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paleink 于 2005-06-07 14:38:44

网上没有英文版的，只找到中文版，部分译得有些蹩脚。

罗素是以婚姻和伦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幸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英文版看一看。

试婚

在符合理性的伦理中，只要设生子女，婚姻就不算什么。没有生育的婚姻应该容易解除，因为只是由于子女的缘故，性关系对于社会才显得重要，才值得被法律承认为是合法的制度。当然这不是教会的观点，教会受圣保罗的影响，仍然把婚姻当作是免人私通的救济办法，而不把它当作是传宗接代的手段。但是近些年来，就是牧师也知道了，无论男女都不一定要等到结婚才有性交的经验。就男子说，倘若他们的失节是由于结交娼妓，并且能隐藏有方，则他们就比较容易地受人宽恕；但是，除了娼妓以外，传统的道德家们对于女人的所谓不道德的行为，就难以容忍多了。然而，在欧洲大战以后，美国、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形都大有改变，很多体面人家的女子已经感觉不值得保持她们的“贞洁”，青年男子呢，不再向娼妓发泄他们的情欲，而去和另外一种女子发生关系，要是他们有钱的话，他们是愿意和那些女子结婚的。这种现象在美国似乎比英国要更多些，我想是由于美国的禁酒令和汽车的缘故。由于禁酒，美国人在欢乐的聚会中差不多都时兴要喝得带点儿醉意。由于大部分的女子都有自己的汽车，她们就容易逃离父母和邻人的视线，去和情人驾车出游。这种情形的结果，法官林德生的书里已有描述。老年人责备他言过其实，年轻人则不然。就一个临时旅行家所能做到的，我在美国时曾尽力询问了许多青年男子，藉以测验林德生的言论是否正确。他们对于林德生说的事实并不否认。美国全国的情形似乎是，大多数的女子嫁人后成了很体面的妇女，而她们在婚前大都有过性经验，并且大都和几个情人发生过关系。纵使不发生完全的关系，也有很多任意拥抱接吻的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如此之多，假如不发生最后的关系，那倒是一种变态了。

　　目下这种情形，我并不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它有习俗的道德家们强行加入的某些特征，不等到习俗上的道德发生变化，我不知道这些不良的特征怎样才会消除。违法偷干的性关系，事实上与禁酒令下偷运的酒一样地卑劣。在富裕的美国，青年男子喝醉酒的人数与禁酒令颁步市以前相比较增加了许多，青年女子尤甚，这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在欺瞒法律、战胜法律的时候，其中自然有相当的味道，显得相当的聪明；人们既然玩弄了禁酒令，则玩弄性的习俗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这种敢作敢为的心理产生了一种增进色情的作用。结果是，青年的性关系中每每有极其愚蠢可笑的花样，因为他们的性关系不是由于爱情而发生的，而是发生于一种夸口的心理，有时是在酒醉的时候发生的。性就和饮酒一样，有时人们只好浓浓地不很可口地受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当局的注意。美国婚外的性关系，我想很少是尊严的有理智的，用全副精神去做的，全身心地投入合作的。这一层算是道德家们的成功。道德家们并未曾防止了私通；反之，假使有什么私通的话，也因为他们把它弄得特别香，反而使许多人都去实行。不过他们确已成功，使通好差不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好；正如他们确已成功，使许多消耗了的酒类像他们所断言的凡酒皆有毒的那样的有毒一样。他们强迫青年人的性行为要整洁，不要天天厮守着，要和普通工作区别开来，不要具有一切心理上的亲密。至于比较胆小旧了批办的时候＿技种道德还有更得，比较起他们的长辈来，他们不至于那么残忍，那么兽性，那么凶暴。美国生活的特色就是把在性关系中找不到出路的冲动转移到凶暴的行为中加以发泄。我们还可以希望这批青年人长到中年的时候，不至于完全忘却他们自己年少时的行为，而能宽容那些性的试验，这种试验，目下因为需要秘密的关系，简直办不到。

　　英国的情形多少与美国相似，只不过发展的程度没有美国那样深，因为一来没有禁酒令，二来没有那么多的汽车。我以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有性的刺激而无最后满足的事情要少得多；除去有些可敬的例外，英国的体面人大概都没有美国的体面人那样有着窘迫年轻人的热心。不过，两国的区别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林德生法官曾经在美国丹佛的少年法庭服务多年，因此对于观察上述事实，他有着绝无仅有的机会。他提出了一种新制度，将其称之为“伴侣式的婚姻”，不幸的是他竞丢掉了位置，因为在大家都知道他利用他的位置来增进青年的幸福而不去使青年明白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三K党和教会就联合起来把他驱逐了。伴侣式的婚姻是一个聪明的守旧的建议。它的目的在于使青年的性关系能够稍稍稳定，以免除现下一团糟的情形。林德生法官指出了那种明显的事实，青年之所以不结婚，是由于缺乏金钱的缘故，而婚姻之所以需要金钱，一半是因为子女的关系，一半是因为妻子不便负担自谋生活的责任。他的观点是，年轻人应该能够实现一种新的婚姻，这种婚姻有三个特征与普通的婚姻不同：第一，暂不应该有生育子女的愿望，因而社会应该把最好的有效节制生育的知识告诉年轻的伉俪。第二，只要没有生育子女，妻子又没有怀孕，经过双方的同意，应该能够离婚。第三，假如离婚，妻子不应该获得赡养费。他主张——我以为这主张是对的——如果这个制度被定为法律，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譬如大学生之类，就会寻觅比较恒久些的伴侣，过着普通的生活，而又能解脱现在性关系上的那种狂醉的现象。他举出实例，证明已婚的青年学生比起未婚的学生的功课要更好些。在一种半永久性的关系中比在狂欢聚会时酿配大醉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工作与性这两件事情更容易溶合，这是很明显的。要说两人同居比两个人分居的花费会更大些，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因此，现在使青年人拖延不敢结婚的经济上的理由将不复能成立。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法律采纳了林德生的建议，一定会产生很有益的影响，并且大家都知道，这种影响在道德上是一种进步。

　　然而走遍美国，所有的中年人和大多数的报纸都对林德生法官的这个建议报以咆哮惊骇。他们说他侵犯了家庭的神圣庄严；他们说他宽容志不在立即生育子女的结婚，实际是等于在法律上大开淫荡之门；对于林德生所说的美国人婚外性关系的普遍性，他们认为未免言过其实，败坏了美国纯洁的妇女的人格；据他们自己的意思，大多数实业界的商人直到30或35岁都能节欲自爱。所有这些话都说过了，我用心想来，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当中有些的确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我注意听过许多痛骂林德生的言论，所得的印象是，他们认为确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林德生的建议不会得到基督的称许；第二，即使是美国教士中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也不会赞同。第二个理由似乎更有力量，事实上也的确更有力量，因为第一个理由纯粹是假设的，不能得到证实。我却从未听到过有谁发表言论，可以勉强假装来证明林德生的建议会减少人类的幸福。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果：在那班拥护传统道德的人看来，人类的幸福这类问题是完全无关重要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虽然很相信伴侣式的婚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的有益步骤，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这个制度还不很圆满。我以为一切不涉及儿女的性关系，都应认为是纯粹的私事；假如一男一女自愿同居而不生育子女，那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旁人一点儿也管不着。假如一个男人或一个女子事前没有性的经验，就要进行以生儿育女为目的的结婚大事，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许多实例证明，第一次的性关系应该和已经有过性经验的人尝试，人类的性行为不是本能的，自从人类不复像一般动物那样从背上实行性交开始，它就已经不是本能的了。丢开这个道理不谈，叫一对事先丝毫不知彼此的性适合与否的人去发生一种终生的关系，这也似乎是荒谬的。这正和一个人想买一间房子，而在交易做成之前不许他观察这间房子的内容一样的荒谬。要是我们充分认识婚姻传代的目的，那么，正当的道理应该是，在妻子第一次有孕以前，任何婚姻在法律上都不应该受什么束缚。时下呢，只要有不能性交的事情发生，婚姻即多无效；但是婚姻的真正目的为的是儿女，而不是性交，所以不等到有子女的希望的时候，婚姻就不能算作是真正完成的。这种观点的成立依靠于——至少是部分地依靠于——把生育与利用避孕方法进行纯粹的性关系这两件事区分开来。避孕方法改变了整个的性关系与婚姻，并且使从前人们不加以理会的性关系和婚姻的区别一变而成为必需的了。人们可以只为性关系而交合，如嫖妓；或者可以结成含有性的成份的伴侣，如林德生法官所建议的伴侣婚姻；或者也可以为了生育子女而建设一个家庭。这几种情况都各不相同，没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在的情形，这情形曾使它们紊乱在一个辩不清楚的总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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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婚姻


　　在这一章内，我所谈论的婚姻只是男女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子女在里面。婚姻是一个合法的制度，这自然是它和别的性关系的不同之处。在大多数社会里，婚姻也是一种宗教的制度，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它法律的方面。把婚姻当作～种法律的制度仅仅体现了一个惯例，它不但在原始人类当中存有，在无尾猿和其他别的动物当中也存有。养育后嗣这件事，凡是需要雄性合作的动物，即实行实际上的结婚。通常来说，动物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而且根据某些权威学者的言论，在类人猿类当中，其情形尤其如此。假使那些权威学者的言论可信，则这些幸运的动物似乎不至于遇着那么多使人类社会苦恼的问题，因为雄的一经结婚，即再不为别的雌的所诱惑，而雌的一经结婚，也不能再勾引别的雄的。所以类人猿虽没有宗教的帮助，他们可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罪，因为他们的本能即足以产生德行了。有证据表明，在最低的野蛮人种当中，现仍存在类似的情形。布须曼人据说就是严格地一夫一妻的；塔斯马尼亚人（现已绝种）对于妻子是永矢忠贞的。甚至在文明人类中，有时也可以依稀觉察到一夫一妻制的痕迹。就习惯影响人的行为而论，本能上一夫一妻的主张，依现在的情形看来，却并没有它应有的那么坚决，这实在有些奇怪。然而这却是人类心智的一个奇特的例子；人们的罪恶与他们的智慧都由这种心智的特点生出，所谓罪恶与智慧即是打破旧习惯创造新行为的想象力。

　　原始的一夫一妻制初次的破坏，大概是因为经济动机的侵入。这种动机只要在性的行为上发生了影响，就总是有害的，因为它以奴隶或买卖的方式代替了建筑在本能天性上的关系。在早期的农业和畜牧社会里，妻子和儿女都是男人经济上的资产。妻子替他作工，儿女们到了五六岁，就在田间出力或者看放畜类。于是最有势力的男子以拥有尽可能多的妻子为目的。然而一夫多妻制很少能成为社会的通例，因为通常妇女不见得会比男子过剩许多；因此，一夫多委只是酋长和有钱人的特权。拥有许多的妻子和儿女，是一种可贵的资产，可以使原本已经居于特殊地位的主人的地位更加尊贵。因此，妻子的首要目的，一变而与生利的家畜相同，她的性作用反居其次了。在这样一种文明的阶段上，男子要作掉他的妻子，是很容易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男子必须退还他的妻子从娘家陪嫁过来的一切东西。但是，做妻子的要想和她丈夫离婚，通常总是办不到的。

　　大多数半文明社会对私通的态度就与此相同。在很低级的文明程度里，私通有时候是可以容忍的。据说，萨摩亚岛人木得不外出远行的时候，很希望他们的妻子在他们木在的时候去寻找安慰。①但是在文明程度稍微高点的时候，妇女通好是要被处死刑的，至少也要受严厉的惩罚。在我小的时候，帕克②所写的蛮波赞波那篇记事是很著名的，但是近些年来，我发现聪颖的美国人认为蛮波赞波③是刚果地方黑种人的一个神，不由地为之叹息不已。事实上，他既不是神，与刚果河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不过是奈遮河上游的人们杜撰的一个恶魔，用他来吓唬那些犯淫罪的妇女的。帕克对这怪物的记载，很像弗特尔④对宗教起源的意见；因此，近代的人类学家因为见不得野蛮人的行为里面杂有合理性伎俩，每每谨慎小心地将这种记载扣压着。那时男子与别人的妻子性交，不但女的有罪，那男子自然也有罪；但是男子若与未婚的女子性交，除非他减低了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他可不受任何责难。

　　自从有了基督教，情况就改变了。婚姻中宗教的意义大为增加，违犯了婚姻法律的，就以有违宗教上的禁令为理由加以谴责，而不以所有权为理由加以谴责。和别人的妻子性交，当然仍旧得罪了那个男人；但是在婚外进行任何性交，都是得罪了上帝，而在教会看起来，得罪上帝是一件更严重的事。同样的理由，以前男子离婚很容易，现在也宣布不能许可了。婚姻变成了圣礼，因此是一辈子不能改的。

　　这对于人类的利益是增加呢，抑或是损失？很难说清楚。在农民当中，已婚妇女的生活向来是很困苦的，大概说起来，在最低文明的农民当中，她们的生活是最困苦的，在大多数的野蛮民族里，妇女一到了25岁就现出了老相，她不能希望在那个年龄还能保存一点青春美的痕迹。把妇女看成是一种家畜的观点，自然是为男人所喜欢的；但是在女人方面，这种观点注定了他们一辈子辛苦劳作的命运。基督教虽然在有些地方使妇女的地位更加恶劣，尤其是富裕阶级的妇女，但它至少承认了女人在宗教上是与男子平等的，否认了妇女绝对是丈夫的所有物。一个已婚的妇女自然没有权利离开丈夫另嫁他人，但是她可以抛弃她的丈夫去过一种宗教的生活。大体说来，大部分妇女地位的改善，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比从基督教以前的观点出发，进展要更为顺利些。

　　我们环顾现在这个世界，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条件促进婚姻的幸福，什么条件造成婚姻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得到一个奇怪的结论：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个伴侣有永久的幸福。爱尔兰的农民，虽然到了现在他们的婚姻还是由父母作主，但是据那些应该了解他们的人说，他们夫妇之间的生活大都是快乐而贞洁的。通常来说，人们彼此区别最少的地方，婚姻最为容易。假如一个男子和别的男子相差无几，一个女子和其他的女子也区别不多的时候，那就没有理由去悔恨未曾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但是，假如人们的嗜好。事业与兴趣都各不相同，则他们总希望一个与自己性情相同、情投意合的伴侣；当他们发觉所得到的没有他们本可以得到的那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木满。教会每每只从性的观点去看待婚姻，因此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婚姻的伴侣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别，也因此会主张婚姻不可解散，而不知道这种婚姻所常常包含的许多痛苦。

　　还有另一个可以增进婚姻幸福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上要很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做丈夫的会见体面妇女的社交场合很少。假如男人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没有与别的女子发生性关系的机会，那么除了太坏的婚姻以外，大多数的男子都将尽量利用现状，并且会觉得也还过得去。妻子方面也是如此，尤其是假如她们没有幻想过婚姻应该有很多幸福，她们尤其会如此。换言之，倘若夫妻双方都没有希望从婚姻中获得多少快乐，则他们的婚姻很容易成为所谓快乐的婚姻。

　　因为同样的理由，社会习惯的固定，也容易避免所谓不幸的婚姻。假如婚姻的缔约被认为是最终的，不可反悔的，则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什么刺激想象力的东西，使得男女越出婚姻门限之外想入非非，以为可以获得更多欢乐和幸福。要想保持家庭的平和，夫妻的和睦，只需要夫妻的行为都不能太无所顾忌地堕落于一般社会公认的正当行为标准之下，而不管这种行为标准到底是怎样的。

　　在现代世界文明的人民当中，这些所谓幸福婚姻的条件没有一个存在着，因此，一般婚姻在最初几年以后，很少是幸福的。有些不幸的原因，是与文明本身相联系的；但是其他的原因，倘若男女都能比他们现在更开明点，是会自行消除的。我们先讨论后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良的性教育，这种不良的性教育常常发生于富裕的家庭，在农民家里倒非常之少。这些农家的子女很早就与所谓人生的事实习惯了，这些事实，他们木但能在人群中见到，而且在牲畜中也可观察到。因此他们不至于蒙昧木知和煤煤不休。反之，富裕家庭的子弟受过小心的教育，大人对举凡性的实际知识都遮掩着不让他们知道，即使是最现代化的父母，能在书本之外教育子女，也不会给他们农家孩子很早就得到的那种实际上熟知的常识。基督教的教育所自鸣得意的是，男女结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方在以前曾有过性经验。这种婚姻结果十有八九都是木幸的。人类的性行为并不是本能的，所以没有经验的新娘和新郎或许完全不知道这事实，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胜羞怯和腼腆不安。假若只是女人天真无知，而男子从嫖妓中得到了这种知识，也木见得会更好些。大多数男子不知道求爱的手续在婚后仍是需要的，而许多教养很好的妇女也不知道她们继续抱着矜持态度和拒绝让人亲近身体，在婚姻上有着多大的害处。所有这类事，都能通过良好的性教育加以改正，而且在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要好多了。过去妇女中常有一种传播甚广的信念：因为她们在性关系上得到的快乐要少些，所以她们的道德要比男子更高尚些。这种态度使夫妻之间不能有坦白直率的交流。自然，这种态度本身就很木合理，因为不能享受性的快乐木过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一种缺陷，与贞操相去甚远，就和不能享受食物一样，而在百年以前，优雅的女性也是被期望不享受食物的。

　　现代婚姻不幸的其他的原因，却没有这样容易处理。我想，不受拘束的文明人，无论是男子或妇女，他们的本能通常常都是要求多妻或多夫的。他们可以深堕情网，可以若干年完全醉心钟情于一个人，但是迟早性关系上的惯熟会使热情降低，于是他们开始在别的地方寻求复活从前曾有过的兴奋情感。自然，凭藉道德的力量是可以控制这种冲动的，但是，要想使这种冲动根本不至发生，却是很困难的，随着妇女自由的增加，夫妻木忠贞的机会比起以前的时代来增加了许多。机会产生念头，念头产生欲望，而当没有宗教上的顾忌的时候，欲望就产生行动了。

　　妇女的解放在很多地方都使得婚姻更加困难。以前做妻子的要使自己适合丈夫的意志，而丈夫不必使自己适合妻子的意志。如今许多做妻子的，以妇女有她自己的个性与事业的权利为理由、过了某个程度就不肯再去将就丈夫了；而男子仍旧企求以前传统的男性统治，不能了解为什么他们应当适合妻子的意志。遇到木忠贞的事情时，这种困难尤其容易发生。从前丈夫对他的妻子偶尔有木忠贞的行为，照例他的妻子是不会知道的；即使她知道了，丈夫只要承认他做错了，使她相信他悔过就够了。在妻子方面呢，通常她们都是贞洁的。假若她不贞洁并且事情又让她丈夫知道了，婚姻就得破裂。即使相互的忠贞不在要求之列，就如同许多现在的婚姻的情形，然而妒嫉的本能总是存在着，并且常常会使那种根深蒂固的亲密之情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纵使夫妻表面上没有什么口角。

　　此外，现在的婚姻还有另外一个困难，那些最明白爱情价值的人尤其会感觉得到。爱情只在自由和出于自愿的时候才能滋长浓密，要是有义务的意思包含在内，爱情就会很容易被毁掉。假如对你说，爱某某人是你的职责所在，那肯定会使你讨厌他或她。所以，凡是联合爱情与法律的约束而成的婚姻，是站木住脚的。雪莱说：

　　我从不附和于那有名的学派，

　　它的主义是，

　　每个人应该从入山人海中挑选出一个女郎或朋友，其余一切虽然是聪明而善良的人，都应冷淡地忘却，

　　纵使这是现代道德的规律，

　　纵使这是可怜的奴隶们用疲惫的步履践踏的恒径，

　　他们在入世的大道呻吟，

　　步步走向那死人堆里的家庭，

　　同着一位链锁着的朋友，或许是一个炉嫉的仇人，走着那凄惨悠久的路程。

　　毫无疑问他，我们心中要是只有婚姻而拒绝别处爱情上的接近，实在是自己减少了包容性、同情心和与人类接触的宝贵机会。它侮辱了从最理想的观点来看本来是好的东西。而且像各种含有限制作用的道德一样，它会鼓励一种整个人生上的警察式的监视——即随时都在寻找机会禁止事体。

　　因为这种种缘故——其中有许多是与确实好的东西相关连的——婚姻就困难了；假如要婚姻木妨碍幸福，我们就必须改变对它的观念。有一个办法常常被提出，而且在美国也有大规模的实行，那就是使离婚容易。我当然主张——每个有人类情感的人也一定会主张——应该用比现在英国法律所允许的更多的理由准许离婚，但是我不认为使离婚容易是解决婚姻烦恼的一种办法。假如婚姻中没生子女，则纵使双方都尽量循规守礼，离婚也常常成为正当的解决办法。但是，要是已经生有儿女，婚姻的安定在我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个问题等讲家庭的时候还要讨论）在我看来，假如婚姻已经产生了结晶，而且夫妻双方对它的态度是讲理的、正派的，那么，所期望的事应该是婚姻能白头偕老，而不是它能排斥别的性关系。凡婚姻是以热烈的爱情开始，并生了可爱的子女，则夫妻之间应当发生一种离不开的感情，纵使在性的热情衰退以后，纵使一方或双方对于别人产生了性的热情，他们还是觉得，在他们伴侣的情谊里，仍旧有一种无限珍贵的东西存在。这种婚姻上的醇美情感，由于妒嫉的原因而不能得到表现；不过，妒嫉心虽然是一种本能的情感，只要我们不把它当作正当的道德的忿恨而认为它是不良的东西，则妒嫉心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伴侣的交情经历了多少岁月，同甘苦，共患难，自然有其丰富的内容，不论初恋的日子多么愉快，也是赶不上的。时间能增加许多事物的价值，凡是能明白这道理的人，谁愿意将那般的交情，为了新欢就轻轻地抛弃？

　　所以，就是在文明的社会里，婚姻中的快乐也是可能的，只不过需要满足许多条件才行。男女双方都必须有平等的心理；彼此不干涉对方的自由；一定要有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完全的亲密；并且对于尊重的事物，一定要有彼此相同的标准。（譬如若一方只重视金钱，而另一方则只重视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假如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相信婚姻是两人之间所能存有的最好最重要的关系。假如人们从前不曾认识这个事实，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夫妻双方都把自己当作是对方的监视人。倘若我们要婚姻尽量地成功，丈夫和妻子都必须了解，不管法律怎样说，在他们的私人生活方面，他们必须得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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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离婚


　　在大多数年代内，在大多数国家里，因为某些原因，离婚都是允许的。人们从来没把离婚当作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替代物，只是因为特殊的理由，婚姻继续下去实在是不能再忍受的时候，人们才用离婚的办法来减轻痛苦。关于离婚的法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表现得极为不同。现在美国一国之内，各州也各不相同，其差异可以从南卡罗来纳的极端不准离婚到内华达的相反的极端容易离婚。许多非基督教文明的地方，丈夫很容易离婚；有的地方，妻子也容易离婚。摩西的法律准许丈夫提出离婚请愿书；中国的法律，只要退还妻子结婚时带来的财产，就可以离婚；天主教因为婚姻是圣礼的缘故，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准许离婚，但是实际上因为婚姻无效的理由很多，这种严厉性就略有减轻，尤其是有关大人物的地方。在基督教的国家里，对于离婚的宽严，与人们奉行新教的程度成比例。人人都知道，密尔顿曾经写了赞成离婚的文章，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的新教徒。英国的教会在它自命为基督新教的时候，承认通好可以离婚，不过别的理由却不行。如今大多数英国教会的牧师对于一切离婚都加以反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容易离婚的法律，美国大多数奉行新教的地方也是如此。苏格兰比起美国来，离婚更容易些。在法国，因为反对教土的运动，使得离婚容易。在苏俄，只要有一方请求，就可以离婚；但是，因为俄国通奸或私生的事情既不受社会的非难，也不受法律的责罚，因此婚姻就失去了它在别的地方所具有的那种重他的痛苦也是物质上的。通过寻求与愉悦有关的东西，避开与痛苦有关的东西，行为习惯便产生了。孩子的哭有时是痛苦的反应，有时却是寻求愉快的表演性动作。当然，一开始是前者。但是只要有可能，孩子受的真实的痛苦都会得到解除，因此，孩子的哭不可避免地与愉快的结果相联系。不久孩子会因为要得到快乐而非感到痛苦而哭啼。这是孩子智力的最初胜利之一。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也不能哭得像真的痛苦一样。细心的母亲一听便知其中差别，如果她明智点，就该不去理会这并非表达身体痛苦的哭啼。抱着孩子摇晃或唱歌来哄孩子既简单又开心，但是孩子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要求越来越多的这种娱乐，不久这种方式干扰了必要的睡眠——除了进食，孩子应当全天睡觉。这种教规似乎有些苛刻，但实验表明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与幸福。

　　成人给予的娱乐应保持一定限度，而婴儿自娱活动应尽量鼓励。从一开始，婴儿应有机会踢踢腿，活动活动肌肉。我们的祖先怎么可以长期使用束缚婴儿的溺褓，这简直不可思议。它表明，甚至父母的爱心都难以克服懒怠，因为四肢自由的婴儿需要倾注更多的注意力。一旦婴儿能够集中视力，他看见活动着的物体就会开心，尤其是看见东西在风中摆动。但是，直到婴儿学会抓所看见的东西，他的娱乐活动才会多起来。此后，开心的事随即剧增。一段时间里，抓握练习足可以保证醒着的时光充满欢乐。对拨浪鼓类响声的乐趣也在此时发生。征服脚趾和手指要略早一些。首先脚趾运动纯粹是反射性的，随后婴儿发现脚趾可以随意活动。这使婴儿感到了帝国主义征服殖民地的全部快乐外：脚趾不再是异邦，而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从这往后，只要在婴儿够得着的地方有合适玩的东西，他就能找到许多娱乐。大部分婴儿的娱乐刚好是他教育所需要的相信如果离婚容易些，就能使通奸更容易减少些。因此，新教国家中婚姻既然容易解除，人们对干通好就抱着极度厌恶的心理；而在不承认离婚的国家中，纵然仍旧视通好为罪恶，但最低就男子通奸而论，大家对之都熟视无睹，装聋作哑。在帝俄时代，俄国离婚非常困难，不论人们对于高尔基的政见作何感想，他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总不加以轻视。在美国则恰恰相反，虽然人们不反对他的政见，然而他在道德方面却被深加指责，他在美国时，没有一个旅馆肯容许他住宿一夜。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离婚的观点，都没有理智上的根据。我们先讨论天主教徒的观点。要是丈夫或妻子婚后精神错乱，疯人就不适宜再生子女，要是已经生了儿女，孩子就不应该和发疯的人生活在一块儿。所以，即使那个精神错乱的人间或有长期或短期清醒的时候，然而为儿女的利益起见，父母最好也完全分开。假如在这种情况中，要禁止神志清明的那一方有任何法律上承认的性关系，那的确是无谓的残酷，对于公众也没有任何好处。神志清明的配偶，只得很痛苦地进行选择。他或她或许决心赞成禁欲，这是法律或公众道德所期望的；或许私下里与别人发生不生孩子的秘密的关系；或许实行生孩子的或不生孩子的所谓公开的罪恶。这几种办法都有可以严重反对的理由。完全节制性欲非常痛苦，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结婚的习惯于性交的人。禁欲每每使男女未老先衰，又容易神经失常，而且在努力遏制的时候，容易使他的性格乖僻，妒嫉。男子方面还有一个严重的危险，他的自制力会突然消失，使他做出种种兽性的行为，因为倘使他真的相信一切婚外的性交都是邪恶的，而他仍旧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反正偷羊羔和偷大羊一样地都要受绞刑，那倒索性不如将一切道德上的束缚都抛开，为所欲为，还要痛快些。

　　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二种办法，即不生小孩的秘密的关系，实际上最为普遍，这个办法也有可以严重反对的理由。凡是偷偷摸摸做的事情，都是不好的，如果不生育儿女、不过普通的生活，真挚的性关系就不能发展它们最好的可能性。况且，如果一个男子或妇女年轻强壮，而对他们说“你不许再生孩子”，那是不利于社会的。若是像现行的法律，实际上等于对他们说：“除非你选择一个疯子作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否则你不许再生小孩”，这对公众的利益尤其不好。

　　第三种可采取的办法，即是过着“公开的罪恶”的生活，如果可以实行，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坏处是最少的，但就经济方面考虑，在大多数情形内，这种办法是做不到的。医生或律师要是想过公开的罪恶的生活，必定将失去他们的一切主顾。一个从事于任何教育职业的男子，会立刻失去他的位置。纵使经济的状况无碍于犯公开的罪恶，大多数的人因为社会上责罚的关系，也将裹足不前。男子们喜欢加入交际团体，妇女们喜欢别的妇女尊敬她们、访问她们。要是被剥夺了这些乐趣，他们显然认为是个很大的苦恼。所以，除了有钱人、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容易过放浪不羁的生活的人而外，公开的罪恶是难以实行的。

　　所以，在拒绝以精神错乱为离婚理由的国家里（像英国现行的情形），妻子或丈夫已成疯子的男子或妇女，就处在一种不能忍受的地位，这种情形除了神学上的迷信而外，没有别的可以解释的理由。精神错乱的情形如此，花柳病、习惯性犯罪、习惯性酗酒，亦复如此。所有这些，在各种观点上，都是使婚姻根本不能存在的。它们使伴侣的情谊不能发生，使所生的子女不合人意，使儿童和有罪的父母的团聚成为一件要去避免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可以反对离婚的理由是，婚姻是一个陷阱，不小心的人既然落网受骗，就得通过受苦来达到清心寡欲。

　　真正的抛弃自然应该算是离婚的一个理由，因为事实上婚姻已经终止，法律不过是承认这个事实而已。但是从法律的立场看来，却有困难的地方。假如抛弃成为离婚的理由，人们将设法利用它，于是比起不以它为离婚理由的时候，抛弃出现的次数将会更多。此外有许多离婚的理由，本来在法律上是完全充足的，也会发生同样的困难。许多已婚的夫妇非常热切地希望离婚，以至于只要法律上有什么便于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方法，他们都将采用。假设男子犯了通奸罪以外，还得犯有虐待妻子的罪，法律才允许他离婚——英国从前就是这样的，则人们往往和妻子在事前商量，在仆人面前打他的妻子，将来上法庭时才可以拿出虐待的证据来。两个极其希望离婚的夫妇，因为法律的压力而不得不勉强忍受彼此的伴侣关系，这件事是不是完全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平心而论。我们必须知道，无论法律上有何种准许离婚的理由，人们都将尽量利用，许多人甚至会故意照着那些理由行事，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现在姑且不管法律上的困难，我们继续研究实际上使婚姻维持下去是不好的那些情势。

　　在我看来，通奸本身不应是离婚的一个理由。除非人们受制于禁约和有力的道德上的顾忌，他们似乎很难活了一辈子而从来不偶尔产生激烈的通好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绝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失去了效用。夫妻之间，也许仍然有强烈的感情，惟愿他们的婚姻天长地久。譬如，假设一个男子因事要离开他的家庭好几个月。倘若他身强力壮，则在这几个月之中，无论他心中怎样爱他的妻子，要始终节制性欲是很难办到的。要是她的妻子并不完全相信习俗的道德，当她身处同样情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形之下的不忠贞，不应该在后来的幸福中构成任何障碍；事实上，凡是夫妻都能不介意，认为不必大惊小怪的，则他们以后的幸福并没有受到损伤。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只要夫妻间根本的情感没有动摇，则任何一方都应该能容忍那些容易发生的暂时的念头。习俗的道德认为，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家里，已经被一人吸引，不可能同时又和另外一个人发生真挚的感情——这种观念使得人们对于通奸的心理，不能明白其真相。人人都知道这种观点是假的，但是，因为妒嫉心理的作用，他们总喜欢依赖这个不正确的学说，作庸人自扰的行为，把小事闹成大事。因此，除了丈夫或妻子存心另爱别人，通奸并不是离婚的理由。

　　自然，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假设私通而不生小孩的。一有了私生子，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如果孩子是妻子和别人生的，问题就尤为复杂，因为要是他们的婚姻仍然继续下去，丈夫就得把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在一块儿抚养，并且，假如要避免丑闻的话，就得抚养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违背了婚姻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并且有几乎不能忍受的本能上的紧张。所以，在避孕方法发明以前的时期，通奸也许还值得以前对待它的那样的重视。但是自从有了避孕方法，单纯地为性交而性交和为生育孩子而结婚这两件事，比以前更容易区分了。根据这个理由，现在我们对待通奸，可以不必像习俗的礼教对待它那般重视了。

　　适宜于离婚的理由可以分为两种。有一种是因为夫或妻一方面的缺陷，如精神错乱、嗜酒狂和法律上的犯罪；还有一种是根据夫妻两方面的关系的。或许已婚的夫妇双方都没有什么过失，然而却不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或者要共同生活而不得不有某种重大的牺牲，或许双方各有各的重要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不得不分居异地。或许其中一人并不讨厌对方，但却与另外一个人发生很深的爱情，以至觉得以往的婚姻是一个不可忍受的结合。在这种情形下，要是没有法律上的救济，夫妻间很容易产生憎恶的心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形很容易发生谋杀的惨案。婚姻破产如果是由于性情不相投合，或者是由于有一方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别人，那就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加以责备了。因为这个缘故，遇上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离婚的理由最好是双方的同意。只有因为一方面确实有缺陷，致使婚姻失败的时候，对于离婚才能用其他的理由。

　　制定关于离婚的法律，的确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无论法律是怎样的，法官和陪审员总被他们自己的情感所支配，而丈夫和妻子总能设法做出任何可以欺骗立法人的本意的事。英国的法律规定，夫妻之间有了同意，就不准许离婚，然而大家都知道，在实际上，英国的离婚多半是夫妻同意过的。在纽约州，情形就更进了一步，那儿的人往往买通别人发伪誓作假证，以证明法定的通奸罪。虐待在理论上是十分充足的离婚理由，但是人们可以把它解释得非常荒谬。有一次一个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被他的妻子以虐待的理由向法庭请求与他离婚，其虐待证据中的条款之一，是他经常邀请朋友到家里谈论康德。丈夫有时在妻子面前作学理上的谈话，这就算是可以离婚的一种理由，我真不相信加里福尼亚州立法者的本意是这样的。为避免这种混乱，遁词诡辩和荒谬的笑话，凡是单方面想要离婚而又找不到确定的可证实的理由的，如精神错乱这一类，则只有经过双方的同意，才允许离婚。这样，离婚的夫妇间一切金钱上的交涉都将到法庭外面去办理；双方都不必扉佣聪明的人来证明对方如何如何地大逆不道。现在的法律规定不能性交的婚姻为无效，我觉得还应当再进一步，凡是本生子女的婚姻，一经请求离婚，都应该准许。换句话说，假如夫妻没有生育小孩，他们要想分手的话，只需要交出一张医生的证有，证明女的没．有怀孕，就可离婚。婚姻的目的在于子女，强迫人们厮守着没有子女的婚姻，那是一种残酷的欺骗。

　　关于离婚的法律方面，就讲到这儿；至于习俗，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上面已经讲过，法律虽然可以使离婚容易，然而习俗每每使离婚难以实现。美国人的离婚之所以那么频繁，我想一半是由于人们所希求于婚姻的，不是他们应该希求的，而他们有这种不应该的希求，部分地又是由于他们不能容忍通奸的缘故。婚姻应该是两方面的伴侣情谊，双方都意在持久，至少要支持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任何一方都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件单凭暂时的激情去支配的事。假如这种暂时的私情不被舆论或当事人的良心所容忍，则每个私情都将开出婚姻之花。这件事的影响所及，或许很容易把双亲制的家庭完全毁掉，因为，假如一个妇女每两年有一个新的丈夫，而每换一次丈夫，又生下一个新的孩子，则孩子在事实上被剥夺了他们的父亲，婚姻也将因此而失去它存在的理由。我们又回想到圣保罗了，一如第一次给加林多人的使徒书中所说的话，美国人的婚姻被认为是代替通好的一种办法；因此，当一个男子因不能离婚而做出通好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离婚。

　　如果想到婚姻是和儿童有关系的，那就得应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夫妻要是有点爱子之心，他们就必定会留意自己的行为，务必使子女得到最好的机会，能快乐而健全地发展。这每每要求有很相当的自制，并且双方都必须知道，孩子的要求远胜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情绪的要求。但是如果父母的爱子之心是真挚的，而虚伪的伦理不至于激起他们的妒嫉心，则上述种种有关儿女幸福的事情，都会自行发生，而且完全是出乎自然的。有些人说，假如丈夫与妻子不再热烈地相爱，对于婚外的性经验，彼此也不阻止，则他们就不能充分地合作，以教育他们的子女。因此，瓦脱李朴曼先生说：“不是爱人的配偶，在养育儿童方面，不会像罗素先生所想他们应该做到的那样真正地合作；他们的心将分散而不足，最坏的是，他们对待子女仅仅只有一种职责的关系。”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句话有小小的或者是出于无心的错误。不能恩爱的夫妻自然不能够合作生产子女；但是，李朴曼先生似乎暗示说，若生了子女，他们就会把那个小生命处置了——这可不至于。至于抚育子女，即使是在夫妻间的热恋消失以后，只要具有天然情感的人，都能办到，并不是什么超人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用许许多多我个人知道的实例来证明。若说这种父母对于儿女“只有职责的心’，实在是没有想到父母对儿女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是真正的、强烈的，则即使夫妻之间肉体的情欲已经衰歇，他们的关系依旧能保持一种不可破裂的结合。人们一定会猜想，李朴曼难道没有听说过法国的情形吗？在法国，虽然通好非常自由，而法国的家庭仍然稳固，父母对待子女非常尽责。在美国，家庭的情感非常薄弱，而离婚的频繁就是这一事实的结果。家庭情感浓厚的地方，即使在法律上离婚容易，实际上离婚的事还是少有的。像美国现在这样容易离婚，我们一定要把它看作是从双亲制的家庭变到纯粹母亲的家庭的一种过渡现象。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儿童必定要受很多痛苦，因为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儿童本希望有父母双亲；也许在父母离婚之前，儿童已经和父亲产生了很深的情感。假如双亲制的家庭依然是被承认的通例，那么，彼此离异的父母除开为了重大的原因，在我看来似乎都是未尽他们做父母的职责。我不以为法律强迫人们继续他们的婚姻，可以补救事实。我觉得，第一，双方应该有相当的自由，这能够使婚姻更为耐久。第二，应认识儿童的重要性；在以前，我们受了圣保罗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过于强调性，而把它完全理没了。

　　我们的结论似乎是，当离婚在许多国家里——英国是其中的一个——过于困难的时候，容易离婚，不能真正解决婚姻的问题。假如我们要婚姻的制度继续下去，为了子女的幸福起见，婚姻的稳定非常重要。但最能达到这种稳定的方法，是要分清婚姻和仅仅的性关系的区别，是要强调与浪漫的结婚之爱相反的那种生物学上的结婚之爱。我并不假装，说婚姻可以免掉它繁重的职责。在我所推荐的那种制度里，男子的确能不负夫妻之间忠贞的义务，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也应该负克制妒嫉的义务。人类不能没有自制力而过着良好的生活，不过克制像妒嫉那样的狭隘的仇视的情绪，比起克制像爱情那样的大方的开展的情绪，前者要更好些。习俗上的道德弄错了，不是因为它不应该要求自制，而是因为它要人自制的地方不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