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识于52年前，离开学校47年了，有些见过，有些没见到过。那时只有24，5岁，现在已经70左右了，我们班45个人，已经有9位过世了。这次回去正好赶上农大110年校庆，18位同学从13个省市聚集北京，大家欢喜快乐，也为生病有事不能来的感到惋惜，北京的同学还做东请我们大吃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参加了校庆。

我们是63年入学考入园艺系，分到蔬菜专业，当时想我冲着米丘林大苹果考的农大，怎么学种菜了？64年开春到涿县农场半农半读，下半年回校上课，冬天到北岸河粗线条四清，65年秋东在那里参加四清，六六年文革开始大家都回北京了。这栋楼是新建的，就在大门右边。

学校已经大变样了，只有8个学生宿舍楼还在，我们住的5号楼一楼前面的灌木都砍光了，当年文革时，有一位同学因为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给她父亲平反，被同学毒打，从五楼跳下来，因为这排灌木，没有摔死，反而又被批判毒大，说她假自杀。

这是我们的五号楼。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就是在六号楼摔下来的。现在农大有校史馆，不知道有没有文革的记载。

下午我们没有去参加学校的大会，在园艺楼借了一个会议室，大家畅所欲言，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有的同学才说出来，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到了生命的后期，希望说出来就忘掉吧，否则自己气了大半辈子不合算。

晚上，一位同学和她爱人招待我们去红螺山庄小住，参观了APEK会场，旭日东升宾馆和雁栖湖，昔日的穷山沟，现在完全改了模样，公路边都种着花，干净漂亮，这十二亿花出效果来了。

旭日东升宾馆白天黑夜

早餐太丰盛了，我爱喝疙瘩汤，团子，五谷杂粮，愉快之极。

18号下午把同学们分别送走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了。

在上海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那里的同学，她本来准备来北京的，结果摔了一跤，腰摔坏了，真不巧，不过总算见了一面，最小的她也68岁了，毕业后分到贵州最穷的县，老了跟着孩子回到上海，没有和我们欢聚北京，真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