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近年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呼吁政改的紧迫性：“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3月26日，在中国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直言：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自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来，迄今已32年。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改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政改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如何切实有效推进政改？记者近日专访中国知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

　　政改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

　　记者：中国政改已经呼吁了很多年，请您介绍下政改的背景?

　　吴思：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简称“818讲话”，提出政改要求，但之后实际推行的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为此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当时提出“党政分开”作为政改的突破口。但是，1987年中共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作为原则和口号来提，“党政分开”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9年之后，政改基本不提，却提出“防和平演变，防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没有往前推行，反而往权力更集中的方向走，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左转。后来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了威胁，于是有了“南巡”讲话，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但政改依然举步维艰，政改的核心指标如扩大差额选举、公开政治竞争并由民众选择、权力受到制约的程度、公民权利得到落实和保护的程度等，均未取得明显进展。

　　目前的现状是，政府向老百姓说要民主、要宪政、要法治、尊重人权，但实际上还是人治，一把手说了算，以“大包干”的方式层层维稳，只要能完成几项主要指标，即使手段有点出格，也不会丢掉“乌纱帽”，甚至还会得到提拔。控制上访之类的指标是实的，民主法治和人权是虚的。实际起作用的激励机制和公开宣称漂亮话不同。

　　记者：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政改，为什么一直没有切实有效的推进，症结在哪？

　　吴思：从高层来看，温家宝一直在呼吁政改，但没有看到其他人呼应和跟进，由此推测，权力中枢恐怕并未形成改革共识。如果不能达成共识，政府主导的政改就难以推行。

　　为什么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大家都觉得政改收益高，风险低，利大于弊，就会形成共识。

　　民间有个流行说法：“不反腐败就亡国，反腐败就亡党”。权力核心自然会考虑政改的成本和风险：政改对党有什么风险，对国家有什么风险，对个人来说有什么风险。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民怨沸腾，骂官仇官现象很普遍，如果搞政改，让民众意愿充分表达，政府的命运将会如何？谁愿意处在这种受攻击的地位？看起来，政改的成本和风险不小，但收益在哪里？政改带来的好处归谁？再说，不搞政改是不是就崩溃了？看起来不至于，经济上还过得去。

　　总之，不改革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改革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肯定是不利的。政府的这笔“账”还没算通，利大于弊的共识尚未形成，改革自然就很难推行。现在就是一个改不起来的形势，处于一个说改革实际又不改的僵持局面。

　　现代政治制度可解决历史上的“政息人亡”命题

　　记者：您刚才说到，目前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激烈，那么，政改时机到来了吗？如果不改革，未来的中国会怎样？

　　吴思：政改是否有必要，这要看对谁来说，长期说还是短期说，需要算大账。

　　从大局上讲肯定有必要，毛泽东讲“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是郡县制，专制权力向下层层授权，下级只向上级负责，但每个朝代都免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的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算上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平均寿命不过66年，到岁数就会寿终正寝。古人有“气数已尽”的说法，“气数已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官逼民反，比例为40%；第二是官家内部失控解体，比例也为40%；第三是外敌入侵，比例为20%。当然，实际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

　　现代政治制度完全有办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但中国目前没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就会用权力捞取好处，掠夺率逐步提高，造成“官逼民反”的趋势；第二，“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独自行事，出现很多问题，从“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就可以看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凌驾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垄断行业更是独行其是捞取好处，形成条条块块各自为政的格局。这第一和第二点又相互作用，官民矛盾激化，可以导致官场内部矛盾激化。

　　历代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加剧，同时，新的不稳定因素和力量又出现了，外部环境和观念体系也改变了，这一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各方面均衡的稳定态势，更容易陷入崩溃解体的境地。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推行政改很有必要，不改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政改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正推行改革可能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还需要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权衡既得利益和全民族利益，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问题都要摆平，改革的难度自然很大。

　　可将经改成功经验引入政改

　　记者：您刚才说，政改很有必要，但难度很大，如果要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吴思：刚才说政府的“账”没算通，如果算通了就能改革了。那么如何算通呢？

　　第一，实行有条件的特赦，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

　　民间普遍认为贪官污吏太多，仇官情绪严重。反向思考，如果我们是贪官污吏，就会认为改革是自寻死路，老百姓会清算我们，后果很可怕。与虎谋皮，直线推行政改，“账”自然算不通。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主动去搞政改，一旦他们有了积极性，前景就比较乐观了。

　　如何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对于已经发财的贪官污吏来说，最迫切的不是继续挣钱，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赃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来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钱放入正常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循环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

　　如何洗白呢？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假定我们在一个特区，比如海南或者深圳，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如政治人物公开竞争，差额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化，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由独立的第三方考察验收。一旦这些指标验收合格，我们就可以说政改阶段性地完成了。

　　一旦完成，该地区就实行特赦。用古话说，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皆免除之。以前官场的贪污腐败、民间的冤假错案，主要是不良制度造成的问题，制度改良以后，与民更始，咸与自新，种种罪过一概不予追究。此时贪官污吏的钱就洗白了。如此悬赏，他们就可能努力争取特赦早日实现，政改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在各个领域积极推动政改。特赦换来的是健康、透明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种激励机制，“账”就算通了，政改就有可能启动。

　　对老百姓如何交代？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改革；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是改替，中间状态，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第二种替代性转型伴随着清算，而第一种改革，政府主导的改革，目前还没有任何清算的先例。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改革全部伴随着事实上的大赦。在这种类型的转型中，以前政府方面的种种罪过，事实上都成了呆账坏账，无法讨还，转型国家的民众也没有不顾一切地讨还。早知如此，何不废物利用，把这笔呆账坏账转化为政改的激励因素呢？这样做，吸取利用了世界历史上的转型经验，也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吧。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历代之赦极其频繁，清代我还没有统计完，从秦朝建立至明朝灭亡，1865年，传统所谓的正统王朝约有1640赦，平均算下来，1.14年一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条款，现行宪法取消了大赦，但保留了特赦。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赦免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一些战犯、反革命犯及普通刑事犯。从1959年至于1975年，中国总共实行了七次特赦，平均2.23年一赦。从1975年到现在，37年竟无一赦，自秦汉至今尚无先例，真所谓亘古未有。

　　古人为什么要大赦特赦？至少有两个理由。

　　一是行仁政，新皇帝登基，与民更始，荡涤污秽，给人一个自新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平反冤狱。天灾造成饥荒，民众不胜饥寒，冒险犯法，官家既不能赈济，便不忍心深究。如此仁政广施，可以笼络人心，换取众人的支持。

　　二是国内矛盾太大，不得不赦。不赦就无法化解矛盾。所谓“国有大患，非赦不解”。例如许多王朝初建，大乱之后，往往赦免啸聚山林的土匪，换取社会安定。宋高宗在金国灭北宋之后即位，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不仅赦免群盗和溃兵，还宣布给金国当儿皇帝的张邦昌及应干供奉金国之人，一切不问。如果坚持追究呢？脆弱的政权内部不稳定因素增加，四面皆敌，巩固就更难了。赦是一种交易，可以“解天下之至结”，成就大业。

　　大赦特赦的实质，就是统治者与各个方面的利益交换。中国民众如果有皇帝一样的主人心态，用呆账坏账换取民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以此“解天下之至结”，这笔交易不合算吗？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追究制度，显然比追究个人更重要。追究重点的转化，也包含了对人性弱点的承认和怜悯。

　　第二，“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回顾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不逼着反对者去改革，你可以看我们的热闹，于是稳住了一批反对者；“大胆试”，总有一批人，如万里、胡耀邦等人在大胆尝试，邓小平担风险，干好了提拔上来，干不好也不上纲上线，于是调动了改革者的积极性；“不争论”，当时的舆论环境对改革不利，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于是就搁置争论。两个不利因素摁住了，一个有利因素调动起来，经济体制改革大获成功。

　　“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这一经验可以推广到政改上来。在政改中本来就有人受益，如果再加上大赦，就能调动更多积极性，内部就会形成很强的动力。再授权第一线的改革者见机行事，分散决策，然后以点带面，有序推进，改革不会失控，风险很小。

　　第三，把民间力量引进舆论领域

　　当年的舆论环境对改革不利，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谁要反对政改，说民主的坏话，民众就群起而攻之，如果把民间的力量引进意识形态领域，把邓小平的“不争论”改成“可讨论”，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那么改革的环境就更好，反改革的压力就更大。

　　如此算下来，无论对官对民，都是利大于弊，这就可能形成改革共识，政改的操作性其实很强。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

　　记者：温家宝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政改，那么，现在中国政改步伐迈出了多少？

　　吴思：近年来，政改在国务院系统已有所推行，如压缩行政审批项目、规范行政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压缩三公消费、加快财政预算公开等措施，温家宝的基本思路是“抑官扬民”，调整官民关系。

　　此外，还有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搞的村级选举；最近广东放开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向公民社会发展；江苏和四川搞乡镇直选试点，是推进基层民主的第一步；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行城乡“同票同权”……

　　假如政改有100个台阶，目前可能走了不到10个，好像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走的。政改要一步一个台阶走，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民主的方向是扩大差额选举，公开政治竞争并由民众选择；宪政的方向是权力制约，彼此监督，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

　　记者：政改何时才能能全面推行？

　　吴思：如果政府愿意推动改革，现在就有条件推行，三五年就能见效。如果不愿意改革，十年也未必动手。在没有重大危机的条件下，主动改革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各方都有妥协退让的空间。在政府不主动改革的情况下，政改也可能不得不搞，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现在社会矛盾严重，是否会遇到危机和失控局面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