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秋叶声

“旅美四大家”之刘荒田回顾异国写作生活：希将此生画得圆

发布时间：2011-08-18 04:18:13| 时代周报 | 143期 | 评论 (0)

刘荒田，落叶归根，用文字将生命写成一个圆。刘荒田说：“我要把生命弄成一个圆。我走了一个圈，像是重合，地理的位置相同，但是思想的位置不一定相同。受苦受难，我从来不在乎。回来，我是要皈依我的家园，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要重新体验她。要是能够的话，我要表现她；不能够的话，我就默默观察她。离开太久了，我现在仍旧茫茫然，顶多写点浮面的随感；社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发言权。阿Q最后的遗憾，是那个圆圈画得不圆，我希望我能够画圆一点。”

本报记者 李怀宇“我的人生就像一个圆，在中国与美国生活的时间各一半，现在又归来了。”

2011年起，旅美作家刘荒田定居佛山，感慨人生奇妙。刘荒田从小受的是正统的革命教育。1966年高中毕业正准备高考时，“文革”山雨欲来，高考取消，刘荒田从此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参加武斗，但文斗很活跃”。“胡闹”两年后，刘荒田回到老家—台山“荒田村”。在乡下，刘荒田意外地接触到许多世界名著。一位同村的朋友原来是广州的小学老师，在“战备疏散”运动中被押送回老家，行李中夹带着好多禁书。刘荒田回忆：“他是相当不错的诗人。”刘荒田的叔叔在广州某区文化馆做馆长，也喜欢看书，自己当上“走资派”以后，送了侄儿好多书。沉浸在名著里，刘荒田拥有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海涅、普希金、歌德……刘荒田写起新诗来。乡下七年，真正种田只有一年，其余都在乡村学校当民办老师。学校设在古祠群里，22岁的刘荒田当上了附设高中班的班主任，学生只比他小几岁。改革开放之初，刘荒田想看外面的世界。岳父母在美国通过合法手续为刘荒田一家申请签证。1980年，刘荒田挑着一百多斤的行李，两个小孩由他的太太抱一个拉一个，一家人通过了深圳罗湖桥。过了海关，刘荒田挑着行李跑了老远才敢回头看，就怕关员追过来说“错了错了，回来回来”。在香港等待去美国的一个月里，刘荒田一头栽进书店，每天在冷气机下看书。书可以随便看，这对一个渴求思想解放的年轻人的诱惑力，比什么都大。一家人到了美国旧金山，刘荒田一边学英文，一边在中餐馆帮厨，一个月收入六百美元。刘荒田到美国的第一感觉是，东西很便宜，一张天鹅绒沙发一百多美元，一个电视机两百多美元。刘荒田在海边租住一间改造过的地下车库，住了五六年后，自己买了独立的房子。

美国政治气氛宽松。有一次走在街上，刘荒田碰到“革命工人共产党”的人马在派发传单，宣传“四人帮”怎么伟大，拯救全世界劳苦大众。刘荒田揪住一个华裔女党员就问：“你过来，我跟你辩论一下，你说‘四人帮’这么好，你在中国待过没有？”女党员怕刘荒田会动手，马上溜走了。在中餐馆帮厨一两年后，刘荒田和一位写诗的朋友合开餐馆，此后又到一个大旅馆工作，主办大型宴会，一做二十多年，直到退休。生活安定后，刘荒田可以尽情看书，他尤其喜欢台湾文学，后来更和王鼎钧、洛夫这些名重一时的前辈作家成为好朋友。刘荒田开始投稿，写得最多的一年—他粗算了一下—稿费差不多赚了一万美元，不过还是无法以此维生：“王鼎钧在美国写作能养活一家，别人做不到。”刘荒田投稿的美国华文报纸有《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等。1986年，《时代报》的创办人黄运基请刘荒田去当兼职编译。38岁的刘荒田一天做两份工，旅馆下了班，马上开车去《时代报》，选稿、翻译、编辑、校对、排版。“我的英文就是这么学的。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还可以，反过来不行。”受台湾现代诗启发，刘荒田热衷写诗，喜欢洛夫、向明、管管、痖弦的作品，私人关系比较好的则是纪弦和非马。刘荒田说：“纪弦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诗人，率性、浪漫，永远是小孩子。顾城临死之前，路过旧金山，我们请他饮茶，纪弦讲：‘我有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世界上分两类人，一类是爱诗的，一类是不爱诗的。’顾城就说：‘对，我们是爱诗的一类。’”

1995年起，刘荒田不写诗了，原因是讨厌没有感觉还要硬写。但写诗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可以提炼意象，为散文蕴藏诗意无形中做了准备”。写散文多年，刘荒田被外界誉为“旅美四大家”之一，他说这个浮名只是“炒作”。在美国，刘荒田禁不住想念家乡。上世纪80年代末，他第一次回来时就激动莫名。10年前，女儿念完大学，刘荒田开始考虑回国定居。现在终于退休了，夫妻选择定居佛山，因为这里亲朋多，方便照应。我的乡愁都凝聚在中国文字上刘荒田原籍广东台山，早年当知青，在乡村教书，还当过公务员。1980年移居美国。旧金山“美华文协”荣誉会长，《美华文学》杂志主编。著有《唐人街的桃花》、《旧金山浮生》、《“假洋鬼子”的悲欢歌哭》、《“假洋鬼子”的想入非非》、《“假洋鬼子”的东张西望》、《听雨密西西比》、《刘荒田美国笔记》、《刘荒田美国小品》等，其中《刘荒田美国笔记》2009年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散文类首奖。

写作，是因为没有其他寄托

时代周报：你在美国怎么想起提笔写散文？刘荒田：我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经历，是像我这一辈新移民在美国的人生。我要把在外国的经历—从水土不服到安居乐业，从“红卫兵思维”到多维与平和—都表现出来。我越来越感到，新移民这一群体的写作者为数不少，但是跟国内的作家比，往往是没有优势的：离开汉语环境，孤悬海外，没有粉丝，谁跟你互动啊？写归写，当然有人喜欢，但是你不知道。至于电视台访问、首发式、签名会，想都别想，每个人都是关起门埋头写。在那个环境中，很少有作家坚持多年不放弃的。那时候台湾《联合文学》每一年都评奖，我发现，得新人奖第一名的，两三年后就不见了。那个环境是难以让中国文化人生存和发展的，坚持下来需要运气和毅力。还有，我们的水平的确有局限，艺术准备不足，切磋、讨论的氛围没形成，也缺乏外在推动力。我写了20多年没放弃，是因为没有别的寄托和消遣。起码得找一个朋友喝咖啡吧？没有。我除了上班外，就待在家里，于是，写吧。我还有一个思考，像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优势的新移民作家，不在美国生活这么久，就没法表现那些东西。我们每天亲历中西文化的冲突，所谓东西方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差异、冲突和磨合，我每天都多少体验一些。我们需要不断调整视角和思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儿子30多岁才结婚，他在美国长大，整个思维是西方的，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他6岁时去美国，但对祖国什么概念也没有，20岁前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移民前在家乡念过幼儿园—现在连这三个汉字也忘了。他过30岁生日后还没有初恋，我急了，对他说：“你该结婚了，你爷爷80岁了，整天向我唠叨，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你娶媳妇，他希望能参加你的婚礼。”我的儿子马上跳起来：“我结不结婚跟爷爷有关系吗？结婚纯粹私事，跟爸妈都没关系，别说跟爷爷了，没那个道理！”这就是观念上的对抗。新移民怎样把纯粹的中国心态转变过来，开放地接纳新的思维方式，是在那块土地上生存、发展的必须。所以，我们这些所谓“新移民作家”，要写出自己的特色，就要表现这个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过程，冲突与调和的阵痛和喜悦，能做到这点，就有了自己的独门功夫，就和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作家，产生了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要不你能写出什么优势？论对中国的了解，你隔着一万公里的太平洋，隔空放炮，不让人家笑话？

时代周报：你怎么那么喜欢王鼎钧先生的文章？刘荒田：我一开始读他的著作，是他来到美国后写的第一本散文集，叫《看不透的城市》，我就着了迷，觉得这个作家了不起，后来我就一直注意他。他凡出新书，我必买必读多遍看，但很晚才跟他建立个人联系。1998年我去纽约，第一次见到这位崇拜了十多年的偶像。那时候他七十几岁，高个子，腰杆笔直，很精神。他对我影响最大。我认为，他是当代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为什么？第一，他从来没放弃文学，足足写了60年；第二，他的风格多变，他比那些短命作家，路子宽阔得多；第三，他有宗教的情怀，一般作家难以达到他的思想高度。他从小信仰基督教，对它有专精的研究不说，对佛教也一样，能跟高僧坐而论佛，头头是道。我读王鼎钧读了差不多30年，越看他的东西越觉得他真了不起。我即使不认识他，也要这么讲。海外有两座当代文学的顶峰，写散文的王鼎钧和写新诗的洛夫，两位老人的创作境界都达到前人没达到的海拔。他们著作丰富，写作生命长久；道德上没有大的瑕疵。我认为，王鼎钧的《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是中国现代纪实文学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之作。遗憾的是，大陆文学界对他仍旧陌生、冷漠，这让我深感悲哀。

时代周报：明清小品对你散文的影响大吗？刘荒田：我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天看，特别喜欢明清之交的张宗子。现代的张宗子也很了不起啊，他很有思想，那时刚到纽约留学，才30岁，我就说：“这个人有慧根。”但迟至2009年我才和他见上面。请注意“东西通吃”的小说家沙石时代周报：在美国，新移民文学作家中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刘荒田：小说家中，严歌苓和张翎是没有争议的代表人物，不过，在“新移民作家”这个概念下，这些当红写手还不算典型—我的意思是，必须是这样的作家才够格：“中国根基”之外，还要在海外生活足够的年份，具备了东西方交融的思想和深厚的异国人生体验，写出了“只有他才写得出”的作品。这不尽是针对题材而言，我是说，如果你是海外作家，但你写的如果不走出国门的同行也写得出来，甚至比你在美国破旧公寓里熬夜的业余作者所生产的还要精致和开阔，那么，你仍旧有愧于“新移民作者”这个称谓，尽管它并没有多少含金量。我希望出现真正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又在海外浸泡多年，建立了全新文化人格的“东西通吃”的一代。我预期，经过岁月的沉淀，将来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地平线上。我只提一位，旧金山的小说家沙石，他写的中短篇涉及美国职场的中美文化交锋，叙述风格是中式诙谐和洋式讽刺杂糅的冷幽默，这个路子就是代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留意哈金？刘荒田：以英语写作的哈金，在美国屡获全国性大奖，他所采用的素材，绝大多数是中国从前的故事，还有中国人在美国奋斗的故事，他可以说是“打通东西”的楷模。他是用英文写的，从来不用中文发表作品。在洋人眼里，他的英文也许没本土人地道、绚烂，但他的语言以简单、朴素见长，有点怪怪的，不过交代情节清楚，人物性格有意思，西方读者觉得新鲜。当然，以第二语言写作，想在语言上出彩谈何容易，我写中文写了五十多年，还常常为表现力低下自苦。时代周报：在美国写华文文章，寂寞吗？刘荒田：缺乏互动，缺少交流，自生自灭。美国有一些文艺协会，一群人聚在一起，聊聊天，或者开个作品研讨会，在图书馆举行活动，彼此打打气。现在旧金山好点，因为华人众多，市立总图书馆举行了好多次华人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去年为我的《美国小品》开了研讨会。

时代周报：王鼎钧先生讲，在美国，有两个地方不用讲英文就可以生活，一个是纽约，一个是旧金山。刘荒田：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大的华人社区。在唐人街，什么都能做，律师也有，医生也有，银行也有，不必说英语就能搞定所有事情，唯一难办的是听电话，你不懂英文，人家打电话来推销商品，或者亲人进了医院急诊室，医生打电话来，你就手忙脚乱，要去找懂英语的儿女。时代周报：有一个说法，美国的唐人街等于国内落后的小城镇？刘荒田：差不离，里头几乎没有大商店，银行是全国性的，门面都不错，还有两家大一点点的百货公司，其他都是小本经营。餐馆是小餐馆，没几家高级的，最负盛名的餐馆叫“金宫”，老板是台山人，前两年70岁上下时去世，没儿没女，遗产在餐馆内部分配，每一个替他打工的人都有一份。那餐馆是中国菜加法式服务。旧金山向世界推销中国菜，拿这家当标本，好多位总统和明星都去光顾过。

时代周报：倪匡在旧金山住了十几年，可他的生活跟美国关系不大。刘荒田：倪匡在那里当隐士，不写作，不见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我知道，在列治文区29街附近。我驾车路过许多次，但没有去拜访，因为素不相识。在旧金山还有名记者梁厚甫，新会人。要融入美国社会，先要走出唐人街。比如我打工的大旅馆，不再是中国人的地盘，我所在的部门，七八十名员工，来自10多个国家，操10多种语言，没一个人说英文不带口音。本来同事中并不乏美国人，但土生土长的白人黑人热衷于迁移，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连续打工10年，才干两三年就辞职，带上家小，开着租来的搬家专用卡车，去别的城市，开始不发腻的新人生。美国的搬家率奇高，好像每年有30%的人在迁移的路上。我们中国人难以融入那个社会，主要是语言、生活方式的差异，另外缺乏宗教信仰。所谓融入，有几个途径：第一是入教会，做教徒，每个礼拜去唱诗、查经、做弥撒。第二，参加以专业或爱好划分的社团，一起活动。第三，去酒吧，跟他们一起喝酒，一起看球赛直播，和他们交朋友乃至谈恋爱、通婚。多数同胞要么不愿意，要么没能力。背景差别太大了。另外，那里的人际关系没有国内紧密，所以“好男人”多得很。下班后哪有“夜生活”？都待在家里，周末带全家去公园，和狗以及小孩子滚在一块。中国人爱群居，腻在一起才快乐。中国移民说：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是“又脏又乱又快乐”。我有一个老乡，移民在洛杉矶居住，离我们那里七八百公里吧。他寄了一本书给我，我打个电话给他，表示感谢，他说：“我明天到旧金山去。”我说：“来了我请你上茶楼。”他说：“行，我一定打电话给你。”此后一个多月没消息，我没有他在旧金山的电话，无法联系。一天大早，他夫妻居然站在我家门口，我又惊又喜，说：“哇，找上门了，这么早！”他也吃惊地问：“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住在这。”原来，他已在妹妹家住了一个多月，他的住处和我家只隔一栋。也难怪，他在妹妹开的车衣厂上班，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回来，累死了，哪有心思打电话？在美国，人和人隔绝，是流行病，谁也难免疫。旅美与旅中，两头不着岸

时代周报：你在美国，有乡愁吗？刘荒田：开头十年常想家，后来就没有了，像余光中讲的，转化成“文化的乡愁”了，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对传统血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凝聚在对中国文字的感情上。像李欧梵这样的美国博士、哈佛教授，我听他在柏克莱大学以英文演讲研究《红楼梦》的心得，雄辩滔滔，可是，他写散文还得用中文。去国30年，起初以游子的身份告别故土，可以称为“旅美”；如今持“美籍华人”的英文护照回来，连个获得邮局承认、好签领稿费单的中文名字也没有，只好称作“旅中”，两头不着岸。时代周报：你们这一代是新移民，你们的下一代有中国情怀吗？刘荒田：每况愈下，最后是没有。新移民最伟大的称号就是“一世祖”。我的儿女差不多没有“祖国”这个概念，到我的孙儿女那辈就留下一个姓。

时代周报：你在美国有没有入教？刘荒田：没有，但是我渴望。无从皈依的苦恼，不单是我个人，是很多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人都有的。人进入老境，亲人朋友相继去世，自己的健康江河日下，面对不可测的命运，忧虑、畏惧与日俱增，天知道什么时候翘辫子？于是，你急迫地寻觅精神寄托，一种能让你在生老病死的压迫中解脱的信仰。但是，理性上明白不等于感情上也做足准备，信仰需要热情，我在感情上的温度不够。为此，我常常陷进苦恼中。但愿在晚年，我像敬爱的王鼎钧先生一样，能成为真诚的基督徒。

时代周报：如果有美国精神、中国精神之说，哪种精神对你影响多一点？刘荒田：我的根底是中国的，没办法改变，毕竟，从童年到而立，我在这里生活。至于在美国的30年，如果说人格构成有所变化，那就是理性成分增加了，观察事物较为宽容，较为客观，不再像戴“红卫兵”袖章时一般偏激，不会以暴力对付一些跟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注意对比，尽量往好的方面揣度别人。

时代周报：今天有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于全球化趋势之外？刘荒田：不可能。即使走的道路不同，所趋近的目标也是相似的，那就是普世价值。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较为合理的，付出代价较少，较容易集合共识的。人类总得向善，要爱，不要战争。我们奋斗，奉献，尽可能减少仇恨，消除不公平和不正义。好与坏，光明与黑暗，都是复合的、共生的。美国的金融危机，现在想起来岂不可恨可笑？祸起萧墙，起因无非是贪得无厌，把房价推高，到虚幻的顶端，之后倒塌了。总而言之，社会的进步，没有毕其功于一役，没有痛快淋漓的推翻和一刀两断的解决，只能一点一滴地改良、补锅、折中。良性修理胜于推倒重来。

实习生林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