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中毕业后，怎么办何去何从，我想了很多，父母太辛苦，我是长子。母亲一直有病，兄弟姐妹都要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放弃读高中去考师范学院和中技学校但都没有被录取。结果只得放弃读书早日进入社会工作，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农村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我与徐公桥村妇女主任朱秀英和上海下来的知识青年姚玉英同志一起搞夜校办扫盲班，每晚下乡下村，而且不计报酬。最难忘的是姚玉英同志有一次到新浜村教学时不慎跌入河中，天气寒冷在零度以下。她冻得浑身发抖，当地群众听消息后纷纷赶来拿来寒衣端来姜汤。可见群众多么需要文化。在这种强烈的思想指导下，我萌发了想当一名教师。我想到了毛主席教导过的“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上级也号召高级合作社都要重视文化教育，办好学校。我在高级社书记邵永飞社长张杏元会记周福元三位领导的支持下，在古巷村大厅里办起了花桥乡第一所民办小学。小学共有四个班五十多名学生，进行复式教育。当时办学条件极差，工资也很低，我每天还要步行几里地的确很辛苦。当我想到我一个老师能管好怎么多学生，为他们教学为他们服务，我觉得再苦再累也甘心。我觉得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除了管好学校外，利用寒暑假，节假日业余时间，我还参加了社区业余文工团。我与吴新霞女士演出的“三换春秋”小戏博得广大群众的好评，并参加了昆山市第三届文艺汇演。演出很成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嘉奖。1956年10月，国家义务兵役制实行第二年，征兵运动开始了，不少青年都报了名。我是一名教师按条例是缓征对象。当为了保卫祖国我愿意到部队里去锻炼。我争得领导同意，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冲破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俗，毅然报名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