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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又叫了》读记之四十三——教会的血流成河
象后代针对萨克森人、Albigenser、Waldenser、胡根诺特信徒、普鲁士人和Liven人的迫害，对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形式的宗教战争不符合罗马思维方式。
神学家J. G. 赫尔德尔
折磨被告以求获得供词或者税收，在基督教时期要比之前的数百年更经常、更残酷。如果看看我们虔诚的中世纪留下来的刑房，我们只能赞叹其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无以伦比地超越了古代异教在残害人方面的一切成就。
Otto Seeck
包括奥古斯丁在内，几乎所有的教会之父都想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象最初的几个世纪就是一系列对教会的大力攻击，好象所有的皇帝都是粗暴的基督徒迫害者。实际上，公元1和2世纪的皇帝自认为足够强大，根本就无需关注这么一个名声糟糕的下层人宗教团体。如果帝国动一次手，那也是因为民间的敌视情绪过于强大。不论是特拉扬还是哈德里安或是他的后继者，都没有明确禁止基督教。比如特拉扬在位的20年间，除了Plinius下令处死的几个基督徒，可以肯定地说，只有一个基督教的殉难者，那就是阿提亚的主教Ignatius。现代史学研究已经证明，在近200年的时间内，帝国政府部门对基督教的宽容不亚于其他任何异教宗教。
基督教通常所说的十次大迫害不符合历史事实。如同基督教内的许多东西，迫害活动的次数也是一个捏造，是为了与埃及十灾相呼应。除了尼禄治下的纵火犯审判，从尼禄到康斯坦丁的50位皇帝中，只能证明5位皇帝治下有国家组织的迫害活动。“它们（迫害活动）持续时间都很短，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殉难者人数很少的原因”。（施奈德：古代基督教精神史，第二卷）
天主教会的历史描述，尤其是其通俗读物，几乎总是传播相反的观点。“殉难者的人数不能准确确定，即使称不上百万，那么也可以说在尼禄统治下有很多，后来的更多。”这不是在暗示至少有几十万殉难的信仰英雄吗？另一个当代天主教徒更是炫耀 “两个世纪充满了人数多得惊人的一群额头顶着殉难之血的英雄形象，” 甚至认为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末就已经“淌在自己的血河之中”。事实上，基督徒淌自己的血河是在教会开始烧杀异端和巫女之后。比如一个天主教徒就已经考证出，希腊250年间号称的250起殉难事件只有大约20起是有史可查的。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基督徒奥利根（公元254年去世）毫不遮掩地承认，基督教的血证人数 “很少也很容易数清楚”。
直到公元3世纪中叶，很少有教士被处决，受害的往往是生命不值钱的小人物，受罚特别重的是奴隶，而属于上流社会的基督徒平安无事。他们不用去祭献，通过贿赂就可以买到祭献证明。如果不得已对大人物下手，那么处罚是杀头或流放，而他们在流放地过得反倒更好。主教Cyprian的传记作者把他的流放地描写得如同天堂：一个美丽的地方，舒适的设施，爱的奉献，众多的来访者，甚至还有一次 “美妙的上帝的来访”，简而言之，那里有 “寻找上帝的国和公义的人被应允将会得到的一切”。
直到公元250年的两个世纪间没有一个罗马主教被杀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这些主教在罗马是与皇帝肩并肩地行使统治！教会也自觉这是一个缺陷，所以，在最古老的教皇谱Liber pontificalis中，公元2世纪末的“教皇”Viktor就已经被打扮成了殉难者，尽管他如同一位天主教徒所说根本就不是。
第一位在迫害中受害的罗马主教是Fabian。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被判死刑。Fabian主教在公元250年1月25日死于狱中，严格地讲算不上殉难者。尽管如此，他的圣椅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人去坐，一直到在自己身边宁可容忍皇位竞争者也不容忍主教的德修斯在出征哥特国王 Kniva 时战死于 Dobrudscha 沼泽地之后，教会才又有了一位“教皇”，这就是在教会的殉难者档案中被砍头的 Kornelius。事实上他是自然死亡的。一位天主教神学家写道：“把 Kornelius 打扮成殉难者的档案毫无价值。” 同样，把罗马主教 Stephan 一世说成是殉难者的档案也是伪造的，但是教会最新的教会史还说他是殉难者。老教会已经把到德修斯迫害时期的总共17位主教中的11位打扮成了殉难者，尽管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殉难，到后来，直到康斯坦丁的所有“教皇”干脆都成了“血证”。
在北非，当时西方天主教的大本营，如同Cyprian的传记作者所说，直到公元258年没有任何一位主教成为殉难者。所谓的迫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基督徒，可以从 Cyprian 被杀看出来。当时，他的教会所有的成员陪伴着他，叫喊着要同他一道去死，毫无用处。公元180年之前，非洲教会根本就没有殉难者。如果有什么主教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那么他的殉难就比普通基督徒的殉难高级。
多数的教会领袖显然是通过潜逃保全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教会之父克莱门，Gregorius Thaumaturgus主教，Cesarea的Euseb，亚历山大教父大Dionysius，后者在一次区域性迫害爆发是如此窘迫，只能爬上没有鞍子的坐骑逃跑。主教 Cyprian 在迫害开始之前也听从上帝亲自给他的 “躲藏起来” 的指示，从藏身之处给被关押的低等基督徒大写安慰信和鼓励信，祝贺他们立场坚定，祝愿他们摘取殉难者的桂冠。
即使天主教神学家也认为，多数主教都潜逃了。老教会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众多的伪造的殉难者档案中很少有主教作为殉难者出现。有些主教从一国逃到另一国，以便能为自己的教会把自己保存下来。据说，亚历山大的彼得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边境，一直到306年的复活节他才有能力处理教会303年的事务。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逃脱自己的命运。
当然，教会是允许逃跑的。所谓的教会，这就是首先给自己颁发逃跑许可的主教们。比如亚历山大的彼得主教在自己的藏身之处给教徒们写信，详细说明逃跑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对教会的领袖而言简直就是戒命（战争中的军方高级人士和国家政客也是为了大局利益保全自己）。基督徒的圣书要求教徒们坚守信条直到殉难，即使 Cyprian 也在写给 Fortunatus 的一篇小论文里罗列相关的圣经教导，强烈要求信徒立场坚定，仅仅服务于上帝，追随耶稣的受难之路，许诺天堂里有等待殉难者的最高报答，等等，当然，他同时又悄悄说明，“圣经并不反对基督徒通过逃跑躲避迫害”，毕竟圣经里有救命的话语：“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
只是，圣经原文的下一句说明，这种逃跑是和传教结合在一起的，逃往中的基督徒却极少想到这一点。而且，耶稣只允许使徒逃跑，把遣送他们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教父们在引用第一句话作为逃跑许可的时候，全然不顾第二句话。而把精义置于字义之上的基督徒，比如 Montanus 的追随者，禁止逃跑或贿赂官员，以至亚历山大的克莱门说某些异端有受难瘾。
教会赞赏的当然是另外的战术。一个教徒在受迫害时放弃一切，急急忙忙藏了起来，他被 Cyprian 称为 “好战士”。教会也完全同意贿赂官员。尽管如此，逃亡的基督徒还是良心不安。职位高的可以给自己找借口，说是接受了上帝的旨意，但是级别低的基督徒说受了上帝的指示，在大人物眼里就不算什么了。
殉难者
想要成为殉难者，只需要坚守信条。最初，这一头衔不需要死就可以得到，甚至不要受过苦。直到后来教会才开始区分单纯的坚信者 cofessor 和血证 martys。
但是，殉难者也可以是为了躲避逮捕、强奸或肉刑和因此可能带来的脱教行为而跳楼、跳水或主动跳入火堆的自杀者。教会完全同意并经常竭力赞扬这种自杀行为。
亚历山大的 Dionys 主教显然认为在逃往过程中死于野兽、强盗或疾病的基督徒也是血证。据自己也曾经逃亡的Dionys说，这样的英雄不是少数，但是他提到的只有失踪后没有再能发现的 Nipolopolis 的主教Chäremon 及其妻子。
据教会之父特图良说，教会还有不坚定的殉难者候选人，比如Pristinus，为了坚定他的信仰，“在最后一天，就是受审问的那天，一大早就给他喝了加香料的酒”。特图良声称，这很难说是当时的“时尚”。但是，教会曾激励人们去殉难，比如通过绝对保证幸福永生。殉难者可以不用进入地下就可以直接上天堂，甚至，他们不仅不用受末日审判，而且还要与耶稣一道审判他人。后世本来就不该有的基督教士兵不也被许诺阵亡时直接从战场上升入天堂吗？
这里不想贬低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人所作出的牺牲，这是天主教徒过去和现在对教会之外的殉难基督徒的作为，直到今天，一位天主教教会史家还在污蔑另外信仰的受难基督徒为“地道的暴匪和叛徒”。但是，我们不用同意 Mark Aurel 的炫耀，也不用象 Epiktet 一样说他们不理智，这样的受难作为宗教狂热的表现，与其说值得敬仰不如说更值得遗憾。即使象奥利根这样的一位人物也认为，在那些殉难者和坚信者中也不乏虚伪之徒，赫尔德尔对基督徒的血证也持批判态度。据一位现代神学家的考证，英勇的反抗“大多来自年轻人，他们在那一刻觉得自己注定要扮演英雄的角色”。
不论如何，重要的是，不论老教会如何炫耀这种血证，殉难者之死并不能为基督教的“真理”“证明”什么。哪一个基督教真理需要证明呢？是天主教徒的呢还是马雄追随者的真理呢？是Montanus的追随者的还是Novoatian的追随者的真理呢？所有这些教派都有殉难者。而且，殉难者并不总能给信徒带来勇气。哥林多主教Dionysius写道，雅典主教Publius殉难而死后，他的教会几乎离教而去。
最初三个世纪，所有殉难的基督徒估计有1500人，这个数字可能很成问题。现在可查的书面史料只记载了几十个殉难者。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忆一下，与中世纪的异端和巫师迫害相比，早期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仅仅天主教公爵阿尔巴一人就处死了20000新教徒，被基督徒杀害的犹太人数以十万计，教会的巫师恐惧狂造成的受害者估计就有900万。
古代基督徒号称流成河的血，大部分不过是传说，多得令人惊讶的是脱教者。所以，教会对脱教的教徒只能越来越宽松。在原始基督教，脱教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但是，如果教会想继续存在，最初的这种严厉就越来越难以维系。这样，教会是存在下来了，但是准确些说不是殉难者的教会，而是只要危险一过就乖乖悔过回到教会怀抱的脱教者的教会。迫害期间，主教Trophimus带着他的教会的几乎全部信徒集体祭献，情况一好转，他马上就赎罪，带着他的教会的全部成员又全部成了基督徒。Cyprian赞赏地写道：“没有Trophimus的领导，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会回到教会来。”是的，这是教会这个组织的凯旋。如同Eduard Schwartz 所说，这就是教会冲锋陷阵、战无不胜的战术：“勇猛的火爆性子和立场坚定的扮演英雄角色，大多数都临阵逃脱，只等待迫害降温后回来占领空了的板凳。”
基督教的殉难者实际上少得可怜，所以事后才大力捏造殉难者，而且捏造的比谦卑的真正殉难者受苦受得更英勇、死得更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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