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Forest

                 香江初臨有幾夜


 “咩冧靶?! 你哋隻船咩冧靶?!…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早上；香港水域。经过二十三天的行驶，其中包括几次香港（或可能是澳门）机动渔船拖行，我们乘搭的帆船抵达长洲。粗略估计，船上五十多人中，河内、海防和广宁人各约占三分之一，另加一位来自老街省的大叔。船是昨天晚上在长洲码头对开水面的一个小港湾抛锚的，半夜三更，码头空荡无人，两位“船大工”（掌舵）建议大家暂且休息，次日再想办法。今早，天刚亮，就听见舱外边传来急速的吆喝声。

 走出舱外一看，只见一艘舷边标有“香港水警”的小型快艇正盘绕在我们的帆船周围，甲板上一位警官模样的人手上摇动着电喇叭，眼珠碌碌地扫视着船上的人群，反复呼喝：“喂，乜嘢冧靶？你哋隻船咩冧靶?!... …”

 没有人听懂警官说的是什么。“冧靶”听起来跟“立板”有点相似，于是有人猜，警官是要人将一块板立起来让他看。但船上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可以立起来的板块。又有人自作聪明，说警官已同意为大家“lập biên bản” (越语“登记”的意思；读音可混粤语“冧靶”)。大家正为香港警察也能讲越语而惊魂未定时，发现这只是空欢喜一场。几番折腾之后，才知原来警官要记下我们这条船的编号，而非要为大家办理上岸入境手续 (Number香港粤语读音为‘冧靶’)。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艘粗大的船只从远处朝着我们这条帆船徐徐驶来。从外表来看，这是一条海上驳运船，但船上的人员更多，有点像电影里经常看见的海军陆战队。只见这些水警人员说时迟，那时快，不到半个小时便将我们这条帆船牢牢地勾在他们的驳船后边，然后开动马力，朝香港方向驶去。虽然现在说是“朝香港方向”驶去，其实当时并没有人说明要把我们拖到什么地方，然后又将发生什么事；我们的“船大工”也不敢多问。只见水警们个个脸似死灰，毫无表情，仿佛拖着的是被人抛弃的一堆废物。而我们这几十个人傻呆呆的任其摆布，有的蹲甲板，有的挨桅樯，目光黯然，人人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

 帆船被驳轮拖着在平静的海面上无声地行进，沿途两旁忽而岛礁起落，忽而山峦连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各种色样的船艇间或迎面而来，接着又匆匆而过，片刻间又消失在身后的海平线上。虽然眼前风景不乏新奇，但因去向未明，没人有太多的心思去观光赏景。香港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晚谁来给我们吃的？明天又将是怎么样的命运？... ... 这些问题统统未有明确答案。如果说当时还有一点什么令大家稍感安慰的，那就是在险境面前人性中那种听天由命的精神依赖：有人来接总比没有人理睬好得多。

 大约过了兩个多小时，我们的帆船被拖进一个宽阔的港湾。靠近港湾前，从远处看去，只见距岸约六、七百米处的海面上，飘着几个大浮标，浮标旁边是好几条外形与我们的帆船相似的船只。待两边靠拢后我们才发现，这些船上都是些熟识的面孔。原来他们是同一水路的逃难者，几天前就被拖到这里来集中等候。看见我们到来，这些“难兄难弟”们并未流露半点惊喜或意外。从他们的脸部表情看得出，眼前形势并不乐观。

 驳船解开拖缆，将我们的船和早来的那几条船系在一起，然后扬长而去。我们就这样加入了漂泊在海面的船队中。听难胞们讲，他们被扔在这里后，每天就是等待，什么消息也没有；既不能离开，也不准上岸。旁边一艘警艇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盯着他们的行踪；每天两顿盒饭由水警快艇送来。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完全无人知情。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们的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但同时，由于终于能够安全地“到”了香港，沿途没有人葬身鱼腹，大多数人还是暗中感觉得到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此时，从帆船上放眼远眺，右前边约四、五千米的岸上，山巅下边是一栋栋雄伟的大厦；对开的海面上，几艘远洋巨轮在阳光下英姿挺拔。身后，大型民航客机一架接着一架从低空掠过。整个空间展现的是一幅传统山水与现代科技相容交织的图画，壮观而秀丽。后来上岸以后我们才得知，这里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香港招牌景区，也就是人们常喻的“香江”。

 午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岸上灯火陆续点燃，各种灯饰在港湾水面折射出灿烂的光彩。远处的岛礁上、山腰间荧光闪烁，尤其神秘迷人。闻名全球的香江夜景尽收眼帘。晚上十一点左右，水警快艇送来晚饭，这时大家才想起几乎整天滴水未进，几木盆白米饭片刻间一扫而光。饭后，大家又聚在甲板上，心情仍然十分复杂，正所谓眼前良辰近咫尺，壮士断臂落天涯。深夜，风浪越来越大，船身颠簸摇摆，别说在船上行走，即使要站也未必站得稳。这一晚，也许除了“船大工”家那几个小孩子外，船上没有人能够安然入眠。

 在海面飘荡了两天后，先前到达的那几条船忽然被水警拖走；但像平时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乐观的估计他们将正式获准上岸，悲观的推测他们被遣返原地。水警没说什么，船上的人也无法与外界联系。四周是蓝深深的大海；香港是个陌生生的地方。

 怀着焦虑的心情在海上又飘了几天几夜，七九年元旦后不久，我们这拨人也终于获准上岸。一起上岸的还有其他几条随后到来的船民同胞。一艘平板宽口的运输船将我们接到一个好像已被废弃的码头，临时安置在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从外形来看，空屋像是码头的一个大货仓；因墙壁和顶棚都是黑色，后来每当提到这个地方时，同胞们都管它叫“黑仓”(原名是广东道码头）。那天晚上在“黑仓”吃的盒饭，伙食比先前在船上吃的好了些，有鸡翼、猪肉、蔬菜什么的。吃饭时不知谁忽然想了起来说，今天正好是大年三十，大家吃的正是年夜饭呢。

 在“黑仓”草草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次日一早，也就是羊年的大年初一，几辆红色的双层巴士陆续将我们接走，关进启德机场旁的临时羁留所。两个月后我们才被送往深水埗难民营（“自由营”），然后各自去找杂活给老板打工。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初到香港水域的那几个日夜，尤其是那些煎熬般的忧虑以及暗涌似的惊喜，仍像刚刚发生在昨天那样清晰、真切。如今，转眼间又到了农历年的除夕夜，追昔抚今，特草此短文存个文字记录，目的也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