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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6）刘晓波
刘晓波后来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并发表了批判他的长篇文章《刘晓波其人其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中共的许多官方文章，常常夸大其词，有的地方甚至要反其意而读之。“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其实是“偶尔有过来往”；“多次密谋策划”，其实是“有过一次谈话”；“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使学运的和平结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以前我提到过，我和刘晓波初识是在1988年初，我们承包云南电子设备厂以后，四通管理学院在昆明开班，曾经邀请他来给我们讲“美学”。他讲话有点结巴，越是结巴的时候，往往言辞越见其精彩。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范儿，许多提法惊世骇俗，记得他讲到美国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他的妻妹陶宁，是我的英语翻译兼秘书。她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气质、风度、同声传译的水平，皆是一流。
4月29日，刘晓波和吾尔开希联袂到四通来找我，地点是在我的办公室。晓波刚从美国回来，我说他是回来“趟浑水”的，那时候他意气风发，挽起了袖子，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刘晓波在美国的访问工作本来要到1990年才结束，他提前回国的情况，贝岭在《别无选择——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刘晓波在纽约给他打来电话，“说决心已下，后天就要启程返国，为了不让自己再犹豫，索性买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机票。”
“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他的住处，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晓波，我为你骄傲。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此时的他，一扫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种罕有的平静，他有些结巴地说：‘贝岭，咱……咱们这时不……不能只待在纽约，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应该说，他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感觉很好：阳光、帅气……而且有灵气。一开口，就和我套近乎：“万总，我以前就找过你，却让你的部下给挡住了……”
“什么事情？”我有点好奇。
“我们想组建一个北京高校联合的文工团，希望能够得到四通的赞助和支持。”
“嗯，不错的想法。不过，先得等大家回到学校，回复正常秩序之后才有可能。”于是，我讲起了和陈东访谈时讲过的那些车轱辘话。在表示对学运的理解和支持之后，开始诉苦：“你看，你们一上街，交通就堵塞，顾客就上不了门，我们就做不了生意。我们的铺面是租来的，要付租金；资金是从银行借来的，要付利息；四通里里外外2000多员工，端的是泥饭碗，你们要考虑到我们的承受能力。”
我说，我们原来预计过了“头七”，4月22日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就可以消停。大家刚想偃旗息鼓，结果出来一个“4.26社论”，又把大家的火给拱了起来。昨天的大游行组织得很好，看来，大家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马上就是“五一”假期，接着又是“五四”70周年，估计要过了5月4日才能消停了。
刘晓波当时就向吾尔开希建议，以后不要再搞这种大游行了。应该回到校园里，借这个机会把校园民主搞好。学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教师也可以成立教师联合会。或者教师和学生一起成立校园自治的民间组织，像北大的三角地那样，在师大的校园里也开辟一个类似的自由论坛园地。这个自治会主要是为了争取学生的权益，增加校务的公开性、透明性，学生和教师应该能参加校务管理。
应该说，这些想法很务实，也很平和。我由衷地赞成。
而且，我们对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除了4.26社论的定调离谱，其他方面的应对都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例如对耀邦悼念活动的安排，对耀邦生平的评价，新闻媒体对学生游行的正面报导，在4.27大游行中警察的克制和容忍。特别是，政府已经开始和学生对话，这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是的，4月29日，政府和学生展开了第一次对话。政府方面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领衔，学生方面为首的是“对话团团长”项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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