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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核电发展的黄金时期，那时候只有能源危机，没有切尔诺贝利，各个国家都是一拥而上，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众多国家均在这个阶段完成飞跃。而中国虽然对核电技术的掌握相当早，但是一直没有将其民用化，实际上核潜艇的核反应堆与核电站反应堆堆芯技术基本相同，就像汽车行业大卡车和小汽车的关系，法国核潜艇1970年下水之后，便开始将此技术转为民用核电站，目前法国核发电占总发电能力的78%，反过来看中国，中国的核潜艇下水只比法国晚了一年。但第一个核电机组1985年才开始建设，而且并未采用自己的技术。曾经成功研发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直至秦山核电站二期建设项目批准，才被允许参与核电技术的投标。中国首个核电站30万千瓦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计划，直到1991年12月，才正式并网发电。当然其中牵涉到多种原因，比如中国的煤资源优势得天独厚，价格也相对低廉，这样核电相对于火电难有竞争力，加上当时中国穷啊，而核电单位发电装机容量的造价大概相当于煤电的三倍，比起水电，也要高出三分之二以上。即使要缓解电力紧缺的局面，有限的资金也肯定不会优先选择核电。
实际上，从各种文献看得出，对于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做出清晰的判断，关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这与中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合理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打稳扎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近两年形势大变，电力开始出现短缺，而且煤炭价格大幅上扬，几乎所有品种的能源供应全面趋紧，开始凸现核电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的尴尬，截至目前，我印象里面中国投产和在建的只有11个核电机组，装机容量大概是800多万千瓦，在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中的比重不足2%。
国际上发展核电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连在已经废除核电的意大利，贝卢斯科尼也呼吁民众重新考虑核电，因为“过高的能源价格已经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温家宝提出的中国核电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届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在建的装机容量，也将达到1800万千瓦。
现在中国的堆型是大杂烩，对运行维护非常不利。我记得目前已经投产及在建的核电机组中，秦山核电站一期及二期均采用了国产堆型，三期则采用了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重水堆型；大亚湾、岭澳核电站采用的是法国法马通公司的堆型；而正在建设的江苏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采用的则是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的堆型。
早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决定将三门和阳江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是必须采用第三代堆型，而招标思路却由2001年末的中国核电将采用“秦山自主发展核电”的模式被“整体引进国外技术”的决策取代，领导们认为应该先对外招标引进若干套，然后再照着别人的技术自己来做，实现国产标准化百万级批量生产。
我对统一堆型并没有意见，关键是法马通的EPR或东芝西屋的AP1000，是目前可供选择的仅有的第三代堆型，但前者在芬兰的项目刚刚开工，后者更至今未被商用。即使中国能够成功引进，也要经过长时间的实际检验，才能进入规模量产阶段，这显然难以实现2020年的核电发展目标。
目前最合理的应该是先小批量上马一些采用二代改进技术的国产核电机组，同时抓紧时间研制自己的第四代，想在第三代技术上一步到位的激进路线我认为并不现实。
所谓“第三代技术”，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实际上称不上“代”的概念，只是一个逐步的改进版本而已，当然在理论上比第二代技术要安全一点。但是现有的第二代技术及二代改进技术已经很成熟，国际上有超过15000堆年的安全运行经验，经济上也更为可行，说白了就是更便宜，尤其是全面或大部分国产的话。
中国作出全面引进国外三代技术的理由之一，是希望能够引进并消化之后，站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技术，但关键是目前国际核电界研究的第四代核电反应堆堆型主要包括革新和安全的压水堆以及高温气冷堆等六个堆型，与当代核电技术，不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都没有任何关系，第四代核电技术并不是在第三代技术基础上的延伸。它与当代核电技术相比，是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方案以及概念完全不同。第三代技术不是第四代的必由之路。如果说美国人的超过1000度的超高温气冷堆是第四代的候选目标的话，那么清华大学正在筹建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更是可以最先实现的第四代，面对全新的第四代堆型研制，中国人的技术上的弱势并不明显，关键还是看政府的决心和魄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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