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常常显得很高姿态，好像自己是国际人。可近来这些日子里常常听殷承宗的《黄河》：在上班的午饭时听，在早晨的锻炼中听，在夜深人静时听……殷承宗的钢琴《黄河》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和他一样，我属于黄河。我属于黄河两岸的那一片黄绿相间的土地，那一片——战胜洪患的夏禹、旷野祈雨的商汤、带领周人迁徙周原的古公亶父——都艰辛生活过的土地；他们的英灵迄今仍然在黄河两岸——乃至嫩江松花江，乃至秦淮长江，乃至怒江金沙江——存在着。

就在今年八月，在我从苏州回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对中国感觉在慢慢变淡。可是就在这两天，我为了中国，为天津、山东的爆炸事件，为股灾，也为中国的安定、民主、文明，为中国各方面的持续繁荣发展，和神不知祷告了多少回。

这个能假吗？这辈子，从血液、记忆、魂魄里，我能不属于神州大地吗？

其实华北平原上真正的黄土高坡我并没有去过，我也没有见过与黄河浪涛生死搏斗的船夫们，相反的，我出生黄河的千里之外。这片海边土地上的人们，除了一千多年前从中原千里迁徙逃避战乱外，与黄河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可这其实并不重要。中华世代的精神和文化传承，让我在童年时代就有了根的意识，确立了自己的归属感。

怀揣着这个华夏情怀的人，有很孤独的一面。不管在海外还是在海内，能抒发和交流这情怀的机缘都不多。几年前我们部门来了一位彭姓华人程序员，他的父亲参加过淞沪会战。我们很有话说。跟一个中国人说话、相处，那种感觉和跟一个非中国人说话、相处是不一样的。前者实在、切肤、默契、心领神会；后者就没有那样一种亲切与亲和感。彭先生离开公司后，一直到今天，貌似快乐的我，内心其实一直亏欠着什么。后来，公司来了一位特别的程序员，他的太太是中国人。于是，我和他的关系就多了非常特别的一层，我们的距离近了一层。近来他们家庭里出现一些问题，没有哪位同事会去过问，只有我。而这位同事也不忌讳地和我细谈他的那些家内外的事。

今天，说自己是中国人，对于生长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都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用提生长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人了。从台湾的一些视频上了解到，台湾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说起中国和中国人来，一是讨厌二是害怕。这里的因素很多很复杂，有中国政府和人民自己行为失措的原因，有台湾人出身的自然影响，也有台湾人自身的认知问题。说到这最后一个原因，有几次我听有台湾人这么说：清朝已经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了。中国人都知道，清朝后期腐败无能，他们所做的事情根本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同。事实上正是清朝所做的许多丧权辱国之事，给中国这个民族留下难以泯灭的民族的耻和恨，并浴火重生了中国民族的复兴之梦（这个梦其实由来已久，并不始于当下）。清朝出卖台湾不公不义，本来就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根本不能作为台湾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任何理由；如果能，那不是承认清政府是正确的了吗？
由于日据台湾的特殊情况，二战时有不少台湾人为日本而战；美国以及当时的中华民国亦联合空袭过台湾。本来，我觉得如果厘清了满清割让台湾的腐败无能本性，那么二战时台湾的特殊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它本身也毫无悬疑地、好不复杂地无法成为台湾脱离中国的任何理由。
顺便提一下，我才发现，其实有一部分台湾人，包括年轻一代台湾人，他们也有中国情怀，他们并且还说要吧中国和中共分开来。

虽然说中国情怀有孤独的一面，她也有幸福欢愉的一面。我钟爱文艺。我曾经说过，殷承宗是钢琴赤子，更是中国人民的赤子。这两个方面成就了他。对我来说，几千年来的文艺赤子和中国人赤子，虽然我和他们在时空中叉开，但并不妨碍我把他们当作知心朋友。这种穿越时空的神交，特别的回肠荡气。

回到本文的开头，说到所谓国际人，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它的根据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和物质、精神交流的无界，国家民族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淡化。当然，在我们这一代，看不到国家民族混同的那一天，作为中国人，我所能做的，只是为中国的文明、进步、民主和繁荣发展，为中国和美国等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的友好交往合作而虔诚祈祷并贡献自己的所能。

我念大学时在黄河边上拍过一照，找不着了，就转几张网路的吧：

黄河在青海境内。

黄河船夫（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汉族民歌资料库）。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者们曾亲赴黄河体验船夫的生活。

空中看黄河（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