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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知识分子是如何被驯服的
说到49年后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会想起马寅初，特别是那句“单枪匹马，战死为止”。但也凑巧，刚上大学的时候泡图书馆，翻阅旧的杂志，突然一标题引人注目：我愤怒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费孝通（大意）。作者：马寅初。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里困扰了很长时间。这是怎么回事？
民国时期有许多知识分子铮铮铁骨的故事。如前面提到的马寅初，经常骂蒋，蒋介石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连面子也不给。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1937 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在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言词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1931年，鲁迅批判胡适，说同为安徽人，刘文典不称蒋中正“主席”，宁可被押，胡适却主动叫蒋“主席”，是典型的溜须拍马之徒。而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小心翼翼地颂扬新政权，他以亲身经历，夸赞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但是，就是再硬的骨头，到49年后也彻底地服了。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发轫于1951年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根据于风政的《改造》的记载：在普遍“洗澡”之前，要排队，根据他们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确定之后，要先开“控诉酝酿会”，背著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中收集他的材料，然后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者发言提纲，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后，群众提出批评，然后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检查不够深刻的，要嘛再三检讨，要嘛“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覆批斗，直到认罪为止。
问题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有人经常强调思想改造过程是如何的粗暴，也有人认为是皮毛关系导致的依赖性，因为除了依赖体制别无出路。但我认为并不尽然。有人其实是被改造得心服口服。现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都说自己当时是多么清醒，思想改造时是多么清醒，反右时是多么清醒，文革时是多么清醒，我看未必。这个问题恐怕要放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整个过程中去分析，才能找到答案。
控制一个人想问题，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告诉你结论，二是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三是控制你想问题时所需要的资源或材料。第一种很简单，不说了。第二种，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最主要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人们在面对特定的情景的时候，都有一个加框架的过程，即有人所说的framing的过程。改变了这个框架，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但我觉得最具奥妙的是第三种，即控制你想问题时所用的资源。加框架是需要资源的，没有资源怎么加？移风易俗，斗私批修等是为了什么，就是净化你想问题时的资源。有什么米就只能做什么饭了。文革时有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例子，两口子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加入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最后走到离婚的地步。如果放到今天来想，这算什么？还有比夫妻关系，家庭，老婆孩子更重要的吗？值得吗？但当时你用来进行思考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只能集中在一根筋上。
氛围与资源的重要性还可以见之于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庐山的辩论。彭先说，大跃进错误是主要的。毛先说成绩是主要的，然后就是历史旧账。彭开始就历史旧账进行辩解。这时人们就会问，彭为什么不说“历史的旧账和现在辩论的问题有关系吗”？他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的逻辑就是：历史上一贯错误的人是不可能说出正确的话来的。
控制资源的重要性。经常看电视的和经常上网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往往就不一致。所以，90年代初进行的国情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0年代的思想教育有两个重点，国情与国学。前者是材料，后者是框架。用国学的框架，使用国情的材料，就能思考出需要的东西来了。受过国情教育的一代，往往会根据教育中提供的国情特征来思考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如何如何，他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嘛。
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是一场巨大的革命所形成的“势”，在这种“势”的面前，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渺小和无力感。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可以形成几个东西。一个是渺小感，尤其是在一个个人面对一个强大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时；二是原罪感，这个劳动价值论起了重要作用，牛什么牛？是劳动人民养活了你。三是“无理感”，确切地说是“小道理感”。毛主席说了，世界上的道理，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知识分子引为自豪的，是觉得自己懂点道理，现在让你明白，你的那点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小道理。对梁漱溟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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