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工作的经验是累积而来的。自己本身要亲自经历过某一个过程，才能吸取到经验。不是你听说啥，想到啥，就是啥。药品开发的工作其实是不停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要做的工作，总是有先后顺序。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做法又不一样。我们这个公司算是个小公司。所以在运作的时候随时就要实际（Realistic）。要时常想到许多有关的问题。不是把文件申报上去就完工了。而且在申报以后，临床开始前，后，都可能会发现许多问题，这些都要一一的考虑周全并有适当的应对处理方案。也就是说对一个申报的案子需要有全方位的考量。

当我上任时，我才知道我的责任就是要尽快完成申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完成申报，公司就可以上市了（绝不是美国公司目前的上市标准）。而为了公司上市就是他们雇我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上班后才知道的。如果我早知道为的是上市，我未必会加入。因为我这一行在湾区找要上市的公司工作不难（我目前就在未上市公司上班）。当初他们告诉我的是公司要发展中国的药业。再说如果我知道公司是完全为了上市，至少在合同上，我会要求把股份的分配说清楚。所以开始申报时，根本就没有要做临床实验的打算。结果后来，负责我们上市的投资公司，就要求公司做临床，才能上市（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所以在开始临床的时候，临床方案还真遇到了很多问题。（我就在想，后来我们那位负责临床的领导离开公司一定与此有关）。其实这些临床与我的部分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是有了问题，首先就批评我没有尽到责任，工作没有做好。我觉得这样做人就不够厚道了。人都走了就是怪到我的头上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碰到问题就先想到去责备别人。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有那个怪人的精力，问题也就解决了吗。在公司两年，领导彼此指责的场合实在不少。似乎永远没有人，愿意出来承当责任。

现在想起来我离开的方式也是很平常而且也是海归经常碰到的现象。我不止一次的听到许多的例子。有位做房地产发了财的老板，拿钱出来投资生物制剂。他拿出两千万成立了一个公司，还用重金礼聘在美国某知名生物技术公司的专家。结果这位海归放弃在美国良好的工作，卖了房子牺家带眷回国。同时还网罗了两位助手一起回去。一年后，老板问他何时可以开工生产。这位海归分子说至少还要两年。老板大为光火。说我就认倒霉了，扎下两千万。这位海归只有再回美国。这其中的懊恼，只有自己知道。还有的就是我的情形。利用完了，走路。所以我当初回去，就是一个人。能呆多久就呆多久，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不像我的许多同事们在大陆都买了房子，好像都有长期打算居留下来，虽然他们的家眷有的还在美国。写到这里，关于公司的部分，算是告一段落。离职后，我在上海呆了三个月。其中还回美国一次工作面试。这仨月，我每天仍旧照往常的日子作息。每天早上还是起个早锻炼。晨练结束，固定给老婆每天打电话。打完电话就梳洗，然后就走到地铁站向摆地摊的老大娘买报纸。老大娘年纪不小了。她告诉我每份报纸只有一毛的利润（可怜啊！）。看到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急急忙忙的赶车，我是蛮轻松的。买了报纸回来，就吃我的早饭。那三个月是我有记忆以来，最轻松的三个月。虽然轻松，实际上也挺忙的。看看书，还练习写毛笔字哪。我买了好几本字帖，一个王羲之写的“以”字，就练了我好久，然而，还是四不像。就更不必谈练“永”字八法了。也向美国打听找工作，上上网，看看美国股票。我也经常一个人，在上海溜大街，逛公园，看不同的展览（民俗，艺术，车展，等等）。女儿要我给她的狗狗买衣服，我就在大上海到处打听。买了两大包回来。其中有旗袍，棉袄，牛仔装，狗鞋子，领带，只要想到的，都买了。也照了不少的相片。肚子饿了，我也学会了一个人上馆子，用饭。下面一系列，我会谈谈我对上海一般衣食住行育乐的感受。毕竟在上海呆了两年，对上海多少还是有点认识的。人都是感情的动物，经过的忘不了，只是看程度的深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