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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 块 钱
曾宁
……那年,上海新客站才建成不久。我提著盛上简单行李的旅行袋,跳下公共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候车人群,气喘吁吁地冲进月台,跑到制片主任面前。活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制片主任毫不客气地叫嚷:“几点啦?还有三分钟就开车了,磨蹭什么呀你!”还要训斥下去,忽然看到我两眼泪汪汪的,住了口,掏出火车票:“拿去,硬座。”我接过,转身要进站。他却喝住我,威严地吩咐:“我过一个月才到片场去,你算是咱哥们了,可别给我惹事,第一次台湾和大陆合拍电视剧,上头盯得可紧。”
火车离站,我裹紧了身上唯一的毛衣,按了按贴身口袋,硬硬的纸币还在。
上午接到往北京拍戏的紧急通知,匆忙收拾行李,这时才发现,手头没多少钱。刚刚入行,赚到的仅够糊口。艺人又必得置行头,在社交场面应酬,项项开支庞大得惊人。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不少女艺人不得不榜起大款来了。
爸爸在旁,看到我在发愣,掏出刚刚发到手的工资,塞过来:“快去,主任等急了。”“爸,工资全给我,你……”爸不答,把推我出门去:“别罗嗦,快走。”
火车呼啸穿过市区,掠过近郊的田庄,驶入黄褐色的平原,北国的寒意侵来,我打了几个冷战,想,北京该是零度了,我受得了吗?眼光落在肩上的浅紫色毛衣上,毛衣的质地很普通,粗羊毛,无甚花色,还是我第一次拍广告片,厂家赠送的。
坐久了,腰发酸,我穿过硬座车厢,想扯张硬卧票。手触摸到衣袋里的三百元,犹豫了半晌,转身往回走。怔怔想著,这次上京拍戏,一去就是三个月,爸爸的日子怎么过?我太胡涂了,哪怕留下一百块钱也好啊!我想哭,但是想起了父亲的面影,忍下来。我在心里对父亲说:我一定能坚持下去。路灯在铿锵的轮声中闪亮,呼啸的寒风阻不断远方的光明。
我赶到剧组时,已是深夜。制片们在片场自顾自忙碌,好不容易才空下来,对我作简单的交代:“你的戏份在明天,今天先看看,熟悉一下,一点钟和大队人马回旅馆休息。”
当时的剧组都实行这样的规矩:所有酬劳杀青时一次过支付,日常用度全得自掏腰包。我有些胆怯:三百元能坚持多久?
在化妆间的角落,我靠著墙角坐,又渴又饿又困,舔了舔干裂的唇,四下寻找热水。
所看到的人,谁都有一个热水杯,我却不知道热水杯在哪里供应。片场附近,有几个摊贩在卖热馄饨,我摸摸怀里的钱,咽了口唾沫,没动弹,不久,昏昏沉沉地靠墙壁睡去了。
……以上一幕,发生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然后,匆匆十五年过去,我早已告别青涩而多梦的青春,进入中年,成为妻子和母亲;也告别了远看绚烂无比、身在其中却感到庸俗不堪的演视圈,在异国当上忙碌而平实的打工族。然而我不能忘怀父亲那次交给我的三百块钱,它不但凝聚著深沉无比的父爱--自从8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一直独身,和我相依为命;而且,它鞭策著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在出道之初,面对诸多诱惑,狷介自守,俯仰不愧。我就靠这笔钱,极为省俭地度过了远离家门的许多日子。
所参与的电视连续剧《草莽英雄》,开创了海峡两岸合作拍片的先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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