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银勺子金叉子或者有块晶莹璀璨的玉石的小孩儿，在充满疑问的成长过程中，一般会象家长问以下几个问题，小孩儿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一个怪名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某某家为什么比我们家有钱？

最后一个问题具体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我小时候，对钱没什么概念，问的是为啥我们家老吃炸酱面，而某某家吃的是螃蟹？其实她家吃螃蟹时候，我还没看见，是第二天她叫我过去，吃头天剩下的螃蟹腿。那几只螃蟹腿的鲜香，洒了一屋子一楼道。蟹香缭绕三日不散。当时我们那群孩子的平均生活，是每天去商店买两毛钱肉，一路上舔着五分钱黄酱回家。除去大半的白花花的炼油肥肉，如果炸酱面里能够咬上一块磁石的肉丁，大抵会微笑认为那天自己过生日。喜爱穿漂亮衣服的小女孩儿可能会问某某为啥老有新的漂亮衣服穿，而喜欢玩具的小孩儿会流着口水看着某某的新玩具，问自己怎么没有？

小孩儿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看家长的想象力。从千篇一律的种子学说，到奇幻浪漫的从花蕊里蹦出来的，答案五花八门。以至于有女孩长大了，坚决认为被男孩子拉了手，肚子就会大。解释名字的来历，非常严厉的检验着做家长是不是有学问，有时还可以看出家长相爱的程度。比如，他们的小孩子的名字会是爸爸的姓和妈妈的姓或者名连在一起，有的肉麻的中间加个爱字，比如张爱周。懒惰一些的，就叫张周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直指家长的经济能力，在社会生存的能力。其实和这个问题比，上面两个检验想象力和有学问能力的问题简直不是问题。家长这时候多少会有些恼怒。我不知道其他家长是怎么和他们孩子解释的，我家的解释是她家老吃螃蟹是因为他们吃不起炸酱面。这个解释，让我在想念鲜美的螃蟹同时，非常自豪的告诉其他小朋友，我家每天都能吃上炸酱面。

当年陈胜吴广在烈日炎炎下弯腰插秧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他们除了钱，还敏锐意识到了权力的问题。当他们在水田直起腰的时候，望着天上飞的大雁，就已经想明白了，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时和他们一起插秧的，听到他们这样有见识，就很谄媚的说，“苟富贵物相忘。”

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一身长袍，每天做书记员，工作非常无聊。可他也是很有志向的，看见了当时最时髦的幽灵一样漫步欧洲大地的最新的共产主义宣言。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能到美国来，其实和他让泥腿子翻身，弄到城里念书很有关系。要不，我爸肯定不能遇上我妈。我这会肯定农村老家里，喝叱着我最小的孩子，七丫头，让她别把鼻涕往嘴里送，而不是坐在电脑前面写什么博客。

拉登大叔想明白了，这不平等是美国人干的，把他们炸了就行了。很多人也信了这个，他们开着飞机就去撞楼了。今天这个赵姓韩国人，也估计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于是三十多个人一起不见了。

赵同学是韩国移民。他家就住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属于可以看见腐朽资本主义生活的地方。车库里有奔特利，马路上跑的奔驰奥迪宝马，商店门口还停着长翅膀的蓝博吉尼。山上树林里面的大宅子，连公共水管都不通。有钱人家自己专门找人修上下水道。不修公共的是因为怕买房子的穷人买到这些风水宝地，和他们做邻居。

看来这些腐朽生活，在我们当地更多的：加油站憨厚笑着等着被挑去做体力活的墨西哥大兄弟；安安静静给大家修眉毛剪指甲的越南妹；厨房里热火朝天翻炒宫保鸡丁的中国人；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干净的开洗衣店的韩国人；眼里，有的点燃了追求富裕生活的决心，有的就点燃了仇恨。

赵同学家里再怎么样不富裕，他还是去了VT上学了。还买了这么多枪和子弹。这个生来生后不平等的问题，用枪解决肯定是不行的。除非你真有能力把社会翻过来。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个长期艰苦的教育问题。宗教是个好办法。菩萨说，你这辈子穷，是因为上辈子做孽了。虽然我们没多少人还记得我们上辈子吃没有吃到螃蟹，可我们这辈子在吃炸酱面找肉丁的时候，想起上辈子做的孽，也同样是会没有任何怨言的。

不知道赵同学的韩国父母，是怎样回答赵同学关于贫富不均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做父母的，如果孩子在问一些问题，回答要小心啊。虽然不用回答富人吃不起炸酱面，至少可以说，富人钱多可他们吸毒，没有追求，生不如死，我想这样也许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