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上次說到，1973上半年，我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用了一点裙带关系，参加高中入学的考试，得了个100分，是全县第一。坦白说，我是被告知有这个考试之后，临时搭火车汽车赶去的，考试的前一晚才赶到。两天的路程颠簸，人困马乏，表哥请了一位老师给我恶补。

第二天一早去考场，居然考了满分。根本不是我厉害，而是那位补课老师厉害（很对不起他，我当时太累，他给我补习时光线又太昏暗，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那时还没有补习班，我算是提前二、三十年就从中“受惠”了。

在校旁听生

因为我考了高分，加上有一层关系，县教育局就为我开一个特例，允许我一个无户籍之人，成为当地高中的旁听生。这半年上高中的经验相当有趣，不光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乡村学生的生活方式。

当年的我十分顽劣，又因来自大城市，即便是“黑户”，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想来，当年老师同学们对我太好，而我太不懂感恩了。

我不像乡下孩子那么朴实，看着老师也觉得挺土，每当同学们想偷懒或者对老师敢怒不敢言，我就带头仗义执言；也喜欢搞点恶作剧，给老师找点小麻烦。那段时间，但凡有同学被老师训斥的事情，多数都是我去应付。第一我的表哥是老师，其它老师多少要看他的面子，不能对我怎么样；第二我反正是旁听的，不在乎将来老师的评语。

尽管如此，似乎没有人痛恨我，而且我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物理老师和化学老师（远房表哥）的“最爱”，不同的是物理老师“爱”表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物理曾经考过全校第一，而今天的我连基本的物理原理都忘得一干二净）；化学老师 “爱”骂我，他是华东师大的高材生，说我即使考全校第一，和他的标准比，只算作将将及格。

我是学校的一个“怪咖”，没有本地户口，不会本地话，打扮也和他们不一样，偶尔穿双凉鞋露出脚丫子，被认为不守妇道（当地风俗可以露胸不能露脚）。不但同学们常常在背后或者当面笑我，连我走在路上也被牲口欺负。

一次放学走过沁河大桥，对面的一头小马驹子突然冲着我狂奔而来，到我对面突然停住，挡着我、不许我过桥，我往左绕，它挡左边；我往右绕，它挡右边。过桥的人们都像看好戏一样哈哈大笑。

我与马驹子对峙了一阵，才有一位老汉（它的主人）缓缓地走过来，瞪了我一眼，拉长了音调对我说：“牲口也看稀罕呢！”我生气地问：“我有啥稀罕好看（须知稀罕就是贬义的与众不同）？”老汉说：“女子，满桥的人都盯住你，你还不稀罕吗？”

后来问表哥，为什么说我“稀罕”。他大笑，说我剪了短发（没有梳长辫），比农村女子瘦好多（那时才不到90斤），不像她们红光满面的，自然是异类。

班主任

我的班主任段老师，是语文课老师，他与表哥共用一个办公室。每次我进表哥办公室，都被表哥训斥：怎么不给段老师鞠躬，是不是又在课上捣乱了？

经过文革的人都应该记得，那场革命是先拿教育界开刀，最先破除的就是所谓“师道尊严”。大城市的老师，讲话稍不小心就要被学生批判。然而我去的那个地区可能因为交通闭塞，民风很古朴。上高中的学生要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出来的都是各乡村的少年才俊。他们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到了学校之后，对老师非常尊重，不但学校的各种劳务、勤杂工作完全由学生分担，连老师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洗衣、做饭等家务，学生们也主动帮助打理。

通常女学生会帮助老师洗衣做饭，男学生则干些粗重话，还有…大部分老师都娶了自己学生中最漂亮的女子当老婆。可见乡村教师不但受人尊敬，也挺实惠的。

可表哥知道我是在城里见过造反的女孩子，跟我说话时，似乎常常假设我是个“动乱分子”，一边训我，一边很想知道我又出了什么新花招，捣了什么乱。

段老师其实面对我的时候，多少有点尴尬。表哥与他一同教书，而且个性十分圆融，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而我就比较“楞”，一不小心就会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段老师对我是批评也不好，不批评也不对。加上他和表哥一个办公室，常常见我闯进办公室，跟表哥说起话来没轻没重的，即便被表哥骂，也嬉皮笑脸地满不在乎。我对表哥没大没小的时候，他常常满脸忠厚尴尬，哭笑不得。

表哥道貌岸然地训我（其实是在训给他看），我依然猴子般的不消停，甚至顶嘴，见到如此景象，他也很难插口。表哥往往训了一阵，发现我是“朽木不可雕也”，自己也觉得好笑，段老师自然就更无法参与了。

不平衡的三棵树

最后有一件事惹得表哥把我大骂一顿。

话说农村中学到了春夏季节，都有支农劳动，学生们最不乐意的就是去某村支农，如果要干农活，不如回本村挣工分合算。那一次支农是到学校北边十来里的一个村子，除了收麦子之外，学校还要求每个学生在社员们歇晌的大中午，去河滩砍杨树椽子，运回学校盖房子（规定是每人要带回一根椽子）。

那天中午我们三个（一起住的两个女孩）一起，在中午顶着大太阳到河滩砍了三棵树，拖回村里，想到回程的十多里路还得扛着五、六米长的树，越想越不乐意。这时候我偶尔看到段老师靠在墙边阴影下的自行车，立刻心生一计。对两位室友一说，她们先是笑翻了，接着就说害怕受罚，我一口担保出了差错我一人承担，二位才答应同谋。

先是史同学到她的亲戚家借了一条十分结实的绳子，然后我们把三棵树绑在段老师的自行车后架上，不过一边两棵，另外一边一棵，怎么也绑也不平衡，最后只好让车斜着靠在土墙上才不至于歪倒。

……终于到了黄昏收工回校的时候，同学们累了一天，村民已经回到炕头歇息，我们还得走十几里路回校，更可气的是，还要扛着树走这十几里。想到老师可以骑车又不用驮树，大家更加气恼。我给老师起的外号叫“老段”，平常大家只敢背地里偷偷喊，这时都大声大气地说“老段咋就不扛棵树呢？”

熙熙攘攘间，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别叽喳了，老段也带了三棵呢！”大家转头一看，段老师推着后架绑了三棵树的自行车，像不平衡的三脚架一样，一边两根，另外一边一根。他根本没办法骑车，步履艰难地把车往公路上推，因为不平衡，那车轮一边侧歪着、无法正面着地…一路上跌跌绊绊，很吃了些苦，也让其它同学一路上笑得肚子痛。后来大概是有人在只有一棵树的那侧又加了一棵树，自行车才算恢复平衡，可以推着前进。我们躲在后面远远的，看见同学和段老师的身影远去才敢往回走。

回校之后暂时也没啥风波，其他班同学还说段老师“仁义”，肯体恤同学。

可是很快我的远房表哥听说了这事，立刻断定我是主谋。他知道我不会轻易承认的，就先找史同学，史对老师非常敬畏，老师刚一板脸，她立刻就把我“出卖”了。但是刚出了办公室，她就来跟我道歉，让我赶快去主动坦白，顺便也把她捆木头的绳子要回来，说她的亲戚催了好几次了（在当时，那一套又粗又长的绳子是家里的一份财产）。这之前，我曾经几次去表哥和段老师的办公室，想趁他们不备，偷出那条绳子。但表哥把绳子藏得紧密，我一直不能得手。

最后，还是我和史同学一起去到办公室，嬉皮笑脸地问表哥要绳子，说不能耽误贫下中农生产。段老师也在场。表哥沉着脸，只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干的，谁出的主意？”史同学低头不语，偷偷给我使眼色。农村女子上高中太不容易，最怕得罪老师，再说我也也一口答应过，有祸一人担，于是我说“那当然是我”。表哥说“绳子拿走，史XX出去”。

表哥板着面孔把我训斥一顿，让我当面道歉，最后又说：“这女子太刁蛮，虽然是我表妹，我也管不了她。段老师你不要看我的面子，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办吧！”段老师缓缓地问：“你为啥要做这事呢？”我说“树太重，我扛不动”。

段老师又说“我看那绑树打的结就知道你打不来，你不会”。我说“是我让史XX打的”。段老师叹了口气说：“你们城里的女子也不容易，不过下次别和同学一起做这事了。”表哥又板着面孔教训我：回到班里面好好表现，少说话，多干活，向其它贫下中农子女学习。我还在忐忑，表哥大喝一声“还不出去，谢段老师饶你一命”。我急忙道谢鞠躬下场。

后来，听说表哥在私底下和他的上海朋友（都是好大学分到山沟里的毕业生）谈起此事时，笑的喘不过气来，说我实在是个“闹将”，给他们山沟里的沉闷生活带来一些小波澜和乐趣。表哥也告诉我，其实段老师也没真生我的气，只是觉得城里的女子真会搞怪，也让他太没面子了。

立功赎罪受伤

我听了表哥的吩咐，回到班里面，抢着干活，想要立功赎罪。干了很多重活也都没怎么样，可是有一天在擦黑板这件小事上，居然出了一点意外。学校的黑板都是学生或者教师自己做的，一大块木版涂上黑色，挂在墙上。我擦不到黑板最上边，因为只差一点点，我就没有搬椅子站上去擦，而是一边跳一边擦，结果三跳两跳，有一次突然手上一阵剧痛，原来是黑板的上边粗糙（cao）不平，我看不见，一跳就被一根两寸长的大刺扎入手指，大刺比木梳的齿还粗，拔出来时，鲜血混带着黑色流出来，里面还有些小刺拔不出。直到今天，我食指上又一条黑色的刺痕。

当我后来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常常想起这根刺。

一年多之后，我转到附近的村子插队，一个刮大风的春日，我在地里牵着牛耕田，远远地看见公路上、黄沙中一个骑车的身影渐行渐近，竟是段老师。我放下牛绳，磕磕绊绊爬上公路边迎他。段老师立刻下车，见我灰头土脸、衣服上还挂着牛倒嚼的丝丝口水，他没正眼看我，只略侧着头说了句：“这女子，啥时这罪能受够呢？让你娘你大（父亲）看见该咋糟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