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2000年油画展》展出了一组写实主义风格的毛泽东肖像。肖像共计十三幅，在时间做了精心的安排选择，从意气风发的理想青年直到龙钟垂暮的耄耋老人，历经大半生，是主人所处各个不同时期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该组画乃是以绘画的方式立了一部个人传记，深层次看也可以说是描绘了一部中国革命史。肖像一扫以往惯常的 “伟人像”塑造模式，以照相写实主义纯客观的表达方式重新将一个曾经影响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展示在公众面前。作者以一颗坦诚的心向公众呈示了他那萦绕胸中亘久难决的问题与思考，它同时也代表了一批有着强烈民族和历史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提问与思索。

对于早已将神采奕奕满堂生辉的伟人形象铭刻于心的大众们，初见陈丹青所绘毛泽东组像时心里不免会有一个吃惊，今昔肖像的极大反差使得观者觉着作者似有对伟人之大不敬。邃漠然，竞至失语。既非看抽象画那种云雾缭绕的不懂，也无看照片那样明晰了然。只知能指，不明所指，究竟是何种东西促众人长久瞩目，反复咀嚼玩味？这或许便是克莱夫·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之意味吧？    

看过这次回顾展的人大都认为陈已陷于黔驴技穷英雄难再的境地了，没有了当初《泪撒丰收田》中的悲悯激情，没有了《西藏组画》当中“用铁皮杯子喝冰冷雪水”的凛冽精神，如今之陈丹青还是当年的那个陈丹青吗？对之失望的空气弥漫在整个画坛和曾经的仰慕者之中。针对观者的失望，陈自己解释到：“我觉得我一部分才华是失落了，完全失落了，我年轻时的一些画我真的画不出来了。但有另一部分才华我到现在才慢慢呈现出来，我在年轻的时候做不到”。所谓“一部分才华”是指西藏组画中透出的激情，是强烈的感性，而“另一部分才华”实是指他逐步走向理性走向思想。毛像重的是冷静思考，是理性的显现。后者更富有意味，使人回味无穷。由感性而上升到理性是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当可喜可贺．

有过十六年国外游历生活的陈丹青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不是生长在中国这一个集体社会。美国人很简单，他们个人意识很强，玩个人风格，挖掘人性深度，探讨同性恋、女权和所谓终极的命题。美国让我有了个人意识，教会了我工作，让我学会一个人怎么跟自己相处。”（王安忆和陈丹青对话节选），丹青海外生活的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对人的密切关注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不但学会了独立思考，而且还获得了相当的深度。    

陈丹青不只是画家，而且是一位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天责就是不断地对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质疑。陈丹青的思想轨迹与心路历程代表了不愿放弃思考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曾经作为知识青年那一批知识精英的思想轨迹：世纪中期信仰、追求、激情、狂热到世纪末的冷静、反思、悔悟与批判，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蒙昧到成熟的过程。

《易·系辞上传》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优秀的艺术应着力追求形而上的“道”的境界。然而，艺术不是哲学，其追求“道”的途径不是虚渺的，而必须由直观的“器”而升华。区别在于平庸的艺术家滞于“器”，而优秀的艺术家则臻于“道”。亚明曾告诉他“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神似，而不是形似”。而陈绘毛像则是既重形更重神，属于形神兼备的那种。

绘画之“道”，即在内涵，即在思想。然而思想却又注定是远离大众的。公众深陷于对陈的误读之中。陈自己说：“我回来后非常好奇，原来‘误读’何等严重，误读得出神入化，可是我又不能完全说是被误读，读者看过之后，对我的近作似乎有一种失落感，很失望，而他們谈论这种失望，很有快感”。凡思想者皆是孤独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思想极度匮乏的国度里，一个人如果欲拥有思想，那注定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思想者遭遇到冷漠、误解甚至被嘲弄想必理所当然，实不必大惊小怪。即使是以文字为武器的思想家如顾准、李慎之之辈都极难引起国人的注意，终几无人知晓，又更何况以绘画这种间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的思想呢？公众的愚弱、冷漠、麻木与阴冷注定是思想者必须付出的代价。除非你缴械投降主动放弃思考。

不被世人理解甚至于被误解是常常与智者大师相形影的，陈丹青虽时下难称大师（国内近现代尚没有一位称得上世界级的大师），但他无疑是一个智者，而且是足具了大师的潜质的。他的十三幅毛泽东肖像组画足已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他用手中的画笔唤醒了我们那尘封了的往昔的回忆，引发了世人诸多的思考和反思。他就如同西西弗斯，尽管从来没有将上帝的石头推上山顶，却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尊严，坚持不懈地为下一次努力着。

今天的陈丹青是十六年国外艺术生涯结出的果，国外的生活体验对他的人生境界，对他思考的广度与深度是一次重要的提升。他登高望远，身处俯视当代中国艺术的峰巅之上，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同时却也无奈于高处不胜寒。陈丹青在比较当代中西方绘画时说：“西方在批评一幅画时会说你的画里的问题，非常重视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指缺点或者说他画得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说除了画面以外能给你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认识功能。”又言“艺术里面的所有提法，（我们）都是在做他们（西方）做过的事情。我们反过来一个思路，假如整个西方在做唐朝、宋朝做过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看待他，比如全部的西方的小学生、中学生课程里面都要念中文、写书法、画山水花鸟，所有西方艺术学院都有个中国画系在里面，有一批西方的水墨画家，你想想看，咱们会怎么看他，……”。在回答王安艺问到美中艺术家相比如何时，陈说：“论作品的深度，咱们差远了。中国艺术家跟美国艺术家一比，全是业余状态”。此话一语中的，高明的诊断出精神侏儒症是国内艺术家、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的共患故疾，且两者互为果。 

毕加索讲过一句话：如果你真有才华，不管你怎么弄，你才华还在那。但问题是你的作品在变化。此话对丹青而言正适合。陈丹青用构图和色彩表达深刻的意味和思想，教我们学会思考，用理性之光照耀至今仍然处于蒙昧笼罩之下的中国大地，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启蒙者的责任。

社会中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矛盾复杂的多面体，他既有善良、美好、真诚、光明的近乎天使的一面，也有如宗教所谓“原罪”之丑陋、阴暗、卑下、凶残近恶魔的一面，同时也有既非善也非恶，既非美也非丑而是纯属个性特质的另一面，差异只在各人偏重不同而已。毛泽东既是社会中人，它便必难摆脱时代与社会的浸渍、局限和人性之本真。陈丹青的写实主义风格画出了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的毛泽东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更接近真实更符合人性本真的毛泽东，相比于以往单向度直线条躯壳式的伟人像，他则揭示出了人物的灵魂。正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书名一样，陈丹青将毛泽东拉下神坛，使其回归人间。我们因他的画而走进了毛泽东。他为我们解读剖析真实的毛泽东提供了极其可贵的视觉参考资源。 

陈丹青与许多由文革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样，骨子里有一种挥之不去难以排遣的某种无以名状的毛泽东情节。他最初学画就是由画毛主席像而开始的，首次引起轰动与公众关注的也是农民痛悼毛泽东逝世的《泪撒丰收田》。之后他走出国门，做出反思，之后再画毛泽东组画，既是对他个人的前半生的反思，更是对整个民族在二十世纪所走过道路的深刻反省。                  

人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正如毛泽东自我评价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此言切亦，他确是中国五千年专制文化与西方马列主义相碰撞揉合结出的中国二十世纪之果。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像毛泽东这样遭遇褒贬不一极具争议的公众人物。主观上对之刻意拔高或肆意贬损都不够客观公正和失之浅薄和偏颇。究竟如何用绘画去直观地呈现这个人物实在是尤甚棘手的难题，写实主义方法无疑是颇为恰当的选择。

 艺术是人的心灵写照。它总要向受者传递某种信息，或表达思想表现情感，或确立观念传达意味等。名人或伟人像可以有多种画法，或幽默调侃，或夸张讽刺，或图腾式的渲染拔高，如王其智绘天安门城楼的毛像及北京火车站高8米宽6米的毛像。另一种极具讽刺意味者如毕加索笔下的斯大林就是前两者的兼而有之的结合。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自有不同的理解，在崇拜者心中视为光辉四射的伟大领袖，在愚弱者眼中看到深不可测，在智者眼里则看出了府深老辣，更多的人则如同雾里看花一般云雾缭绕虚实难辨。 

         
相比于以往的所有毛像，陈的组像最近真实。无论青年的朴实健康、明朗、理想与执著（因沐浴“五四”春风），还是中年坚定、自信与后之专断，再到老年的疲惫、茫然、多疑与孤独皆跃然纸上，入木三分。

       
关于毛泽东老年精神状态，其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在回忆记录中谈到，72 年林彪事件导致毛骤然衰老，对其他老帅和老将的疑心加深。之后陈毅、周恩来等一些老同志的相继去世皆对其精神有震动，以至于江青等人对杜拍的照片非常不满意，对之横加指责。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在回忆材料中谈到 76 年天安门事件对毛的冲击以及毛自己对他亲手发动的文革的观念动摇等，这一系列事件加速了毛的衰老。而陈丹青正是以他那极其敏锐的目光的一一捕捉，并准确细腻的再现了以上的历史过程，承载了历史，也承载了一份厚重的思想。

一个民族对于它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思想水平。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用在我们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可转换成“一切评价都反映着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水平和对历史责任的自觉程度”。

    
历史是一往直前的单向度的潮，时代的变化必然地把我们的立脚点支高，使我们不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与德行，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后历史人物的时代里而获得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在时间垫起的台阶上，我们对我们民族产生的伟大历史人物的视角必然地要由仰视变为平视甚至俯视。于是我们有可能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评价的视角，我们也一定能超越非理性的爱恨情结。古人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之中国人当有的一种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镜。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毛泽东离开我们也已经将近三十年。真正地实现对于他的超越，发扬他留给我们的成功经验，也汲取他留给我们的失误教训，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进而真正实现我们民族从近代以来一直为其前赴后继、奋斗不止的振兴之梦。这当是今天活着的中国人不可逃避的一种历史责任。

    
肖像组画属于后现代并置艺术之一种，并置的形式用在毛的一生上非常到位，等于为毛写了一部传记。在深一层面上解读则是以绘画描绘了一幅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用陈自己的话说，其做法与效果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此种艺术增加了思考的分量，也加重了作品的力度。有趣的是，陈丹青自身恰恰就是一件东西方文化并置的作品，是作者的并置阅历决定了他今天并置的作品。

陈丹青承担了一个知识分子本应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用画笔将毛泽东这面镜子呈现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短时期内是绝然不会有一致的结论。陈不准备回答且也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他说：“我的所有作品，只给问题，不给答案。‘答案’永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视觉经验与艺术观念》美术研究1998年第１期总第89期第49页）。从他的画以及他的文章里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一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极富理性的批判精神。

我们翘首以待，期盼他一以贯之，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承担他那既以担当的西西弗斯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