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是亲兄弟。

兄弟俩早年都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学贯中西。

哥哥不久赴美深造，曾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弟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任职于新华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或许是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轨迹，兄弟二人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减行渐远，以至于最后积怨成仇，分道扬镳。

奇怪的是，哥哥定居美国50多年，却还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在文化意识与感情归属上的中国人，他希望故土早日富强早日统一。他鼓励在美国出生的女儿认归中国是自己的祖国。自尼克松访华开始，他每年都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寄去一份签证申请。直到1978年，他突然收到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信，同意给他去中国的签证。

此后，他多次回国探亲访友，讲课。他的文章表达出对中国巨变的兴奋与欣慰，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也有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老朋友评价说：“他爱国之深使他忧国也切”，虽然“针砭时弊，说出这些肺腑之言对他是痛苦的，但是他不能缄默。”

相反，经历了反右和文革残酷折磨的弟弟，对于中国社会就不仅仅停留在“针砭时弊”之上了，这位老右派心灵上的那一道道从未愈合的流血伤痕，“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

身心的创伤使他郁郁寡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弃你的工作，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吗？”

他患上了忧郁症。他沉默寡言，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他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

相比之下，生活在美国的哥哥具备两种文化背景，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又有西方富于幻想的浪漫气息。他坦诚、率直、开朗，为人热情真挚。至于政治观点，无疑有些左倾。因此，兄弟俩产生了巨大的争执和隔阂，弟弟至死都没有原谅哥哥“为中共张目”，也仅仅因为哥哥的一篇书评，厉声大骂，斥为“帮中共讲话”，从此，兄弟俩老死不相往来。

而哥哥自然不能理解弟弟内心的痛楚，不免耿耿于怀指责弟弟是“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他们共同的侄儿如此评价：“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叔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政治信仰的不同的确可以让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人生经历的天渊之别，尤其是长期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是很难理解一个遭受了极权社会磨难并留下深刻创伤和烙印的人的。

 可悲的是，有些人将带着这种烙印过一辈子。

1999年1月16日，弟弟身患癌症，病逝于北京。 

临死之前，弟弟没有给哥哥留下一句话，却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遗言：骨灰不留在中国。

1999年3月的一天，弟弟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也许，若干年之后，兄弟俩能在天国里握手言和。

对，大概您已经知道了，这哥哥是现居纽约的当代知名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先生；弟弟是翻译了《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等名著的著名翻译家，作家董乐山。

我欣赏董鼎山的文采，我也欣赏董乐山正气浩然，嫉恶如仇的气节，但是我却不能理解董乐山带着如此愤恨与积怨走向死亡。

死亡既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超脱，在即将面对死神的时候，为什么还不能放下恩怨，扔掉政治斗争的狭隘，从而唤醒内心深处宽容友善的宗教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