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森（上）  2011-6-29

新土豆下来了，买来些回家，去皮切成小方丁，用白水煮上，满屋子都是新土豆的香味。

新土豆很好去皮，只需用小刀刮一刮，土豆皮很容易就被刮下来了，不用削去厚厚的一层。

从小时候起给土豆去皮时，就只知道刮，用一片摔破了的瓷碗片，来刮皮，不是刀子削皮。后来听说苏联人穷得去吃土豆皮，就觉得不可思议：刮下来土豆皮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层干皮，怎么还能吃呢？

知道一般给土豆去皮是用刀子削这回事儿还得感谢汤森，这还是那年在马德里与汤森一起度过的那几天的时间里知道的。削土豆皮的时候常常会想起汤森，想起那些有汤森的日子。

汤森是丹麦人，块头大，个子高，长圆的脑袋，长圆的脸型，说话时鼻音很重，行动不是很利索的，给人的感觉是笨重如熊。后来跟他接触多了，这种感觉还是没消除。他的“笨重”只是身体上的，在大脑思维上，他虽说不上是敏捷，可也并不迟钝，他有他的规矩、作风，沉稳、朴实。

那时我刚刚在三协工业株式会社工作不久，每年只有10天的有给休假。接到汤森给我寄来的机票，我就向我所在的技术部的头头中村部长请了这10天的假，去了西班牙使馆办好了签证。

时值仲夏，马德里的气温，日中高达39摄氏度。汤森驾车来机场接我，直接去了他在马德里租的一套公寓。路上要穿过马德里的几个热闹的市区，大城市的风景几乎都大同小异。那虽是我头一次去马德里，可也没怎么感觉到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汤森在马德里住的公寓是他所奉职的丹麦史密斯公司为他租的，--史密斯公司在马德里有个办事处。汤森住的公寓处于“富人区”内的一个高级小区里，那一带，据汤森说还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小区和公寓的进出口处都有专职的保安人员看守。公寓在小区里的一栋外面看上去并不怎么豪华的公寓楼里，一户公寓里的房间很多，还是一间套着一间的那种，有些像迷宫，没有汤森领着，我肯定是找不到我住的房间的。

头一天，汤森把我接来后，放到公寓里，简单地给我介绍了一下环境，就又去上班了。我虽有些好奇，可也抵不住困倦的袭扰，便倒头睡觉—倒时差。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后还是自己一个人。汤森还没回来，原来那里夏天的工作时间很晚，午休的时间长，晚上下班就晚，因为天黑的也晚。

不过就我知道的汤森，他就是个工作狂，干起活儿来没日没夜的，在我看来他是“苦干”加“蛮干”。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跟我说，这次特地把我接到马德里来，是要我来帮他好好度假的。

可他却还要上班，我问他上着怎么班度假？他只是傻呵呵地笑：“有你在，我就跟在度假一样！”

我便问我自己：我这个人让他看上去就这样放松吗？

那两周的时间里，汤森处理完了办事处的事儿就回到公寓来陪我，实在忙的时候，就把要干的活儿拿回公寓来做—也就是一些合同的附件，整理技术资料什么的。看来他的确是要一边上班一边度假的了。我也彻彻底底地放松了自己，在汤森上班的时间里，我就去公寓里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或是出去逛街。晚饭，汤森总是带着我出去吃，可有时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这样清闲有些说不过去，就去超市买些食品来自己做饭。欧洲的主食就是土豆了，汤森是丹麦人，土豆对他来说就像是我们大米白面一样。于是我买了些土豆，牛肉，做了一次土豆烧牛肉，跟他说这是苏联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他笑了，并跟我说，我的土豆烧牛肉是“超共产主义”的，因为我连土豆皮都没削。还说这样的土豆，也就他还能吃，也就只能躲在家里吃，是不能给人看见，更不能招待人的。

我跟他辩解说我是刮了土豆皮的！

他给我示范了如何给土豆去皮：有专门削土豆皮的刀子，在土豆表面上一拉，就能除去厚厚的一层土豆皮。一公斤土豆，经他削皮后就只剩下800克了。

这是我才明白“人穷得去吃土豆皮”一说—这样的土豆皮还是有“吃头”的。

我跟他说了我的这个“不解”，他却没笑话我，跟我说，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奶奶那一辈的人都是这样刮土豆皮的--这并不是我的“专利”。他也是一直这样吃刮皮后的土豆，后来被人笑话才渐渐改为削皮。

或许就是许多这样细小地方的相似，让我觉得，也让他觉得，我和他之间有种自然的默契和通心的融洽。汤森觉得有我在他身边，是一种放松；我也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论是做什么都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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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汤森是在谈判桌上认识的。那时我在建材局的机械公司做技术引进工作，汤森所在的史密斯公司参加了我们发标的几个项目的竞争。跟他的对手较量了几个回合后，他也学会了“笼络人心”，把我们中方的几个跟他谈判的工作人员请到他在北京租住公寓去，搞一个周末Party。

那时还不怎么开放，加上我们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经上级批准后在我们的头头—两位正副处长的带领下才应邀去参加他的Party的。

他住的公寓在北京东郊离机场较近的地方，因为是涉外公寓，公寓的大院的门口以及公寓大楼的门口24小时都有大兵站岗守卫的。那时每周还是六天的工作日制。周六头头让我们早早下班，就随汤森去了他的公寓。

按现在的标准看，那套公寓除了“宽敞”之外就没什么能恭维的了--摆设实在是很一般的，可按当时的标准看，就很“现代化”了的！加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洋”式公寓，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起居间很大，铺着地毯，摆设很简单，中间是一组皮面沙发围着一张玻璃茶几，靠内面的墙上有一个壁炉和一些书架、花瓶柜；外墙上有几扇很大的玻璃窗，跟给人以宽敞、明亮的感觉。这套公寓里的卧室、卫厕，有3-4套，都是很“现代”的装修：瓷砖地，大浴缸，北欧式的淋浴。

一起被邀请的同事中，也有中技公司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刘晓光，沈树琪，他/她们跟我们的两个处长一样，常常跟老外打交道，也常出国，熟悉这种Party的大致流程。他俩比我们的头儿还能耐，不光是“有嘴”—出国语言通，还“有腿”—有国外的驾照。

大家在宽大的起居间聊了一会儿后，汤森便引我们去了厨房。冰箱里，他事先已经买好了的做“炸猪排”用的猪肉，猪肉也已经切成了大约20毫米厚“猪排”的大小，刘晓光和沈树琪就开始找出了菜刀，用刀背来砸这20毫米厚猪肉，一直砸到这片肉只有不到10毫米的厚度；我们技术部的头头也一起来找出面粉、鸡蛋，调合成鸡蛋面汁，砸薄了“猪排”裹上这鸡蛋面汁，再裹上面包渣，就可以下油锅炸了。我和小丽、小王就来准备色拉什么的，有现成色拉酱，就是马哟那滋，我们就把煮好的土豆、鸡蛋切成小方丁，黄瓜、洋葱、西红柿也切成小方丁，浇上色拉油、色拉酱，拌匀就完事儿了。

大家各有其忙活的，边做着饭，边聊天儿；饭做好后，大家就边吃边聊。处长刘景洲是个欧洲派的，偏爱德国的东西；副处长宋大群媛萍是个不露锋芒的和事佬，哪国的东西她都说好；刘晓光跟我们的刘头一样，喜欢欧洲；而沈树琪则是个崇美的，喜欢美国货；我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按理说是要崇日的，可我怎么也崇不起来；小丽是外贸学院毕业的，一口流利的美语，跟沈树琪一样，崇美派的；小王的外语不好，但是很用心地在学英语。我们聊天儿时，时不时会插入几个英语词，她就按她的理解，腼腆地跟着说，大家也都很热心地给她解释。

那个晚上，大家都很开心，我也长了不少见识和知识，对汤森也有了一些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