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即开型彩票“刮刮乐”在多地被卖断货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一票难求”成为多个彩票网点的现状。而从财政部公布的历年彩票销售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彩票销售总额总体波动上升，而即开型彩票（“刮刮乐”）的销售则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2016至2020年，各年份即开型彩票销售额均未超过300亿元。而2022年销售额已经接近600亿元，相比2020年，销售额用两年的时间翻了近一番。2023年即开型彩票销售额则达到1190.21亿元，相比前一年同比增长100.2%。
图:2016-2023年全国彩票销售情况
由此可见，“刮刮乐”被疯买的消息并非毫无根据，那么是否如诸多社交媒体所说，年轻人成为了彩票主力军？另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彩票？这些现象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
个人行为抑或集体狂欢？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购买彩票的预期收益都会为负，因此使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从彩票的成本与收益角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非理性”行为的产生。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彩票购买是一个呈现社会阶层分化的行为。一般来说，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彩票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有更强的吸引力。彩票的低成本和潜在的高收益使得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重新将彩票购买构建为一种理性行为，因此被他们看作最大化个人财富的方式。此外，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家也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对于统计概率的掌握有限，因此也会对彩票的计算产生认知偏差。
除了关注个体因素外，社会学家进一步关注到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等因素，从社会情景角度形成了三种可能的解释机制(Beckert and Lutter 2013；Garvía 2007)。
第一种解释侧重于关注社会结构的影响。根据功能主义与剥夺理论，当个人的需求与现代性产生矛盾与冲突时，“赌博”成为一种发泄社会压力与沮丧的渠道，也是人们维持“获得成功”这一希望的方式。而彩票的购买则成为一种重要的排解形式，因为彩票能提供的奖金可能将彻底改善人的物质处境。Freund和Morris (2005)针对美国彩票购买的研究发现，1976年到1995年，美国各州彩票的流行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种解释侧重于关注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一解释强调彩票购买的背后可能是人们日益认为运气对于个人的成就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自身的技能、阶层、教育背景如何，人们都有着平等中奖的机会。这种“平等”的信念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有着更强的吸引力。
第三种解释则强调人际网络的影响。这一解释关注同事、亲属等人际网络如何促进彩票购买的内部“传播”，同时也指出彩票的购买可能也是形成团体认同的一种方式。比如，针对西班牙彩票购买的研究发现(Garvía 2007)，西班牙彩票的高需求与朋友、亲属、同事间一直延续的“辛迪加”（Syndicate，即合买彩票）购买方式息息相关。
哪些因素影响彩票购买？
Beckert（2013）针对德国彩票购买的研究发现，在经常购买彩票的人群中，虽然收入位于前25%（Q4）的人群购买的总金额更高，但是收入最低的人群（Q1）购买彩票的金额占自己收入的比例最高，达到3.72%。而对于收入最低组中最频繁的购买者，他们的购买金额达到自己收入的6.73%。
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大小与彩票购买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在德国似乎并没有出现年轻人买空刮刮乐的现象。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花在彩票上的钱相对更多，人们对于工作与生活的不满也会带来更多彩票购买，这印证了社会地位与剥夺理论的假设。文化因素则是部分解释了彩票购买行为，尽管购买彩票的人群更相信命运和运气，但是他们并不排斥强调勤奋的新教价值观。人们的合买彩票行为也与彩票购买金额有正相关关系，这反映了人际网络的影响。进一步比较发现，在三类解释因素中，人际网络对于德国的彩票购买有着最强的解释力，其次是工作与生活的不满，然后是对于宿命论的信任。
因此，彩票购买的增加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供需问题，其背后也不仅仅只是个人因素驱动，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在其中同样也起着重要的影响。最后，严八的小编希望刮刮乐选手们可以从彩票中获得期待与慰藉，获得继续前进的希望，但千万不要沉溺其中，丧失了对真实生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