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欧欣悦，在湖南的一个农村长大，如今在德国已生活20余年。回顾我的人生历程，从农村到长沙到北京，到现在定居德国，我走过了相对波澜的日子，命运曾给我一条既定道路，但我没有接受，而是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我想，那些童年的贫穷、痛苦最终结成了人生果实，成就了今天的我。

（2020年，德国，朋友为我拍下近照）

1.和别人不一样的小女孩

1973年，我在洞庭湖边出生，出生时父亲在钢铁厂做高炉工，而母亲是民办老师，由于无暇顾及我，我被送到了外婆家生活。所幸的是，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贫穷但快乐的童年。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家的一切都和泥土相关，原始，粗糙，全是泥地、土墙、土灶，而茅草的屋顶总是顶不住巨大的风雨，也聚不起热气。

湖南的冬天湿冷，侵入骨髓，没有暖气和取暖的东西，外婆家的屋子里比屋外还冷。我记得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刮台风，瓢泼大雨使我们的屋子四处漏水，我和外婆外公抱着火炉在床上瑟瑟发抖地取暖。但雨越来越大，水也越漏越多，外婆把家里所有能接雨的脸盆脚盆包括碗都用上了，不停地在各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刚把这盆水倒掉，那边的碗又满了。

在极度的寒冷和贫困中，外公开始抑扬顿挫地吟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最后外公长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时我还年幼，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这首词的意思，它已深刻地刻在了我早期的记忆里。

外公家原本是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出过很多进士和秀才，对于教育非常看重。但后来家道中落，又因为早年外公被打成臭老九，脊柱被打坏，眼睛也几乎被踩瞎而丧失劳动力，贫寒的家只得靠外婆一个人在勉力支撑。

虽然穷，但是我记忆中从没有过饿肚子的经历，外婆和手巧和能干闻名于乡里，她总能把鸡喂得又肥又壮。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起床为我们做早饭，为了孩子们还特意种了桃树李树无花果树和桔子树。外婆对我也十分宠爱。家里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听说五里地以外的大队部有电影看，我嚷着要去，即使再疲累，外婆也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带着我走上崎岖的山路，满足我的无理要求。

而重视教育的传承一直没断，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外公已经开始教我背唐诗、写毛笔字。到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背完了唐诗300首。小学又学习了宋词100首。到初中我又自学完欧洲史，把欧洲各文学名著如《基督山伯爵》<<百年孤独>>等看完了，这些都来自于外公和母亲的熏陶。

6岁的时候，我到了父亲身边上小学。在外婆家的时光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以至于和后来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

到了父亲的钢铁厂，我与同龄的小伙伴格格不入。他们嫌弃我不会说漂亮的长沙话，而只会说乡下的土话; 我穿的也是姨、舅穿破穿旧了的衣服，到处都是补丁，既不合身也不好看; 男生们更是欺生，总是打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会血淋淋地跑回爸爸的职工宿舍，而爸爸也不在，他要上班，三班倒。我没有朋友，也没接触过同龄的女孩，当上小学后第一次握住同龄女孩的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原来女孩子的手可以这么柔软和温暖。

这样的不合群在幼年的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我和他们不一样。

种子在中学开始生根发芽。大多数我当时的同学，都是读完初中就在钢铁厂继承父母亲的职位。一想到父亲那上千度的锅炉和高温的车间，那千篇一律的工作让我窒息，我不想安心于此，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中上游的水平。从初二起，当其他人开始青春萌动各自思春时，我却将精力专注在学习里，学习成绩也开始拔尖，从高中起慢慢开始成为了学校里的学霸。因为我知道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而高考则将是我首先要跳过的第一道龙门。

（14岁，被学校选拔参加夏令营，在张家界留影。中间的是我）

2.丑小鸭的蜕变和三级跳

16岁那年我被学校保送上大学。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甚至连火车票的钱都掏不出来，于是我去了离家最近的有补助的大学，即湖南师范大学，学当时热门的专业生物。当然，往返于家里和大学的火车上我经常逃票。

进入大学后我仍然比较孤僻，不太喜欢理人。大学以前的家庭条件并非我所能改变，但之后的人生，我想，我可以自己选择。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要考研究生，我要靠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外婆和母亲几个姐妹都是县里出名的美女，所以估计我也不会太丑。他们担心，孩子如果过早的沉迷于自己的容貌，就会影响学习成绩。 所以幼年的时候，家里一直让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家里本来也没有条件，母亲也刻意不打扮我，还有意让我认为自己是个丑丫头。我也一直对自己的长相有点担心。没想到上大学后我的追求者不少，学校的青春礼仪小姐选拔赛也把我给被选上了，这让我也多了一点点自信。

（1991年第一次做礼仪小姐，接待香港无线电视总裁邵逸夫先生捐赠湖南师大逸夫图书馆）

而此时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谈恋爱，礼仪小姐队里的同学更因为能接触到社会人士，很多人早早就沦陷了，还有人被包养，不少人走上了与我完全不同的人生。但我一直很坚定，不为所动，坚持自己考研究生的愿望。

早在我12岁的时候，在生物书上我读到，物种分化得越晚越高级，我就告诉母亲，人类也一样，成熟得越晚，未来的层次就越高。长期以来我都秉持着这样的观点，一直努力让自己接触更多的知识。我的整个大学，被专业课和工作占满，它们着实成为了我人生的养料。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考上了北大医学院（那时候叫做北京医科大学，简称为北医），再次开启了我新的人生征程。此时，人生为我注定的那条路已经彻底和我分道扬镳，我开始了自己的闯荡。

在北大医学院的三年，我仍然一如既往的努力，通宵熬夜做实验是常事。毕业后，我被系里留下来继续做科研并同时担任助教。如果不出意外，几年后我将继续在系里读博士，再过几年就能当上讲师，多年以后我就能成为副教授教授，看起来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24岁，我在北大医学院的硕士答辩）

 但此时，另外一个人生问题又摆在了我面前。那时候我已经过了25岁，在当时的父母以及社会眼里，我已经是个妥妥的“大龄剩女”，每个人都在催促我，给我安排相亲，这让我十分难受。同龄的同学们要么早就结婚或者配对出国了。我的学历在当时太高，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就往往是二婚，所以一直不成，后来甚至连看门的大妈看我的眼神都带有怜悯，要给我介绍一个扫地的大爷。到最后，我的女性朋友都怀孕休假生产去了，而我还单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

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是否要去国外。在我毕业的一年多时间里，师兄弟姐妹们全部都出了国，只有我留在了国内。一边是系里稳定的晋升路径，一边是国外的自由，我有些犹豫。

（北医工作照）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往美国、德国和加拿大几个国家发了几封申请博士职位的信件。因为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三篇第一作者的文章，所以都得到了回应，其中美国、加拿大都给了比较好的职位，德国这边更是主动，第一次面试完后马上约了第二次面试，面完第二次直接敲定了要我。

当时德国这个项目是公开发布在《自然》期刊上的，是德国知名企业拜耳药业集团和斯图加特大学合作的。他们给我比其他3个项目都丰厚的奖学金，每个月2300马克，也就是1万多人民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奖学金相比我在北医每个月500元人民币的工资，还是挺有诱惑力的，看着前景良好，我欣然前往。

回想起来，当初丝毫也没害怕过异国他乡和前路的渺茫，有人问我怎么有勇气？我一不会德语，在德国又没有一个熟人！可是我原本就一无所有，又有何畏惧？！

（临出国了，即高兴也忐忑）

3.异国他乡一个人的打拼

 在德国的前三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文化差异是个问题，我还遇到了一个没有人情的导师。

导师是一个工作狂。下班后别人都休息了，她吃完晚饭后又会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至晚上十一二点。作为她的学生，我得比她更加勤快的工作，也就是说每天早上最晚8点到实验室，一直忙碌到至少到晚上8点才能离开，有时要待到晚上10点以后，期间我几乎没有时间吃晚饭，并且全年周末无休。

但并非所有学生都和我一样，德国学生们往往在我到实验室一个小时才到，下午还要喝下午茶，五点左右就结束了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导师之所以招我，不仅仅只是因为我的优秀，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勤奋，任劳任怨。

导师也不让我学德语，一方面她不愿意我把时间放在实验以外的任何东西上，另一方面，她不希望我与本地学生交流，以防他们告知我德国的法律并不允许像她这样压榨职员，因为她同时克扣了我进一半的工资，用这份工资另外养了两个大学生做助手。

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头一年，因为孤独寂寞和无助，我几乎整整哭了一年，甚至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德国社会。到德国三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德国的超市晚上6点就关门，周日也不开门，经常错过超市上班时间而无法购买食物的我，还几次饿晕在公交车上。这样子过来两年后，本来苗条的我，因为整天不动迅速发胖，还一周接一周的生病，刚刚病好几天又继续生病。

那时候我也没有朋友。在实验室里，因为我持续的加班，也不参加德国同学们的任何活动，比如一起去食堂吃午饭，一起喝下午茶等，这让他们都很不悦，觉得我的加班使得他们压力变大了。而90年代的中国留德学生本就不多，除了公派留学生，其他的大多是小留学生，他们互相攀比谁家更有权有钱，男生为了抢女朋友大打出手，不少还成为了留学垃圾。我却一个人独来独往，不用父母寄钱还拿着德国政府给的高额奖学金，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

工作到第三年，这样的日子越发难以忍受，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导师的人品，而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导师的不讲礼貌。

作为博士生，我会给德国的本科生带实验课。有一次我正在讲课，台下有20来个学生，导师忘记了她的实验器材放在哪里，以为是我放错了位置，踹门进入教室大骂我。虽然后来她找到了，也没向我道过一声歉。

常年的压力和没有朋友让我感觉快要精神分裂。来德国之前，我一直有个坚定的人生理想。小时候母亲给我看《居里夫人传》，我就暗自在心中下定了决心，想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但这两年让我觉得梦碎，一来是重复的工作消磨了我，另一就是，我看到了科研天才和疯子的存在。和我同桌的德国师兄，不仅有着绝佳的科研头脑，更有着疯子般的拼劲，博士学位做了六年，博士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一毕业就直接被拜尔药业收入公司，听说很快就提为实验室主任。反观自身，我自叹不如。

我向母亲表明了想要退学的想法，母亲并不理解。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保送巴黎大学后也被导师压榨，但他是个内向的男生，最后忍到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母亲希望我向他学习。

那时候发生的在美国的中国博士生卢刚开枪击杀导师并自杀的事件，让全世界人们都震惊不已。我思考了很久，觉得自己要么会走卢刚的后路，要么会抑郁发疯，于是决意退学。就这样，我失去了两年多的时光，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我熟悉了德国生活，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重振旗鼓，我想，也不能一无所成回国，就重新申请博士，这次，对于项目的挑选我就更加综合考虑了。认真挑选了几个医学院校和研究所，最终我选择了有着德国牛津剑桥之称的图宾根大学，并且选择了一个“正常” 的导师。

（2001年，第二个博士项目，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合作）

学习工作恢复正常之后，我也开始有了感情生活，在图宾根的第二年，有很多德国本地人追求我，其中不乏富商企业家。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第一次见面，他包下了一座城堡与我共进晚餐（据说周总理曾经在这个城堡里吃过饭，还特别喜欢,不知真假），让灰姑娘的我对他另眼相看。

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资产过亿，家里停着十几辆车，兰博基尼是他追妞的工具。他每次吃饭食材都要最新鲜的，从原产地空运。任何奢侈品只要我开口，他都会马上送过来。拥有巨额的财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享乐。

（乘坐兰博基尼在意大利多洛米蒂游玩）

和他谈了半年，我忽然就觉得无聊，那些昂贵的物品带给不了我快乐。我一直以来秉持的奋斗精神和他的享乐主义格格不入，他身边的莺莺燕燕也让我十分不满。我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就和他提了分手。

很多人说我傻，说我没有远见，但我没有后悔过，花着自己通过努力挣来的钱，买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更加珍惜，我喜欢这样的踏实。

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他是瑞士人，在隔壁实验室读博士后，非常热爱户外运动。而自小在山里长大的我，一直自称山的女儿，徒步、爬山丝毫不在话下，正和彼此的胃口。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恋爱，每天一起早起去实验室上班，然后一起下班，日子过得规律淡然但安心。

（我和先生都很热爱户外运动，时常一起攀岩和登山）

博士毕业后找工作我摇摆了许久。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美国工作，我的父母希望我回国，因为我依旧可以回北大任教。最后因为先生的原因，我选择留在了德国。

（博士毕业答辩会上，我非常开心）

我们一致认为，家里不需要两个教授。先生是那种为了科研，哪怕是卖了自己都愿意的书呆子，所以他留在学术界搞研究，我则进入德国医药金三角的医药公司里工作，并在两年后升任公司经理。

此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作为生物学者，我深知生物的节律，人过了35岁后生育对母亲对孩子都不好，我和先生决定要抚育一个孩子。于是34岁这年，我怀孕了，因为觉得在公司里没有什么晋升空间，我选择了辞职。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以后，我选择了自己创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德国和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是很多时候大家的跨不过的坎。因为我出色的语言能力，还有丰富的中国和德国的生活及职场经验，经常有各个德国公司和政府单位请我去做翻译和咨询。

记得有次因为中国展商违规被抓进德国监狱，我被邀请过去做翻译。活动结束后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去哪里了？怎么打电话找不到人，我都担心你是不是出了车祸。”我说，“我刚才在监狱里”， 吓得先生都说不出话来，还以为我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出入政府机构的次数多了以后，有一天市长提议，让我组织领头成立一个中德友好交流协会，负责我们当地的所有中德交流活动。

（中德友好协会搞活动，我代表中方向德国警察赠送礼物）

日子在安稳和平静中进行。儿子在慢慢长大，我一边自己忙业务，一边坚持锻炼，期间考下德国健身教练证和瑜伽老师证，业余时间在健身房教课。先生则在事业上大展鸿图，攻克一个个科研难题的同时，先后培养出十几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几十年过去，我们仍然是当年求学的穷学生模样，不买名牌不用奢侈品，一切自己动手。弄了一个小菜园，阳光好的日子里我会在菜园里度过惬意的时光。即使新冠来临，我们仍然自给自足，回归生活，回归传统，不需要多少现代文明，简单是我们快乐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湖南农村到德国，我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跨越，但回头来看，也是自己稳扎稳打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些年努力的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铺出了一条既定命运之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