师的经验>(On Seeing a Sex Surrogate)。那篇文章很仔细地描述了他如何透过按次收费的性辅导师,有了生平第一次和女性裸裎相见的机会,又如何在历经四次之后,才终于真正体会到性交。身障严重如他者,在这个过程里的心理,以及一位性辅导师的工作内容,都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
  不论马克本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心情如何波涛起伏,光是看美国社会能为“身障”者设想得如此周到,不仅可以让他有便利的环境完成学业,还有“性辅导师”的设计,不能不由衷佩服。
  马克在《铁肺人生》里还说了一句话,也让我学到很多。
  他说:"Disabled" doesn't mean "Handicapped".("Disabled" 并不等同"Handicapped")
  "Disabled"和"Handicapped"在英语世界里都蛮常见的,即使我自己也是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以前也没有注意其中的差别。听了马克的话,查了一下字典(剑桥大学在网路上的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发现大有不同。
  "Disabled"指的是“欠缺某种肢体能力”。"Handicapped"指的是“经由先天、意外或疾病而导致的一种心理或生理情况,因这种情况而使得日常起居要比没有这种情况的人困难一些。”
  换言之,"Disabled"只是一种事实陈述,陈述“欠缺某种肢体能力”;"Handicapped"则强调“日常起居要……困难一些”。
  在台湾,"Disabled"和"Handicapped",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一律翻译为“残障”这种说法。但是即使生活重度不便,必须以“铁肺”为生的马克,还这么注重"Disabled"和"Handicapped" 的差异,主张"Disabled" 并不等同"Handicapped",值得我们注意。
  是的,"Disabled"也许相当于"Handicapped",也许不是。其中的差异,就是看一个社会为Disabled的人设计、准备的工作、生活环境,基础建设,究竟如何。如果这个社会环境与基础建设,可以让一个即使是"Disabled"的人也可以很方便地工作、生活,那么他就可以离"Handicapped"远一些;否则,当然"Disabled"也就等同于"Handicapped"了。
  回头再看看我们的社会。记得三十多年前刚来台湾的时候,还很多人把英文里的"Disabled"或"Handicapped",都叫成“残废”。今天,法定的称呼虽然改为“身心障碍者”,但是一般最普及使用的说法,却还是“残障”。至于如何区分"Disabled"与"Handicapped"之意义的差别,当然就更不是我们注意范围所及的了。
  这么看,也就知道《性义工》这本书里所记录的人与事,到底是什么意义了。
  其实,不过是在记录日本和荷兰两个社会里,有一些人在帮助Disabled的人,提供他们一些服务,让他们在性生活上不致于直接等同于Handicapped。如同书里所提到的,一般人也许不会想到,“残障者”怎么也有性的需求与能力,但马克的话让我想到,很有趣也很讽刺地,正是在性这件事情上,才真正可以说明"Disabled" doesn't mean "Handicapped."的道理。
  是啊,欠缺某种肢体能力,怎么能等同于说他/她在性生活上一定困难呢?在性生活上有障碍,但是却毫不欠缺肢体能力的例子,可是所在多有。
  《性义工》里的人,许多并不是马克所谈到的“性辅导师”,然而不论是完全做义工的家庭主妇,或专门为身障者所服务的性工作者,都是在为肢体上Disabled的人,提供一种社会的基础建设,让他们的生活尽量免于Handicapped。这种基础建设,和建筑物的阶梯旁需要架一个坡道,大楼里需要有轮椅方便进出的洗手间,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看这本书也可以感受到,即使在日本和荷兰,这些性义工或收费服务者,仍然遭遇到的庞大压力。但也就因为压力大,所以又特别让人感受到这件事情应该是属社会的基础建设──否则,荷兰也不会有三十六个市政府为Disabled的人一个月支付三次性爱费用的社会福利了。
  当然,在台湾,连我们引以为傲的世界最高楼一○一大楼,都没有方便轮椅进出的洗手间(到2007年11月的现况),要谈这些社会的基础建设,毕竟太远了。
  也因为太远,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来介绍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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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拚了命也要做爱--拿掉氧气瓶的时候

  四周漂散着消毒水的味道,在这十个榻榻米大的屋子里,前面是木质地板,最里面大约铺着三个榻榻米,有在一般办公室常看到的灰色柜子,上面放了一只尿瓶。
  竹田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十年,他事先准备了一个字盘(译注:字盘是一种可以按下日文字母,一字一字组合成句子的表达工具),把他想说的话都打在字盘上。
  〈虽然我的手脚不能动 但是只要我还有男人该有的欲望 只要在经济许可的范围内 做这种事可以让我纾解压力 让我抱持希望活下去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
  竹田先生无法发出声音。
  他曾经接受过三次气切,喉咙开了一个洞,由这里吸入氧气,而且每隔一个半小时就必须抽痰与更换氧气瓶,这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想说话的时候,也只能听到嘘-嘘-的喘气声。
  我曾经数次把脸凑近想听出他说什么,却完全听不懂。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利用轮椅上的字盘来进行对话。但是,他的手完全不听使唤,一直不停抖动,很难正确指到他想表达的字母,甚至光是把手指指向字盘上的一个字母,就必须耗费数分钟,所以,要凑成一段文章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不过,我还是决定要从竹田先生的一字一句当中,“听听”看他的性爱经验。
  竹田先生五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和女性做爱。当时他徘徊在红灯区的小巷,问过十五家色情店遭拒之后,到了第十六家终于有人肯接纳他。根据竹田先生的说法,他不希望自己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女性,这样会让他含恨而死,所以,才央请疗养院的职员带他逛色情店。
  接待他的是一位年约二十四岁的女子,第一次亲眼目睹女性身体,竹田先生只能用“美丽”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对方看到他的身体时,一开始是露出害怕扭曲的神情,紧接着转变成哀怨的眼神。当时,竹田先生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让他钻进去,他后悔得想“拔腿就跑”,但是又怕对不起偷偷带他出来尝鲜的工作人员,最后只好让这件事继续往下发展──。
  “第一次做爱的感觉是什么?”我问。
  字盘上出现他的回答。
  “她……肯……让我……放进去(性器官)……其实是同情……”就在此时,竹田先生的脸上呈现出扭曲的表情。
  他进去的这家店,店名是Fashion Health,本来是以性爱按摩为主,并不提供性交服务。但是,据说这名女子同情他是身心障碍,所以同意让他把阳具插入她的体内。竹田先生虽然觉得耻辱,却抗拒不了初次接触女性身体的诱惑,因为这让他回忆起年幼时期被母亲背在背上的温馨感觉。
  现在,竹田从政府补助的残障津贴当中省吃俭用,每到过年或生日,他就会前往吉原的土耳其浴,让自己“快乐”一下。
  对于整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随侍在侧的两支氧气瓶,竹田先生也决定在这宝贵的时间当中,暂时取下。因为在两小时的“做爱期间”,这两支氧气瓶实在碍手碍脚。
  “呼吸……很痛……苦……但是……像孩子一样……搓弄大奶……很爽……”
  “这样可能会死掉的!”我说。
  “那就算了……做爱……才是最重要的……不能……丢掉……生活的根本……”
  竹田芳藏出生于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出生就罹患新生儿黄疸,并被诊断出脑性麻痹。从小就手脚残障,上面有一个姊姊、一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儿子。当他在母亲肚里九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竹田先生的人生是由战争揭开序幕,因为昭和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们全家跟随姨妈迁往中国大连。竹田一家一抵达大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数百人在滂沱大雨中挤在马路上动弹不得。就在那个月,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从此就是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
  竹田残障的身躯,让他无法到学校上课,他是靠着哥哥姊姊的课本,自己苦读识字。当时,全日本只有一间专为身心障碍者所开设的专门学校,所以,身心障碍者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少之又少。更何况,当时还传出骇人听闻的消息,听说一群军人占领了那所学校,而且还在学校里面遍撒剧毒氰酸钾。
  在那个不工作就没有吃饭权利的时代,更没有人会关心到身心障碍者的立场了!
  在大连落脚后的第四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立刻掀起漫天战火。竹田先生的哥哥被编入距离大连大约七个小时车程的奉天部队,最后战死在南方。竹田先生永远忘不了的是,哥哥在出征前一天,找他一起洗澡。
  “我要帮你好好洗干净,因为明天就要分开了!”哥哥说。
  竹田先生从未见过父亲一面,所以,他一直把哥哥当做父亲看待。后来,战争结束了。那一天,蓝天横跨整个大连,热得让人几乎中暑,但是,更让人害怕的还在后面。
  “苏联攻打过来了!”
  “他们专杀女人和孩子!”
  “男人全会被带去西伯利亚!”
  总之,满天飞窜的谣言让人心惊胆战,许多女人纷纷理一个大光头,希望能藉此避难。侵略者也入侵竹田家,把全家家当和哥哥的遗物全部一扫而光,行动不方便的竹田先生当时也深怕自己将遇害。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一月,竹田先生和母亲、姊姊三个人,终于可以离开大连。出发当天,他们手提行李走到屋外,发现外面是一片雪茫茫的银色世界。据竹田说,冬天的大连气温通常会降到零下十度到十五度。
  他被母亲背在背后,双脚冻到发红,走到集合的小学时,现场已经聚集二千人以上,然后又从学校走了五公里,抵达一处仓库,在这里苦等五天,终于可以登船。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只有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高度也只有一公尺左右,实在容纳不下他们三个人和三个大行李,所以,他们只好轮流睡觉。航行途中,许多幼童不耐长途奔波而死,也只能草草收拾采取水葬。经过五天的航行,船只终于抵达日本的佐世保,第二天清晨,两艘小船前来迎接。
  “各位撤退的同胞们,这段期间辛苦您们了。”
  当船上传来一阵女性的广播声时,从船上的各个角落纷纷传出啜泣声。不久之后,船上的行李被撒上大量DDT白粉,据说是消毒用的。
  后来,竹田一家人辗转住过几处暂时收容所,最后住进分配到的“东京撤退者国宅”。这是一处窄小的公寓,没有榻榻米,也照不到阳光。竹田无法外出,整天都待在暗无天日的小屋里。
  在东京住了七年,某一天,竹田突然发现母亲头上窜出许多白发,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离开家里。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先住进东京小平医院,二十四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为了恢复身体机能,他接受过九次手术,并且换住过多间医院和身心障碍医疗中心,甚至曾经因为严重肋膜炎而开刀,也曾经因为咯血而住进肺结核专门医院。一九九0年,终于因为接受气切(切开气管)而失声。有一段时间,他曾对他的残障人生感到极度绝望而整天酗酒。
  他在这个身心障碍医疗中心已经住了将近三十年,母亲死于四十年前,生前曾经对他说过:“身心障碍者没有恋爱的权利!”
  唯一的亲姊姊现在居住在千叶县的老人之家。 即使是上色情店,竹田也无法独自成行,有几位免费义工愿意带他去。佐藤英男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竹田居住的身心障碍疗养院的社工人员,今年四十五岁,有个和蔼可亲的圆鼻头。
  带竹田外出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佐藤却很不以为然。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当然必须由我负全责,但是,为什么我还愿意这么做呢?因为这件事让我感到快乐。这些对自己毫无自信的身心障碍者,在走出那道门之后,个个都显得神采飞扬,光是看到他们的表情,就让我非常感动。”佐藤说。
  他不仅要帮助身心障碍者在色情店移动身子,还必须帮他们脱衣、洗澡,在身心障碍者“做爱”的期间,他就在会客室等,等到完事之后,才把他们带回去。由于每一个“做爱的动作”都相当耗费时间,所以,通常必须花费较高的费用。
  有时候,佐藤甚至必须充当身心障碍者的“手”,帮助他们手淫。
  “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当我帮助身心障碍者手淫时,有时候现场也会有其他人,所以,其实也没什么。”
  我一直认为,男人帮助男人手淫,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但是,佐藤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可以说是小事一桩。”佐藤说。
  或许是因为佐藤先生对这种事抱持自然的态度吧!许多身心障碍者遇到开不了口的性爱问题时,他们都会找佐藤咨商。
  不过竹田愿意让佐藤带他到色情店,却不会开口请佐藤帮他手淫。这是为什么呢?
  竹田先生曾经在录影带中说过一句话: “接受他人的看护与协助,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屈辱,不过,我会忍耐,因为那是为了活下去……”

  (书名:《性义工-第一部探讨身心障碍者“性”的真实故事》。原载台湾《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