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香港闹腾得利害，让毗邻香港的深圳人也寝食难安忧心忡忡。

我的家人群里也在讨论香港游行的问题，老婶转发了
《港儿，你亲妈到底欠你什么，八问香港？！》；堂妹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经过香港机场，拍摄了亲眼目睹的视频；侄儿从年轻人的角度也转发了一个视频。事情是复杂的，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对整个事件的侧重点的取舍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缺乏诚信的社会，所谓的新闻也是真假难辨，所以吃瓜群众不能轻信冲动，要看各方的观点，还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堂妹的公公婆婆居住在香港，她说：“我跟家公也讨论这个问题，他说香港年轻人支持港独的确实很多，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英国的教育，生活的环境也很西化，供职的公司也是外国人的，关于中国平时听到的看到的也是负面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思想意识会有很多问题，我觉得我家公说的很诚恳也很客观。”

我说：“香港的青年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失去了优越感，所以要闹革命。这么热的天气，天天在折腾，还是年轻气盛，给我钱都不愿意去。”

老婶激动地说：“不要那么担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外国人的香港。那些坏蛋不想做人，有本事最好尽快离开中国的土地，免得扰乱社会扰乱人心扰乱老百姓安定安稳的生活。相信大多数爱国人民，爱国同胞爱国华桥都会站在人民一边。那些败类也不怕外国人笑他，心甘情愿被人当枪使。”

堂妹向来喜欢调侃老婶：“老妈的政治觉悟很高，不是党员更胜于党员，看到那么多香港人不爱国、闹独立很愤慨，这次事件让我们看到原来希望港独的并不是少数人，而是很大的社会隐患，香港的动乱可能要持续挺长一段时间。”

我唯恐天下不乱，又扇风点了一把火：“中国人有做汉奸的潜质，他们这么卖力游行就是为了主子，多捞一点政治资本，好早日移居海外。”

我这话可能比较犀利，一直没有发言的老叔终于发言了，他说：“我们知道得不多，不宜深入讨论，敏感的话少说。请家人自重。有共产党当权，大家放心吧！”

老叔经历过因言获罪的年代，他一生从政，但对政治话题非常慎重。

香港，曾经的东方明珠，是大陆人，特别是深圳人向往的天堂。八、九十年代，广东一带的女子以嫁给香港人而庆幸自豪，在深圳有姿色的打工妹也心甘情愿地被香港老板包养。只因为香港人有钱，大陆人穷。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被外国人瞧不起，但被香港人深深地鄙视了。刚来英国的时候去唐人街的中餐馆打工，经理、领班都是香港人，员工也几乎是香港人，因为我从未接触过这个行业，甚至很少在餐馆吃饭，虽然香港人说餐馆工都是眼见的功夫，但我还是笨手笨脚的，学得很慢。领班天天对我没有好脸色，一看见我摆错了碗碟就一脸的鄙视破口大骂：“你以为是在大陆哦，做又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

二十年过去了，那个香港领班还在为别人打工，只是换了一间餐馆，一次去餐馆吃饭偶然发现的。那时的他瞧不起大陆人，因为中国贫穷落后，现在他接待来吃饭的中国留学生可热情周到了。有钱就是爷，香港人特别的世故。

看窦文涛的谈话节目“圆桌派”，听梁家辉说香港人特别的崇洋媚外，在香港办事如果你说英文，办事员会特别的友好热情。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有一次我们回深圳在香港住了两天，在金铺用英镑买金手链，受到的待遇是帝王级别的，别人羡慕的眼神都让我觉得不好意思。

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让香港人失去了优越感，大部分人都能坦然面对接受现实，在英国的香港人也学起了国语，虽然港式普通话的味道很浓，但已经不排斥了。

用福建人的段子来说，二十年前去餐馆找工，不会广东话没工作；现在去餐馆找工，不会国语没工作。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香港人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不要把自己的停滞不前归咎于回归了中国。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对香港的问题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原文如下：

“现在香港有这么一种看法，说1997年以前，香港经济繁荣是因为它很聪明、很自由，因为它可以顺应形势，因为它被英国管辖等等。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历史的一种严重误解。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1997年回归之间表现不错，那仅仅是因为它走运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说它幸运，是因为中国内地从1978年起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一点点一步步，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才完全开放。所以在中国内地缓慢开放的过程中，香港自然而然地承接了中国内地本应该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香港就像是内地的前方办公室。所以香港从这段历史中获益良多。

其中之一，假如你是一家西方公司，不管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还是日本、韩国的，你想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最便捷的落脚点肯定是香港。

所以香港的腾飞并不是因为它很聪明，而是因为太走运了。他们的运气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加入WTO后，中国内地慢慢开始融入。如果你想进入内地市场，你还会绕道香港吗？香港变得不重要了。

如果你想开拓内地市场，你可以去上海、北京、广州或深圳，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肯定不会去香港。

所以使香港在过去成功的因素，不复存在了。香港必须在1997年以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它的落寞不是中国内地的错，而是因为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英国还无端指责，认为1997年以后香港出现问题——比如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就会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在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英式虚伪。

英国统治香港155年来，我告诉你，香港人连民主的影子都没见到过。

他们给了香港人民普选权吗？他们跟香港人探讨过普选权吗？一点儿都没有。

直到中国开始收回对港主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叫嚣，香港必须采取西方民主体制。太虚伪了。

那么香港今后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问题非常智慧的方案。只有文明型国家才会想出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民族国家绝不可能这么想的。

但到底什么是“一国两制”，怎样保持“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平衡？

这个方案的长远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期统一，而不是加剧分裂。

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它对香港回归的反应。记住，那时是1997年，中国那时才刚刚对世界开放，还有很多声音质疑中国政府会怎样掌控香港等。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最自然的反应是要强调“两制”。

香港回归后，我在香港呆了两年半的时间。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唯一能体现香港属于中国的证据，是在港口某大楼上的五星红旗。其他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跟原来一模一样。

这其实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香港的治理源自殖民政府。它的机构架设都是殖民化的，是执行层面的，并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殖民政府对香港的政治治理方向并不关心，因为这就不是一个殖民政府该操心的事。在以前，这都是伦敦的事。

但回归之后呢？香港特区政府的形式，跟以前几乎一模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香港的经济。

相反地，一直以来英国喜欢吹嘘香港的经济是多么繁荣，富有竞争力，但这都是胡说。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没什么竞争力，是一个垄断型的经济。几个商界巨头垄断了香港经济。比如在香港最赚钱的房地产领域，利润就在他们几个之间分。

这种少数垄断或者独断的经济，必须改变。可惜的是，这样的改变还没有发生。

所以必须要打破香港现状，允许香港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必要的改变，采取另一种管理方式，采取一种更开放的经济模式。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香港和深圳的命运。邓小平特意提出深圳特区的想法，深圳是毗邻香港的小渔港，与香港距离很近，深圳可以学习香港经验、香港模式。

现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的香港和深圳。深圳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它现在是中国的技术中心，在科技竞争力和创新方面仅次于硅谷，而香港，什么进步都没有。

香港人讨论过这些发展方向，但完全没有任何进步。

我认为香港人民应该迫使中央政府，把它纳入总体发展规划当中。香港不应该让自己游离在外，而是应该积极地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不少人认为自己不一样，“我们不是中国人”。在过去的155年里，他们从未了解过中国。没错，他们说的是中国的方言粤语，但他们确实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对香港的“北方”很无知。他们一直都是向西看，向英国看，向美国看，然后是加拿大等等。但他们从未向北看，向内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