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日本友人
孙中山卖国实录（辑自网上资料）
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
1900年6月初，“孙博士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
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二、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
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博士。”
三、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
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 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四、出卖满蒙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
五、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利让给日本人
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日，又电告阪谷：“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十天后，阪谷便复函孙文说“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限。”“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他职能包括 “国库之岁入及岁出”、“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 “货币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纸出入贩卖等事”、“政府设定监督银行之业务”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权”，也交给阪谷，虽然规定“政府自该银行开业年满五年之后，于一年内以付价，得收买外国人所有股份”，但又规定“政府于本条期限之间不能收买，则本条买收权为消灭。”
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记者黄远庸公诸报端，这是国内报刊第一次揭露孙文在对外关系中损害国家利益。
六、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
宋案发生以后，孙文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孙文与袁世凯都不惜代价，争取日本的支持。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如此大利，没有打动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脑看来，依靠已经统治着全国的袁世凯，比起指望形单势孤的孙文一伙显然更加实惠。孙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压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
此外，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无，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而祸根却在孙文的作为。
七、签署《中日盟约》
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几经讨价还价，日方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则于5月9日接受。
2月5日孙文、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满铁株式会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业，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民政长官，后来又出任邮电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市长等。犬冢、山田等敢于出面订立盟约，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持。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
孙文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
“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孙文给小池的信：
1，“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中日盟约》。
2，“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 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3，孙文等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伙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自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 “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于是，孙文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 “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四天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
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披露后，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并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孙文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在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再加上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国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这个老同盟会员，1949年以后身居高位，生活在孙文备受尊崇的国土上，不可能和没必要作假，其回忆显然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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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凤凰卫视：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核心提示：这是《中日盟约》的部分条款，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文章目录： 孙中山广州起义后遭清庭通缉 被迫逃亡日本 一八八五年重阳节前的晚上，两广总督谭钟麟正在撰写奏折，向光绪皇帝进行工作简报：“近来有盗贼觊觎数百万元彩金，欲突袭广州而遭官兵击退，孙文虽潜逃但四十余名徒众拘禁与省城。” 两广总督描述的盗贼事件，就是孙中山筹划的第一次革命活动，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广州起义。就在清廷发出通缉令的时候，有三个人已经奔走在逃亡的路上，他们从广州赶往香港，然后在那里登上了开往日本横滨的轮船。他们是孙文、陈少白、郑士良，这几个被清廷官员描述为窃取钱财的宵小之徒，在去往日本的轮船上剪掉辫子，表明了他们与清政府在政治上决裂的姿态。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革命 拜会日本政要 宫崎寅藏，日本著名浪人，以别号滔天而知名。这是一个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这次他与孙中山的相遇是他们一生交往的开始。 孙中山日本晤黄兴 两人相见恨晚共创同盟会 孙中山与黄兴的见面直接催生了同盟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此开创了崭新的一页。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议竟然是在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进行的。内田良平当时就在会上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的北一辉也加入了同盟会，那么孙中山与黑龙会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日本黑龙会欲借孙中山“驱除鞑虏”占领满蒙 赫连勃勃：当时，中山先生当然也是出于当时时代的这种局限，出于他个人当时实践的局限，包括我就说当时是铁血十八星旗，就是认为咱们汉族就是十八省。当时好多人有这种局限的，所以就认为只要我们消灭了满清，我们独立了，我们就把汉人以外的东西送给你们亦可。因此这样一来，就当时使内田良平包括这些人就把消息传出去，说孙中山这个人太可以利用了。 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 后世学界斥其卖国 1915年2月，为了争取更大的支持，孙中山与日本人之间签订了一份给他带来巨大争议的条约《中日盟约》。 这是《中日盟约》的部分条款，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凤凰卫视1月1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在日本神户有一座孙文纪念馆，长岛有孙中山雕像，横滨则专门设有孙文先生登陆地，甚至在日本下关的一个公园里，那里的莲花被取名为中山莲。时至今日，日本人还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孙中山这个人，而同样对于孙中山来讲，日本也是一个及其特殊的所在。 孙中山的一生59年，其中有30多年在外漂泊奔走，光是在日本一地他就待了整整11年，出入了15次。那么他在日本都做了些什么？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些什么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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