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有只有欧洲的少数国家（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在法律上允许某种形式的医生协助死亡，主要是在医生协助下以药物结束处于痛苦中的身患绝症者的生命。

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不允许这么做。

1992年，加拿大维多利亚的Sue Rodriguez身患ALS， 她毅然挑战法律，将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这是谁的身体？谁拥有我的生命？”

但是Sue没有赢得这场官司，不过医生协助死亡这个概念从此在加拿大引起了广泛关注。

1994年Sue在一名匿名医生的协助下有尊严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里我们有必要要分清两个基本概念：医生协助死亡（assisted suicide）和安乐死（euthanasia）。前者是在患者意识清醒下主动要求医生结束自己生命，而后者是医生在无需经过患者同意时主动停止抢救，让患者无痛苦死亡。

安乐死，在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都是医疗的最终阶段的常规：当抢救无效时，不再继续插管子打针切气管，只给病人注射吗啡，让病人在尊严中没有痛苦地离开人世。——这，我是100%地赞同的。

那么，当一个人由于病痛，他/她是不是有权利要求医生给自己注射致命药物结束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属于谁？只是属于他/她自己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不是容易回答的。

一周以前，加拿大BC省最高法院法官Lynn Smith推翻了联邦法案中有关限制医生协助死亡的部分条款，允许身患ALS的Gloria Taylor在医生协助下选择死亡。

但是，正如大多数人分析的那样，联邦法院很可能推翻BC省的决定，再次禁止医生协助死亡。

虽然安乐死已被广泛接受，但医生协助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改革，而是一场伦理道德，价值观和文化的较量。

可以看看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绝症病人大多走得很凄惨，很痛苦，最后明明回天无术，但是无论医生还是家属都会潜力抢救，用最好最强最的药和最残酷的手段折腾奄奄一息的病人，或许能延长病人几分钟乃至几天的生命，但是病人的痛苦和屈辱 是谁也不愿意体会的，只要那些活着的“心安”，不会被人说成是“不孝之子”就好。

文化观念的进步是文明的前提。

加拿大什么时候能让医生协助死亡在法律上得到认可？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