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一月，我第三次来到台湾，这次是为了参加海外女作家协会的第十五届双年会。

说来也巧，开会的会址在台湾国立图书馆，正对面就是中正纪念堂。

前两次来台湾我都没能到中正纪念堂去看看，趁着开会中午休息一个钟头，就跑到对面的中正纪念堂一游了。

台北那天的天气不是最好，乌云密布，没有太阳，照片拍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不过，正好赶上了卫兵交接仪式。

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台湾，是伯父领着我游台北，我说要去看中正纪念堂，他老人家说那没什么好看的，还不如去看南京的中山陵，或者看看台北的故宫，结果就没看到中正纪念堂，而跟着他老人家去了台北故宫，也看到了故宫里面那个珍贵的翠玉白菜。

四年前我再次来台北，伯父已经仙逝多年了，我那次便忙着与从没见过面的另外几位亲戚见面，又没时间看中正纪念堂，只是坐在亲戚的车子里路过时看了一眼。

这次，算巧，就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开会，想不看都难。中午休息一个钟头，够了，一个人信步走过去看完国家歌剧院，再看那蓝色琉璃瓦顶的中正纪念堂。

到台湾就会想起伯父，情不自禁。

伯父是1949随国民党撤退从上海一路南退，一直退到了台湾。他不是兵，他毕业于警官学校，是一名警察。他孤身一人来到台湾，临走前，祖母带着年仅十岁的我的父亲去上海为他送行，伯父把他一箱子的西服留给了年幼的弟弟，那些衣服一直放在一个樟木箱里，每年开春时节， 祖母都会开箱让家乡的阳光晒晒远去儿子的衣服。父亲说那一箱子衣服直到他读大学才穿上，父亲仅存的几张年轻时帅帅的照片，都是穿着伯父留下的西服照的。

记忆最深的，也是父亲提到过很多次的，是一件派克大衣，那件大衣我不知道外表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它有一个内胆，是野兽的皮毛做的，据父亲说，当我出生在寒冷的腊月，在当年我做医生的母亲工作的苏北一个冷冰冰的水乡医院时，刚做了父亲的他兴冲冲又是汽车又是轮船昼夜兼程赶到了那里，看见早产的我被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包着，冻得小脸发紫，他连忙脱下身上的派克大衣，取下里面的皮毛内胆把我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那件派克大衣仿佛是我的救命恩人一般被不时地提起，那件大衣就是伯父留在那箱子里衣服中的一件。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派克大衣的牌子历史，据说是爱斯基摩人抵抗严寒的传统服饰，用动物的皮毛做内里，衣服上有帽子，帽子周边还有一圈毛茸茸的兽皮装饰，非常的暖和。后来这种防风雪的大衣被美军所用，取名“Parka”，也就是所谓的派克大衣。二战结束后，派克大衣被英国MOD一族带到了时尚潮流的舞台，风靡全球，至今还很盛行。

小的时候，父亲提这件派克大衣，说到最后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令人费解，也是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了原由，因为他可能想告诉我那是他哥哥的大衣，可想想还是吞进了肚子里。

而我从小都不知道这位伯父的存在，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份从香港转到父亲工作医院的信，引发父亲压抑的哭泣，我才知道我有一位伯父在台湾。

八十年代初，伯父邀请父亲去香港相见，那时祖母已去世，伯父感激他的弟弟为他们的母亲养老送终，带着父亲游遍了香港。父亲也是那次说出想让他唯一的女儿出去见见世面，可做父亲的又担心这担心那，伯父让父亲放心，说让孩子先出来再说。有了伯父这句话，我最终去了美国，虽说也是自力更生去闯荡的，但是伯父的话无疑给了我和父亲一颗无形的定心丸。

伯父曾经去美国看望我，住在刚结婚的我的新家里，开心的像个孩子。对于我刚到美国时他没能在经济上帮到我十分的内疚……临走前，他恨不得把他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礼物、钱......我不肯要，他就偷偷放在我的书房里，包括他手上的一只黄灿灿的纯金戒指，说是送给我的新婚夫婿的，我们都不肯收。可送他上了飞机后我回到家里，却看见他留的字条和戒指，忍不住泪流。他喜欢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侄女，我想大概因为我长得有些像我的祖母他的母亲吧。

拿到美国护照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到台湾去看伯父，他陪我一路从台南到阿里山、台北、台中、高雄地玩，那时他已经七十多了，脚步已缓，走不快。他带我去见他住在台中几十年的患难之交老友，见他在台北军校做教官的儿子我的堂哥，带我去阿里山的茶园和台北的故宫......那时他的儿媳妇是中学的老师，知道他要带我游台北，就订了可以拿到优惠价格的台北教师会馆。这次我们海外女作家协会集体住在福华文教会馆，感觉与我和伯父住过的教师会馆很相似，连房间的摆设都几乎一摸一样。这更令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伯父一起游台北的经历......

伯父不愿意带我去看的中正纪念堂，我一直不得其解，可是在纪念堂里我看见士兵举枪交接的一霎那，忽然有点明白为何伯父不愿带我游那里。他对老蒋把他带到这个岛上，使得他不能为自己的老母亲送终还是觉得有些遗憾的吧？

可是，又何止他一人留有那样的遗憾呢？！

伯父，想念你......

（同时会登载在海外女作家协会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