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因了一个朋友的缘故, 去了曼哈顿下城的电影论坛南京大屠杀电影Naning的首映式.

以前神经脆弱, 一直没有勇气让目光深入触及有关大屠杀的充满屈辱有关史实文字图片资料.  一本《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是在中断了7次以后仍然没有读完的. 昨天虽是早有思想准备而去, 可是电影放完, 心中悲愤和屈辱至极, 以至久久说不出话.  散了场顾不得陪伴友人出席随后酒会的约定便独自匆匆离去. 结果出了影院行到半路, 被冷风一吹, 晚饭旋即给呕了一当街.

回到家里, 迫不急待地跑到网上疯狂阅读了一个晚上的相关资料.

寂静黑暗的异乡夜里, 窗外是寒风阵阵.  在我听来时而象是呜咽时而象是怒吼声. 仿佛老天在为那埋葬在南京的三十万死难同胞的冤魂哀哀地哭泣.  70年前的今天, 南京城陷落. 三十万同胞的鲜血燃红了六朝故都美丽的大地. 70年,  多么近的过去! 奶奶那会儿, 该是比我现在稍稍再小个五到六岁吧?

前一阵, 被炒得翻了天的电影色戒横行. 心中一直认为李安是天才的电影导演. 他的那把刀, 端的是锋利精致. 梁Tony和汤大小姐汤维更是职业演员作戏精致到位的模范. 同样以艺术为终身职业的匠人, 木兰欣赏以上三人各自手中那把斧子的精雕细琢. 但是俺的欣赏到此为止. 那些为王佳芝一拘同情之泪, 愤怒声讨她身边的那些冷血大男人没有给她足够的温暖(和性满足???!!!), 声称正是他们把她推向忘却国家仇民族恨的厮们给我听好了: 不是所有的女人张开腿后就可以忘记国家仇民族恨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父母兄弟的责任丢到一边的. 张爱玲这个小资女人因为跟了个小汉奸胡兰成, 日子难过, 便凄凄哀哀地小声嘀咕道: 男人要作汉奸, 我个小女子又有什么法子? 于是借了舞文弄墨的雕虫之技假小说色戒把郑苹如涂抹成跟她自己一样的王佳芝. 但是, 王佳芝, 绝不是历史上的郑苹如! 这两个人怎么可以等同?!

很多人都熟悉张纯如的名字, 她的事迹我不再赘述了. 这个强悍美丽执着的女子, 献身于记录70年前的这场灾难, 几乎用了她后半生大部分的精力试图再次告戒我们: 国家民族父母兄弟姐妹曾经遭遇过的奇耻大辱灭顶灾难是不可以忘记的;  我们, 对自己的民族同胞是有责任的.

如果你敢跟我说因为你在床上领略了九重天, 于是就天下便大不同了. 那我要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将你五花大绑押至玄武湖盻, 令你长跪在那里听一听30万冤魂的哭诉. 他们当中, 有你家祖爷爷祖奶奶!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化悲愤为力量使劲地努力工作吧.

附:郑苹如的传奇人生

郑苹如，1918年生，中日混血。为上海名媛，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其作为封面女郎。上海沦陷后，秘密加入中统，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村，而暴露身份，被捕，一口咬定为情所困，雇凶杀人，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

1939年12月21日，已是丁默村情妇角色的郑苹如借口想去买西伯利亚皮货店的大衣，丁觉得这不是事先约定的地点，还算安全。15点，挑大衣时，丁忽然扔下200美元，“你自己挑吧”，从另一个门奔出，箭一般钻进汽车。埋伏好的郑苹如组织上的人猝不及防，没有得手。刺客们并不认识丁，只是知道和一个穿这大衣的女子在一起的男子，当一个男人单独出来钻进汽车，他们迟疑中丧失良机。

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遗言见过两个版本，一为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另外为：“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

日本人曾以出任汪伪司法部长为交换条件，让郑苹如的父亲在救女儿和节操中选择，他选了后者，郑苹如牺牲后，她姐姐1942年心脏病发作去世，1943年，父亲因胃癌去世，一年后，她的弟弟和未婚夫——两位飞行员在重庆空战中牺牲。一九四零年二月，被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3枪，时年26岁，也有说法1939年12月底被抓，直接枪决。

☆ 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郑苹如还暗自策划了绑架日本首相儿子的惊人行动。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失踪了！后来，近卫文隆虽然平安归来，但这不是一场虚惊，而是郑苹如策划的一场绑架，她利用在上海读书的近卫文隆对自己的迷恋，将其软禁。

☆ 郑家当时住在重庆南路205弄的万宜坊，与邹韬奋家为邻，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是一位正直的高级检察官，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曾希望他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他以病婉拒。

☆ 其实郑苹如是有未婚夫的，王汉勋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空军上校，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而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

再附:

悼念南京大屠杀亡灵  来源: lao-shi-ren    不幸的遇难者们，请安息吧！ 我无法想象七十年前你们是如何面对来自地狱般的残暴，也无法想象你们面对杀戮时的无助和恐惧，更无法想象你们刻骨铭心的屈辱和痛苦。 我无心揣度当年那些野兽的邪恶动机，无意逐个清点它们在万里神州犯下的惊天罪恶（一件已经太多），更没有兴趣去讨要一两声含混闪烁的“道歉”。 我只在乎在我合意的时机，我和我的同胞兄弟带着雷霆般的烈怒，席卷东方那几个罪恶深重的离岛，对他加以百倍，千倍的报复， 对它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对于那些人形禽兽，暴力是它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 那时候，请你们的冤魂和我们一道掩杀过去，把终极毁灭降落在那几个岛屿上。我们要让世人知道，神州上的灵魂是不可侵犯的，不论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无论时下是谁在当政，也不管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报复是唯一的出路，不报复，历史还会再一次重复。 先人们，安息吧。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把你们轻轻唤醒。那时候，我们会一起出征，我们会用河流般的鲜血来祭奠你们的亡灵。 河南郑州，阮野

爱国本身是无须辩解的----中国愤青的爱国口号 来源: 五内焚烧

值南京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之际，关于爱国的话题，我再罗嗦几句，可以看作对前几日网友评论的回复，但需要强调一点：爱国本身是无须辩解的。 有一种观点很有代表性，某网友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日本的民众看到我们这里整天在高喊爱国抗日，他们会怎样想？答：中国人至今还在高喊抗日口号，是因为日本国内还有人贼心不死。但这里不存在换位思考的问题。中日关系不是兄弟阋墙，妯娌争醋，70年前，是日本人发动了侵略战争，并致几千万中国人死于战争。化干戈为玉帛当然是好事，问题是谁先放下干戈，谁先呈上玉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之抗日，抗的不是那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自然也会看到这么多年来，善良宽容的中国人为中日友谊所作出的努力。 历来如此，抗日之口号，一半是朝日本人喊的，还有一半是喊给国人听的。我不否认愤青们的爱国口号，在很多时候确实扰乱了一些人的清梦，打扰了他们悠闲的生活。在这些人看来，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当下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有人关起了自家的窗门，以求耳根的清净；有人嗤之以鼻，阴阳怪气地扔出一句“一群不懂事的早晚要被人利用的愤青而已”；也有人，则干脆朝高喊口号的人群扔出了砖头。 有人说，口号再响，毕竟只是口号，爱国需要具体的行动，更需要自身的强大。发展自己，强大国力，确实是硬道理，但不要把口号和发展对立起来。喊口号的，未必不在发展，相反，那些反对喊口号的，未必就一定在做什么好事，更多时候，可能也就是在喝喝咖啡，唱唱小曲，写点风花雪月的文字，名为反映“人性”的故事。这些人都是些聪明人，理性的人，甚至还是文化人，比如70年前的张爱玲，她反对口号，对愤青的爱国言行冷嘲热讽，那她自己又在干吗呢？说白了，不就是和在睡觉吗？ 没有一句口号是白喊的。他们知道口号的意义，也清楚口号的力量。那些口号让他们害怕，让他们心慌，他们担心自己被口号所掩埋，显示不出自己的才华，他们更害怕那些口号最终会触及他们的利益。于是，面对口号也变得敏感起来。 解放后，张爱玲去了美国。她自然很清楚，大陆是呆不下去了，台湾也不适合她。于是，只好流离他乡，死了都没人知道。这是她想要的结果吗？一部《色戒》压了几十年不敢发表。这就叫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的还有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自说自话地把当今各种抗日纪念活动定义为是一种“宣扬仇恨”的活动，然后怪腔怪调地在博客上炮制出了一篇《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攻讦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文章自然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引来了公愤。几天后，葛教授在博客上删除了文章。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吗？我看不象，如果是，为什么不道歉呢？是因为难以接受愤青们骂他祖宗挖他隐私吗？我看也不象，对中国愤青的脾气，葛教授不是不了解啊。那是为什么呢？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可笑的是，这位葛教授先前还有一篇所谓的美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高贵的哑巴》：“你不表白自己，就没有人会侮蔑你。你不说，就不会有人问。你不去论断别人，就不会有人论断你。高贵的哑巴，你的沉默里有你的黄金。”高贵的哑巴如此高贵，道理是那样的明白，为什么不去做呢？当代中国文人无耻虚伪者众多，但再也没有超过这位葛教授的了，竟敢用挑逗民族感情的方式来哗众取宠，其可恶之程度，百倍于那些靠丑闻炒作的戏子。 不要觉得委屈，现在也只是骂骂祖宗而已。如果真做了，恐怕连祖坟都要炸掉的。更不要受不了委屈，历史上有好多，就是因为受不了委屈而堕落的，“你们骂我是？老子就做了，怎么着？”怎么着？最后不得好死，还遗臭万年。 愤青不是洪水猛兽。每当国难当头，冲在最前面的，总是那些愤青。即便是当年的汪精卫也是如此，后来汪精卫成熟了，理性了，看不起愤青了，自己却做了一名。在某某论坛，我看到有人在讨论《色戒》，居然会把爱国青年的暗杀行动解读为“肉包子打狗”。这和当年汪精卫的论调有什么区别呢？把王佳芝的那一声“走吧”，看作是自由主义的觉醒，那六克拉钻石所散发出的，仿佛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芒。真是可笑之极，即便是王佳芝再世，恐怕也要惭愧的。面对引诱威逼，而变节投降的，大有人在，一个王佳芝能代表什么？如果没有当年愤青们抛头颅，洒热血，怎有你今天坐在这里貌似深刻地探讨所谓的复杂的人性。有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却被我们自己弄复杂了。 爱国可以投机，但绝对不可以投机着去做名一。你可以混在愤青的队伍里极不情愿地跟着喊几句口号，但绝不可以站到敌人的阵营里说自己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吃。这就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必须有的一个最低的行为准则。否则，早晚会被清算。而且，还要提醒那些动摇份子和麻木份子，这种清算历来都是翻老帐的，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行事风格一贯如此。这不是我的警告，而是历史的警告。 回望南京——跨越７０年的记忆与讲述(转贴)    来源: 瓦卡卡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晓 　　一个屠城的梦魇，回旋在我们脑际７０年；一段数十万人的血泪和屈辱，我们 诉说了７０年。７０年前的梦魇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伤痛又该如何记忆？这是 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 　　２年前，张纯如英文写作的纪实文学登上《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今年，好 莱坞纪录电影《南京》在东西方院线放映；去年年底，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接待了８ 个西方背景的摄制组。那段被忽略的历史，突然进入了全球视野的历史讲述中。 　　２００７年，中国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也传到了更年轻的导演手 中。 　　南京，成为２００７年艺术关注的一个焦点。它已不仅是只属于中国人的历史 。 　　当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不再仅仅把愤怒和屠杀场面作为历史表达的惟一内 容时，我们也许才会真正进入这段历史——那段我们与其他经历了战争的国家和民 族都共有的历史。 　　跨越７０年的记忆与讲述 　　２００７年，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导演的手中。他 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开始从单纯对灾难场景的控诉，进入更加理性的层面。面对 虐杀，我们是否在灾难中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２００７年冬天，天津睦南道的一栋西式小洋房里，电影《南京！南京！》正 在拍摄。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最年轻的影像讲述者的创作：主创组的年龄都在２０ 多岁到３０多岁之间，而扮演在片中举起屠刀的日本年轻人，年龄也在１９岁—３ ５岁之间。７０年前，也是一群二十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作为大屠杀的主角， 扮演了施暴者和受难者的角色。 　　“我看旧照片发现，被屠杀的人绝大部分特别年轻。屠杀的实施者也都非常年 轻，目光凝视对方，只是语言不同，灌输的教育不同，信仰不同，就叩动扳机、挥 舞军刀。这两组年轻人，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说 。 　　２００７年，世界共有７部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投入拍摄。在中国，讲 述这段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更年轻导演的手中。而他们开始从对灾难场景的再现和 控诉，进入更深层次的追问：这样大规模的虐杀，是战争中的暴行扩大化吗？在灾 难中，我们是否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以史为鉴，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屠杀本身，还有１９３７年的战争，１９ ３７年的中国。 　　７０年前，谁，经历了什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８日傍晚，《南京！南京！》片场休息，但原因却不一般。 　　从南京来的一个特约演员，在剧情的感染下，说出自己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 者！剧组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对着镜头讲出她家女性亲属被日军凌辱的 过程。南京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张连红说，目前所知的整个南京遭受过日本性暴力并 愿意说出来的女性不过１２人。那么，这位老人是第１３位。陆川说，这是一个“ 残忍的惊喜”。 　　顺着挂着古式西洋闹钟的楼梯，沿着支着安全区值勤记录黑板的楼梯间，穿过 裱着西门子公司老照片的客厅，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她穿着淡绿色长棉袍，米色 围巾，银灰色的头发盘在脑后，面庞线条优美。她已经收起激动的情绪，准备进入 镜头讲述，脸上的表情克制，平静。高圆圆扮演的女教师问她：“昨天晚上发生了 什么？”一开始，她缓慢、清晰地说：“昨天晚上，一帮日本兵……”很快，随着 语速的加快变成痛哭，后面的话都淹没在哭声里，短短几分钟的讲述，只能分成好 几条来拍。 　　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着不尽相同 的叙述版本。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 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随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１９８８ 年，导演罗冠群在参观完纪念馆后，怀着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愤怒、震惊，拍摄 了《屠城血证》，成为当年国内票房十大卖座片之一。１９９５年，吴子牛看完３ ００万字的史料后，以对３０万亡灵的内疚之心，拍摄了《南京大屠杀》，这则消 息当年上了日本报纸的社会版头条。 　　影片把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从文图史料变成了逼真的影像画面，观众真切感受到 屠城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面对３０万人的离去，７０年后的我们绝不是只 要从中听到哭喊，看到血泪。 　　因此，在２００７年陆川的历史影像中，纵使有“残忍的惊喜”，这位老人和 她的家庭的故事也只有短短几分钟。陆川在军队呆过，在他的讲述中，水上、角川 、伊田……这些太阳旗下手握军刀的士兵，成为了那段历史的一个重点。“我们在 非常认真地拍日本人，非常认真地拍日本士兵。我们所有的日本演员都是从东京请 过来的，而且我给他们的戏份都非常重，因为要看到他们在战争中的变化。”陆川 说。 　　普通人还是嗜血士兵？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夏村真广（注音）规矩得有些拘谨地坐在酒店的床边，２ １岁的脸上透着干净，害羞、紧张。因为出演《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水上 ，他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杀。来中国后的第三天看到剧本，夏村 真广大哭，用英语给陆川写一封长信，说他演不了这个角色，说太可怕了，“导演 你放我回日本吧……” 　　夏村真广最终还是扮演了水上，这个他认为“非常可怜，生错时代的年轻人” 。他需要在电影中杀人、强奸。对夏村真广来说，这是一条可怕的心灵之路。他以 前学服装设计，在日本浅草的一个市场上发现了和服的奥妙和美丽，因此对自己国 家传统的优美充满热爱。他还喜欢骑自行车环游日本，去公园的池塘边观察小动物 ，一看就是３个小时。他说自己不喜欢战争，原因是胆怯，不敢去面对战场上的杀 戮。但他也固执，自己相信的东西，不管对错，一定会去做。他讨厌这部分性格。 但他所讨厌的这部分自己，成为联结起士兵水上的路径。“我以前写日记，看完剧 本后，我把角色和我的日记做比较，发现我和水上有相似之处——会固执地听从上 面的命令。虽然不想打仗，但会去慢慢适应战争环境。”夏村真广对本刊说。 　　一同来到中国的年轻人中泉英雄，也在扮演的角川中，找到了他可以接受角色 的普通人的部分：“内向，怕杀人，也怕被人杀。变化是在战争中，最后会崩溃。 ” 　　在日本１９３７年拍摄的的纪录片中，１２月１３日攻入南京的部队里充满了 这样的年轻人：战事未起时，他们彬彬有礼，心中充满着对周围事物的爱和温暖； 从军之后，他们慢慢学会服从神授的君权，成为虐杀的野兽。 　　如何区分开施暴阵营中的士兵和人民？一直是表达这一段历史的难点。不管从 中日邦交，还是从哲学意义上的人性，发动战争者和被卷入战争的人民都是不同的 两类群体，前者要承担所有的罪恶，后者则要承载战争中的温情和战争结束后重新 生活的希望。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拍摄于１９９５年。是年５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 华，表示要把战后５０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同年９月，在“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吴子牛告诉本刊，在１９９５年，他把日本人民和嗜杀的 日本士兵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将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和她的中国丈夫 共同经历了７周梦魇般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但战争的可怕和邪恶之处正是：它让世界上没有人民和士兵这样两个泾渭分明 的阵营，人民和士兵是一体的。普通人也会拿起战刀。 　　《南京！南京！》剧组的日本年轻人需要接受从日本请来的教官的军事训练， 陆川要他们找到从普通人到将杀人当做游乐的心灵依据，“你会目睹这些孩子在变 化，当他们真的开始喊口号，开始瞪起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股劲 真的是挺不一样的。” 　　木幡龙在剧中扮演一个“表面自由放肆，但内心很复杂”的日本军官伊田。虽 然对“是否相信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木幡龙“不想回答，对不起”，因为他说 “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说法”，但他认可伊田这个角色行事 逻辑的真实。在拍摄中，有一段强奸的戏，他甚至自己加戏，给自己设计了更强化 “坏”的戏份。陆川说，“我都想不到他会这么演，那是他自己设计的——我既然 要演坏人，这样才坏呢。” 　　什么样的军队和国力的对抗 　　但，这也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失败后的衍生品，“如果我拍的日本人还是那种蓄着渣 胡子，头脑简单，只剩凶狠的，如果我们真是曾经输给这样一个军队，那才是真正 的悲哀。”陆川说。 　　横山伸治在中国学习电影７年，虽然各种说词不一的资料，让他不确定南京３ ０万人被虐杀是否属实，但他出任了《南京！南京！》的副导演。“如果这部电影 还是把日本人的形象从始到终贯穿着愚蠢地残暴，我没有兴趣。”他说。 　　还原两支军队的形象，就要拨开漫天的血腥，看清１９３７年的中国和日本。 当我们真正做到从细节上去还原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战争胜败的秘密就清晰地 写在军服的质地、设计、颜色，军队的枪支、弹药，甚至一张普通士兵绘制的图纸 上。比如１９３７年的日本军服，专门在腋下设计了一块三角布，让步兵这块特别 耐磨。１９３７年攻入南京时战事刚开始时，士兵的衣服都是呢子的，最后打到１ ９４２年穷了，才穿的棉服。 　　在南京大屠杀的所有回忆中，国民政府是被隐没的一方：他们在南京城留下一 个仓皇撤退的背影后，似乎就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但细节告诉我们，当时 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在抵抗：守城的五支中国部队，除了中央军的军服还比 较靠谱之外，从广东四川调来的部队的服装都特别凌乱不堪，服装有四五种颜色， 十几种款式。中国军队刚从军阀混战的狼藉里脱身，各路军队的枪支都是不通用的 ，子弹也都不通用，因为不同的军阀造枪支子弹的工厂都不一样，基本上是不同的 生产线。 　　“这是国力的ＰＫ，这仗没法打。”陆川说。 　　自我救赎的星光 　　目前的史料显示，在屠城中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罗冠群说 ，这是他导演《屠城血证》时遇到的一个难题。面对一个如被下了咒语般顺从的屠 杀，罗冠群采用了虚构的手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片子，我必须 要正面、全面，既要表现日本士兵的残暴，也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气节。不然感情上 过不去。而综观整个抗日战争历史，我们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因此，在１９８８年的影像叙述中，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照 相馆老板１４岁的女儿被强奸，小儿子被打死，他用儿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 眼睛。另一个角色“小广东”对日本士兵举起了斧头，男主角展涛在烈火中撞响了 巨钟…… 　　１９９５年，吴子牛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他觉得这是一部给后人看的电影，不 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他在片尾设计 了孩子的意向，给影片希望。片中男女主人公带着在战火中出生的中日混血的孩子 ，逃出死亡之城，上到扬子江上的小船，背景音乐响起“不要哭啊，南京”，“这 是唱给孩子的，也唱给城市的，还有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我片子中惟一的亮色 。”吴子牛说。 　　到了２００７年，陆川试图以仿纪录片的形式做一个剧情片。他将影片都洗成 了黑白，并且剧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史料出处。因此，胶片中没有响彻紫金山的豪迈 钟声，在真实的屠杀中也没有找到中日友好的民间感情的象征。 　　“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 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陷落之后， 你就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我甚至看到日本兵有这 样的记录，一排２０个中国人，把头砍掉，再上来２０个中国人，把尸体抬到坑里 ，跪下，再把头砍掉。杀一下午，没有一个人去跑，没有一个人去闹，当时看到这 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 　　陆川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孙宅魏的研究中，看到在一场对四万人的屠杀 中，日军有仅亡一两人的记录。上了４年军校的陆川就想：“如果是集体暴动，可 能还是会死掉很多人，但是我相信没准能跑掉１０００人。四万人暴动，日本人怎 么打啊，子弹都穿不过的人墙啊。” 　　但是沉入历史最黑暗处，也会发现星点的亮光。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时候，陆 川逐渐发现了一些让人荡气回肠的救赎：城内７周大屠杀时，中国人惟一一次持枪 抵抗的行动，是在几个日本兵抓人枪杀时，正好有几个中国兵藏在墙后面的地下室 里，他们开枪打死了那几个日本兵，这在当时造成了全城混乱，传说中央军进城了 。 　　还有一个叫陈瑞方的女子学院的老师在日记里写到，当时安全区的中国男人被 以士兵的名义抓起来，日本人要把他们带走枪杀，经过拉贝他们的反复交涉，日本 人同意让安全区的妇女来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就可以留下。结果有１个女人 换了６身衣服，救出了６个男人。 　　还有魏特琳写在日记里的，日本人来金陵女子师范大学的安全区要妓女，有２ ０个妓女主动站出来跟着他们走了。“这些女的是自己站出来的，她们站出来救了 别的女人。但是你想象，这多可怕啊，不是去接客，而是被轮奸。” 　　这些是中国人救中国人的故事。虽然“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我还是在电影里 用了，还是非常希望能写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陆川说。 　　吴子牛说，拍片子就像播种一样，是要讲节气的。时代不同，同一段历史的面 貌也总有不同。 　　　　　　　　　　※　　　※　　　※　　　※　　　※ 　　　　　　　　　　　　陆川：寻找悲剧后的理性与冷静 　　“那样一个废墟中，人性在战争中的恶能够极至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 冷和邪恶中，如何拯救和自我拯救？” 　　中国新闻周刊：你用两年多来搜集史料，你对表现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 　　陆川：南京保卫战是战争，但是南京大屠杀是战争中的一次暴行。我读了很多 史料，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哭腔，在哭诉。我的观点是，我们 应该带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屠杀、奸淫，它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 　　有时候得跳出一点点想，特别是对于我，对当下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就是 我能够去展现，去还原，在那样一场战争中，那样一个废墟中，人性在战争中的恶 能够极至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我觉得 这两种无论表现在什么人身上，对当下都是有意义的，这才是我作为电影导演想做 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表现出的人性的恶到了什么地步 ？ 　　陆川：南京大屠杀中的残暴指数绝对是登峰造极的。美国对越共的零星虐杀是 有的，但这种大规模的没有；还比如说对犹太人灭绝性的屠杀，也并没有达到如此 程度的对人身的大规模刻意虐待。 　　我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时候跟日本演员说戏，他们问怎么演啊，我就告诉 他们，你们这是在游戏场。他人的地狱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游乐场。你看他们很多 照片里边，很多日本兵后面插着旗子，上面写着烧杀队。你说他是在什么精神状态 下？ 　　在东京面试演员时，一个日本演员刚开始不相信，后来他专门找我跟我说，他 想起他的爷爷在弥留时刻，他问爷爷，你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哪里度过的？ 他的爷爷微笑着跟他说：是在１９３７年的南京。 　　中国新闻周刊：战争中的恶行是共通的吗？具体到南京大屠杀，是任何一场战 争都会有的暴行扩大化？ 　　陆川：南京大屠杀肯定是军方授意的，最开始发了命令，就地处理。但在命令 拿到之前已经在执行。日军的追击速度太快了，在供给线完全断裂，没有供给的情 况下，他们对俘虏“就地蒸发”，这是他们一个术语。 　　当人在战争环境中，内心那种黑暗力量，杀戮的欢娱，杀戮的愿望，是一种“ 他人的地狱，自己的天堂”的欢娱，在历朝历代的君王，或具体实施的这些士兵个 体身上都有体现。当战场解除了一切教化，打碎了一切禁忌，又赋予了你生杀予夺 的大权，赋予你剥夺他人贞操不受惩罚的权利、剥夺他人生命不受谴责的时候，确 实人是可以变成极其可怕的野兽。当这个野兽又是一个野兽群体的时候，这种恶是 会被无限放大的，这是战争的普遍性。而南京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我发现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军令的结果。军令只是要求你去处理俘虏，没有要求 你去以这种方式。枪杀和虐杀确实是两回事，有很多是日本兵自发的行为。他们想 出了各种各样（残暴）的方法去杀害俘虏，可以说是无奇不有。 　　我想可能有些事情只能是日本军队才能做出来的，在马来西亚，在菲律宾战场 上，他们也作了很多很残暴的事情。这是有特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