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我刚出国不久，那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国内的一切，牵挂着广场上的学生，看到跪在大会堂前的学生，看到赵紫阳的谈话，看到党报社论，看到李鹏的声嘶力竭，心中的忐忑与不安此起彼落。

终于，枪声响了起来，广场上一片狼藉，血肉模糊的躯体叫人惨不忍睹。

凭着一样年轻，一样对正义负有使命感的热情，海外的留学生们也走上街头，呼喊口号，声援学生，向专制表达抗争。每次，我都走在队伍的前列。

毫无疑问，如果我当年在北京，一定会是广场上的一员。

年龄在岁月中增长，思想也随着年龄一起成熟。对于六四，我从每年的呐喊，开始转入思考。

要求政府为六四平反，要求政府对六四做出公正的评价。这两点，是今天很多人都在企盼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不值得过分在乎的地方。

我于2007年写下了《六四还要平反吗？》一文，其中提到两个观点：

1．“平反”一词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皇权思想。凡事要由青天大老爷说了算。大老爷错了，他自己来“平反”一下，小百姓们就三呼万岁，感激涕零了。所以本质上要求平反还是封建的奴性思维。再说，对六四的评价，还需要政府来作出什么“公正”的结论吗？世界上只要有基本的正义和良心的人，不早就对这一惨剧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只有“平反”是远远不够的，四五平反了，可仅仅13年之后，一模一样的悲剧又在同一地点发生了！

2．对于六四的再认识，不能只是一个行政“平反”手段，应该是一个法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不谈政治，不谈孰是孰非。就法律而言，对于无辜生命的践踏，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允许的。无论是对平民实行杀戮的决定者还是执行者，都应该从法律上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去年（2011年），我进一步对以上观点做出了清理，指出“平反”和封建时代帝王的“罪已诏”是一丘之貉。乞求“平反”也就是企盼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大老爷“罪已诏”，P民们就三呼万岁，感激涕零了。这是奴性的潜意识的流露。假如习近平上台后对六四平反，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他看成青天大老爷，只有当六四在法律上有了结论，对所有责任人作出了审判并对遇难者做出了赔偿，六四才能画上句号。

当然，追究六四的法律责任，也不应该把目光只盯在直接责任人身上，我们应当和反思文革一样反思六四，不管邓小平有没有下令开枪，他都逃脱不了在64事件上历史对他的审判。而其它所有当时的高层党政军领导，包括一些利用学生热情的投机者们，都对死亡的无辜生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六四，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需要历史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所以对64这个“试金石”和判断敌友的说法要谨慎，更不能将其作为照妖镜四处乱照。

反思六四还有两条教训要吸取：

1．政府开枪是偶然擦枪走火还是必然。不弄明白这个问题就会盲目的号召再次革命，视百姓的生命为儿戏。前一阵有人自己躲在美国却号召“到广场去，到大街上去，让茉莉花开遍全中国”。这本质上和薄熙来一面鼓噪唱红歌，一面把儿子送英国贵族学校有什么区别？我庆幸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无疾而终，否则一定又是血流成河。毕竟，生命是最为宝贵的。 

2．中国的民主进程靠什么？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革命吗？纵观历史，中国的“群众运动”只有两条结果：要么是义和团，太平天国，小刀会，反右，文革这样的闹剧；要么是12·9， 3·18，64这样的悲剧。54是一个例外，因为54时我们有西风东渐，有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这样的思想先驱，今天没有，哪怕一个！六四甚至算不上一个民主运动，因为和当时的苏联不同，那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但中国没有。中国的进步只能靠人民的觉醒，靠人性的萌发，靠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彰显，靠普世价值的推广，靠文化的渐进改良。

今天，当我再次面对六四周年纪念，我更觉得我们这代人身上的使命。我们不但要重温历史不忘历史，让郎朗这样的80后知道“我的祖国”历史上还有这样一幕，而我们亲身经历了历史的一代人，就不能只限于喊口号的层次了，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在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成为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而不是路边的鼓噪者和幸灾乐祸的看客，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使命。

最后，我想就对于六四遇难者的赔偿提一个建议（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赔偿不应该由政府动用国库里纳税人的钱，因为六四的直接责任在于当年的执政党。

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决定每个受害者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再乘以受害者总数，将这一数字除以当下所有共产党员的总人数，这，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缴纳的一份“特别党费”，每一个党员都应该记住：为了不让悲剧重演，监督自己所信仰的政党，是自己肩上的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