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人习惯把酱菜叫做咸小菜，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酱菜一直是主菜。西大街的晚饭桌上，十户中总有七八户摆着从西福源酱园店买来的酱菜。家境好些的，晚上炒个蔬菜，再派小儿女上西福源买一方红乳腐或几根黄瓜卵。家境差的，每个孩子两大碗糁子粥（磨碎的麦粒，撒到煮得极稀的米粥中再滚一开，即成抵饥的稠粥，南通话念“糁”为“Hang”），靠几片萝卜干儿伴着送下肚去。

西福源就在我家左隔壁。店面不算大，一栋门面房，后面有个狭窄的天井，扣着几口大缸，缸底上总有一滩雨水，红孑孓在水里不停地扭动，缸后面是长着青苔的破砖头，下藏着癞巴（哈蟆）、百脚、粘膜虫等种种喜阴爬物。再后面，有个存放糟糠的库房，常年堆着陈年的糟糠。

每天店一开门，所有门板都卸下，因此感觉颇宽敞。又因为对面便是居委会，这一段便成为西大街上较为热闹的一处。

一长排柜台对着大街，最右边的是玻璃窗柜台，内里摆放着烟酒。中间几个柜台是檀色木柜，上面排着臭乳腐钵头和各色酱菜盆，各用竹笠扣好。最左边的柜台专为板车工人服务，卖熟切猪头肉和猪耳朵。

店里三个女人，主任姓冯，统管记帐和进出货，母亲让我叫她冯家妈妈。其余二位店员姓名不详，胖些的主卖熟菜，瘦些的主卖酱菜，冯主任什么都卖。

日间无事，三个女人便各居各位，坐在高凳上，人手一张苍蝇拍，一边拍苍蝇，一边讲些淡话。门外，我们几个顽童常在阴凉的台阶上拍香烟纸。看到有人买香烟了，就跟进去，见有空香烟盒子剩下来，几个人抢着叫冯家妈妈，讨那香烟盒子。

那瘦些的店员拍得尤准，偶而把苍蝇打到酱菜盆里，便起身，伸手拈出来，往脚下一踩。间或发现有蛆子在酱油缸里爬动，则取长长的竹端子把蛆子舀出。若太多，便狠声叫起来：“冯主任，这酱油不能卖了，出了事你负责。”

无论三个人拍苍蝇挑蛆子多勤勉，仍常常有人上门退货，有的为零拷酱油中发现蛆子在游，有的为臭乳腐中看到苍蝇卵。退货的人自然声音高些，偏这瘦的店员不甚客气，或许是见得多了。于是门口常有三五分钟的口水仗。总是冯主任出来打圆场：“张妈妈，不生气，劳烦你多走了一趟。”转而给瘦子店员下指示：“没得话说，把她换，份量称足点儿。”

送退货的客人出门后，瘦子的气不顺了，淡话中便带点咸，“哼，蛆子我来挑，好人你来做！” 

正有一搭没一搭间，却听门外叫起来：“不要嚼蛆子了，卸货。”原来酱厂的人送货来了。这时该在下午两点左右。于是三个女人停下闲话，稀里划啦地把空酱油瓶筐子搀出来，又帮衬着把乳腐钵头等轻物拿进去。那些重的，如酱菜盆、黄酒坛等，则靠这位工人抱进来。

将到日落时分，几个女人就把两张板桌摆开，骑门槛放好。不一会儿，板车工人三三两两，亮着黝黑的汗津津的上半身，大咧咧往板凳上一坐，要一三洪碗黄酒加二两或半斤猪头肉。

很少看到板车工人要白酒或酱菜。想来是工作极其劳顿，非油水重的猪头肉等，撑不下来。他们酒喝得快而菜吃得慢。每每酒喝完了，摊在报纸中的猪头肉还有好几片。于是再要张油纸，仔细包好，放入衣袋，心满意足，出得门去，带回家给妻孥润润肠。

每到月底，冯主任就会来我们家，请我父亲帮她轧帐。我父亲也乐得为这一晚的酒肉招待而在隔壁店中待几个钟头。帐轧得顺时，九十点钟就回来了，还带回一小包猪头肉。若差错太大，父亲就得帮她出主意，想法把帐轧平，到半夜方回得家中。

因我父亲这层关系，我每去买酱菜，如碰到冯主任称，秤总可翘高一点儿。我买酱菜常选萝卜干儿。它淡些，黄晶晶的，崩脆，还有甜味。她常取笑我：“又吃萝卜干儿，瘦得像个猴儿，五“侯”儿。” 

某日，我又拿着碗买萝卜干儿，却见冯主任从店外向我招手，便随她进了地步湾的一个门堂。门堂内一个叫唐家妈妈的，让我朝一个尿壶中撒了泡小便，随后宝贝似的捧到后堂去了。再出来，她手中捏了七八块纸糖，笑眯眯地放到我碗里，嘴中说：“好好藏着，慢慢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如何敢藏，回家即交给了母亲。

我娘问：叫你买萝卜干儿，怎么买了糖回来？我如实说是冯家妈妈要我的尿。母亲一听，变了脸色，拖着我冲进西福源酱园店去找冯主任。冯主任陪着笑脸说：“姜家嫂子，消消气，唐妈妈的娘生病，你认得的，方子里要一剂童子尿，她自己又不曾生养。只好……。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姜呀。”

我娘不依：“我家五侯才五六岁，以后害了痨病哪个负责？你缺德呀！”却未敢告诉我父亲。幸而我也没有害痨病，倒是从此知道男孩子的尿是童子尿，宝贝着呢，不可给人喝。

不久，冯主任被撤职，调到河东街一家偏远的小烟酒店做一般营业员去了。我娘和我说，这是报应。但据父亲说，西福源轧帐钱合不拢，又查不出来，当然要撤主任的职了。

西福源酱园店一直开到西大街九十年代初拆迁为止。自改革开放后，店里的生意越来越淡，由三个营业员减为两人，再减为一个人承包，仍无起色。想来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酱菜掉了身价，不再是晚饭桌上的主菜，而是真正作为南通人所称的“咸小菜”来吃，是消闲的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