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主张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价值观，好比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妻子/丈夫和别人家的比，把自己和孩子和别人家的比一样。但是，我坚信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你是公众人物就应该比平头百姓多一份豁免权，也不应该你是公众人物就应该比平头百姓受到更多的责难。

巴金和郭沫若都是公众人物，在人性上都有其共同的弱点，这里我试着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借此抛砖引玉，同时回复网友们的提问。

评价历史人物切忌脸谱化，我们不能因为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吹捧了毛泽东就给郭扣上一顶“最无耻”的帽子，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把他抬到圣人的地位。历史人物要历史的看。

先看郭沫若。

郭在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就不说了。郭为什么如此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似乎有三个可能：1。迫不得已明哲保身； 2。政治投机获取资本；3。真诚信仰发自内心。

凭现有的资料，我们不可能做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可以逻辑推理一下。

迫不得已。经过文革的人们都无法否认，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做违心事说违心话是一种常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张志新的勇气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郭沫若具备铮铮铁骨？

政治投机。郭沫若并不是文革红人，文革时期自己也受到迫害，甚至两个儿子都在文革中惨死，他无机可投。如果他想投机，他大可以向许多人那样揭发批判打倒别人。也许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发现郭沫若在文革中有迫害过他人的记录，凭这一点，郭沫若还是值得称道的。

郭沫若真心信仰共产党吗？郭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很早之前郭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早在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郭沫若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郭前往日本避难。

1928年，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郭沫若和创造社其他成员一起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郭沫若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时代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1930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书的观点是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

……

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政治主张不是文革中毛泽东强加给他的，而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和立场，至于他写的那些肉麻诗，我们大可以把自己当年的言行——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等拿来当个参照，不也是一样的肉麻可笑甚至“无耻”吗？我们有什么道德上的特权来给别人扣上一顶“无耻文人”的帽子？我们自己不过是当“文人”还没有资格，否则不是一样的“无耻文人”？况且假如郭沫若的肉麻出于其真实的政治信仰，他真的把毛泽东当成了耶稣基督，又有什么好指责的？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上郭沫若在政治幼稚过，糊涂过，献媚过，在爱情上背叛过，但这些不是人性上共同的弱点吗？

有人说郭沫若的媚态丑态“成为了奴才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坏”。大概又是我孤陋寡闻，文革中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郭沫若写的肉麻诗，这些东西对知识界，对文革有多大的影响还不容易下定论。

说到这里，该提巴金了。首先，我要肯定巴金的确是一名勇士，勇于剖析自己，反省自身的勇士，最可贵的是他在文革结束后没有对迫害他的人秋后算帐，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抛弃个人恩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主张，以防止历史重演。

然而说到影响，巴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比郭沫若好到哪里。

巴金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里忏悔道：“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究竟巴金说了什么呢？原来在“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尤其是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一文对胡风等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这些当年半大的娃娃，不会忘记那本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吧？你可知道作者就是这大名鼎鼎的巴金？

要说“坏影响”，巴金的这些言行难道不比几首献媚诗歌坏上百倍？郭沫若不过是拍了几下领袖恶俗的马屁，巴金可是落井下石陷害好人啊！（要说献媚，巴金的《赞歌集》不一样的歌功颂德？）

好在巴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1978年在重返巴黎和访问日本之后，巴金 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还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之后，巴金更是提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

巴金的文革观超越了自身，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家，他站在历史和人性的高度向全人类发出了反思的号召，因为文革这样的悲剧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发生。巴金被称为20世纪的良心当之无愧。

自然，巴金最后近10年的生命显得暗淡多了，他也“身不由己”，像一棵枯竭的稻草一样“为党活着”，这也是巴金的无奈，中国社会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撰写《随想录》和提出反思文革都是在1978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之后，如果郭沫若也能和活到那个时期，郭沫若是不是也能觉悟，也成为另一个“良心”呢？

毕竟，郭沫若还是有其可爱的地方，当年鲁迅骂他“才子加流氓”，而鲁迅去世后，郭沫若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郭沫若也匆匆在鲁迅悼念会上高喊：“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在“文革”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又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

这就是郭沫若和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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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和为人父网友探讨一下道德。

您说“任何道德批判都是建立在一个道德标准上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道德标准？谁定的这个标准？以前的中国人有共同伦理观，即《弟子规》那一套，因此很少有道德困境。现在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的理念，尤其是强调自由和模糊不清的人性的理念，导致出现很多让人不知所措的道德困境。比如范跑跑的行为在英雄主义年代，无疑是可耻的行为，可是在当代，他却可用个人权利和自由为自己辩护，而且振振有词。”

我基本赞同您的观点，只有一些补充。

的确，道德批判离开了道德标准就无法施行，那么咱过去的那套标准真的管用吗？谁说弟子规就是一个好的标准？如果弟子规可以是标准，《二十四孝》是否也是标准？为了养老娘是否就应该把儿子活埋？这是什么标准？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道德批判”？

人性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人类目前面对的困境面前拿来剖析自身看清人类本性的一个参照。西方也没有完全抛弃道德，西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是将道德量化了，也就是把昔日的道德变成了法律。所以，目前人类对于自身的约束应该是以法律为准绳，无法量化的道德留着公供人们继续讨论分析改进，或留着让其随物质的发展自行演化。道德不可能100%量化，但总比无法无天或以三从四德和《毛选》做标准的好。

至于范跑跑，我知道西方有些国家的法律是要制裁这样的行为的，好比一个船长在危难时期不能首先丢下旅客逃生，这不但是道德，更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