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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无忌惮》序
钟伟
这是一个复制的时代，就文本的复制而言，如果一只狗能粗通键盘，并且恰好又胡编乱造，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眼中迷雾一样的“福柯”，就人的复制而言，可怕的也许不是生殖克隆，而是我们正沿用着工业化饲养场的方式饲养着我们自己。
于是他们川流不息的走来，他们是衣着光鲜的，也是衣衫褴褛的，他们是假洋鬼子的也是中年闰土的，他们是惟我独尊的，也是追随肥马尘的；她们是身姿曼妙的，也是臃肿不堪的，她们是憔悴衰老的，也是洗尽铅华的，她们是贤淑恭让的，也是放浪淫荡的。他们或者她们，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永无止歇地走去，我们是自己亲手栽培并迷恋自己的洋葱头，那些精致而深刻的洋葱头，一层层剥离，一层层复制，一层层了无生趣，貌似深刻的没有内核，没有灵魂。
有人不愿意加入，而是旁观；或者，至少在加入的同时，尚且保存着旁观的时间、身体和内心，在“复制时代”，这是个异类。我想林采宜大致是异类。
可以摘录一些她的语录作为佐证。
她说，“女人的最大不幸，女人是把感情带入了工作，无怨无悔地成为为英俊上司无偿服务的工具，忘记了工作其实不过是为了谋生；女人又习惯地把金钱带入了情感，斤斤计较地考量那个被活逮入洞房的男子的金钱、相貌及身体，忘记了情感纯粹是为了寻找一种平安的归宿。”
她说：“最高境界的动物，至少在情感上是雌雄同体的，工作中女人需得象男人那样思维，生活中女人需得象母性那样温情。”
她说：“道德当然是功利的，如果一个妇人和另一个妇人遇见了穷书生，那么这个无辜的书生就变成了千夫所指的陈世美；如果穷书生换成了徐志摩，那么这一切就成了爱情传奇。”
我几乎赞同她全部的陈述，但暂且停一下，我和她是无论从性别、行事还是写字，都又阴阳之隔。她的文字，真实而若即若离，她存在于洋葱头之中；我的文字，模糊而扭曲变形，我试图游离于洋葱头之外。她享受着生活，包括幸与不幸；所有的洋葱头最终都忍受着生活，并被生活无声无息地溺毙。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所谓真实，无非是小说的别名；所谓虚伪无非是史实的内容，如此而已，所谓是否属于洋葱头也似乎并不打紧。我们都在一艘愚人船上，曾经虚无的那条船在1912年4月14日启航了，对数千条性命在冰冷海水中的不幸成就了好莱坞式狂言谵语的爱情巨片，现在尚且真实的这艘船，在有洋葱头以来就一直劈波斩浪，大无畏地前行着，我们已经到了停止赞美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的时候，我们怀念堂吉柯德，怀念阿甘，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隐秘的激情，那就是在某个有露珠的早晨醒来，收拾行囊上路，象游吟诗人或者孤魂野鬼一样，在热情或者冷漠、繁茂或者荒袤的，没有人认识的星际飘荡，没有目的，没有归宿。内心的家园总是在别处，而不安的灵魂总是在路上，最后不知所终。其实我们想出逃的，恰恰是这个复制时代的愚人船无可挽回的命运，我们想出逃的是高度格式化的拥挤却了无内容的生活。
我们会有例外吗？或者林采宜之流，是从愚人船上偶尔滚落泥沼中的洋葱头吗？
所以所谓真实的文字，通常是用来很真实地欺骗自己的内心的。作为我六十年代的朋友们，想必不止一次考虑过彼岸的归宿，那种莫名的情绪，在罗大佑最早的一首歌中被清晰地陈述了。
“当我逝去的时候，亲爱的，别为我唱悲伤的歌，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也无需浓荫的柏树；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被霖着雨滴也沾着露珠，假如你愿意请记住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在悠久的昏暮中迷惘，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我也许也许我还记得你，我也许把你忘记。
生命中很少的是偶遇，很多的是随意的永别。关于浪漫，此女也曾雄辩滔滔，说女子的浪漫无非轻飘飘的胭脂花粉，而男子的浪漫却是血淋淋的性命。这也是小女子迷恋于项羽或者萧峰式情感的原因，飘雨不终朝，有的时候，穿越时空偶遇的两个人回忆往事，也许她还记得，也许她已忘记，而他陈述着所有的细节，她以为这是另一个女子遥远的故事。忘记未尝不是造物赐予她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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