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七二年秋，我父亲在相隔了十四年后再度回来探亲。当年，因为政府不准私人经营棉纱、棉布业，父亲失业几年后不得已在五十四岁那年申请去了香港，在一家布厂当一名小职员。当年父亲去香港时母亲正在生病，由于通行证上期限所迫，不得已忍痛离开。父亲放心不下，一年多后在一九五八年秋季就回来探亲。此后一直要隔了十多年才再回来，原因是一九五八年后发生了连续几年的大饥荒，父亲要留在香港寄钱寄食物救济我们；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国家陷入动乱不敢回。这一年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父亲认为形势有了好转，於是就大着胆又回来了。关于父亲要回来探亲，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倒是镇派出所的人来说我们父亲要回来了。估计消息是香港的中旅社通报给国内的。那时港澳同胞回国都要通过中旅社办有关手续。那时，有一些知名美籍华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纷纷回国探亲访友。中共在那个时侯正拼命想要拉拢美国对抗苏联，所以对这些人都视如贵宾。据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这些人还未来，政府就已对他们的亲属优待有加，不仅发还以前抄家没收的房子，还帮忙整修一新。个别人因家在乡下，交通不便，政府还迅速给修了路。这种事，我知道是做给这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外宾”看的。我父亲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不起眼的普通老人，没有统战和宣传价值，不会有这种特殊待遇，所以我们对此也不抱什么奢望。我们只暗中希望，因为父亲要回来，镇政府是否会将没收的房子还给我们。但事实证明了这是妄想。父亲回来后看到了家中被抄后的破败情景，暗自伤心却也不敢说什么。父亲一回来，当地派出所就来人通知，要父亲把来往香港通行证等证件交给他们保管，说等他走时发还。这情形与五八年那次回来一样。因为通行证被收掉，弄得我们个个心神不定，担心到时候不放父亲回香港。父亲也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在家中闷闷地呆了六个月。总算派出所没有食言，在父亲准备动身回香港前两天把证件发还了。至于抄家的事，镇革委会毫无表示，我们也不敢去问，怕落个“反攻倒算”的罪名。
那时父亲已七十多岁，年龄大了，更思乡心切。一九七四年春，父亲在隔了一年后又回来探亲。在此之前，我已听单位内一位家在上海市区的同事说，市区有的街道已开始落实文革抄家政策，如发还房产等，而且范围较广，不像七二年那次只是针对少数特殊对象。但因为他们所在的街道也还没有“动起来”，所以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落实政策，具体的政策“杠杠”还不清楚。我听了觉得有点希望，也暗自高兴。因为从大形势来判断，“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为了挽回人心，做了一些顺应大众心理的事情，如临时工转正，低工资调整等，所以落实文革抄家政策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我想这次父亲回来，镇革会或许会有所表示了，结果仍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上级根本没有这种政策。父亲在家住了六个月以后仍然失望而归。
大约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我又听说中央有文件下达，要求对文革初期被抄错家的人落实政策，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因“海外关系”被抄了家的，要归还他们的财产。听说王洪文在上海市革会内部也有一个讲话，说要加快落实政策的速度。那时他已经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没有见过这些文件，但有人告诉我说中央确实有这个精神，而且上海市区有很多人家已经落实政策了。然而练塘的“镇革会”依旧无动于衷。母亲与我商量，要不要去镇革会问问。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要问好。因为越是小地方，天高皇帝远，有时候事情越不好办。只要有一个人从中作梗，一件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也会解决不了，或会拖上一年、几年。再有，“林彪事件” 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个文件，说凡是在中央公布“林彪事件”之前，因攻击林彪而被判刑的人一律不准平反。理由是“林彪事件”公布前没有人能预知林彪会出事，因此当时攻击林彪就是属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性质的现行反革命。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这样的文件竟然出自中央，可见这个党颠倒是非到了何种程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央有没有真的落实抄家政策的文件，我们普通百姓无法亲眼见到；即使真有而如果当权者不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如果我们去问了，若被反问一句“你是从何得知的？”到时加你一个“造谣”或“刺探国家机密”的罪名就反而不妙。再说，中央既有这个文件，镇革会早晚终究要落实这个政策的吧！因此劝母亲不如再等等。当时我这样想固然是胆小怕事，但我对这批共产党干部的品性也太了解了，通人情、正直的干部固然有，但肚量狭小、惯于弄权作威作福的也不少，要是撞上这样的人，他们节外生枝刁难你，事情反而更难办。上次母亲为舅舅敲外婆头骂她怎么还不死，母亲去与舅舅理论，被一个镇革会干部说这是“阶级报复”，可知他们是怎样惯于以“阶级斗争”来看人看事的。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期。一次我回家，母亲对我说：镇革会叫人来传话，说希望我们将抄家被抄去的黄金结算成人民币后，主动上缴给国家。母亲问我怎么办？我想：当初你们凶神恶煞一样来抄家，挖地敲墙扒灶头，说穿了不就是眼红这一点黄金吗？现在说落实政策，我们钱还没有到手，却已要我们“主动上缴”，那还叫落实政策？文革搞了那么多年，特别是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的威望一落千丈，文革的败象已显露无遗。中央在各方面“落实政策”，说穿了就是在体面地“认错”，以挽回人心。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些人还在搞逆势而行的小动作，岂非太不识时务了！因此我对母亲说，宁可他们不给我们落实政策，也不要主动表示上缴；如果上缴了，与不落实政策有什么两样？上缴了，说明他们抄家还是抄对了。否则何需上交？他们自己月月拿国家的工资，是否也上交过一分一釐？上面有政策要归还抄家物资，看他们拖到什么时候。母亲也同意。就这样，我们不表态；而他们竟然也不再提落实政策的事。
就这样，落实政策的事一直拖到文革结束后才解决。一九七七年春天，我父亲生前最后一次从香港回家探亲前数天，镇革会才又来人通知，说根据上级政策，文革初期你们家被抄去的黄金、金饰将发还给你们。但黄金实物一律由银行收购，共作价八百元人民币，迟下银行会来通知你们。至于其他被抄走的衣物、书籍等下落，来人只字不提。我猜测，镇革会在我父亲即将回家探亲前才给我们“落实政策”，并不是巧合，而是镇革会已经知道了我父亲回来的消息，才匆忙作出的决定。 因为落实政策是中央的决定，他们长期不执行已经没有道理，而若等我父亲回家后再落实政策，就显得更被动了。至于镇革会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干预，那我就不知道了。果然，那天上午镇革会来人“落实政策”，下午银行就来人通知去取钱。银行定的黄金价格是每两人民币九十九元，以当时汇率合港币二百三十二元。半年多后我去了香港，见到香港金行挂牌的金价在每两八百多港元，合人民币三百四十元左右。算起来，中共的黄金收购价大约只是国际市场价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二天后，镇房管所也来人通知，说根据上级精神，从即日起将房子归还给我们。我母亲问房管所的人，这十年来交了近千元的房租，这笔钱是否也应该还给我们呢？那人说要回去研究研究。又过了二天，来了一个人说，他们查了记录，这十年来他们为维修这房子也花了差不多一千元，与所交房租相等，因此是“两清了”。确实，这房子在抄家时墙壁、地板都被破坏过，后来整修是也花了一点人力、物力的。但这整修是十分马虎的，只是将翘起不平的地板钉钉平，将敲破的墙壁用纸筋石灰修补一下，并没有像样的整修。此后十年中，房管所也极少再为“维修”这座房子而花多少人力、物力。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房子被破坏是因文革抄家造成的，按道理说，整修费用应由政府负责。即使这笔费用要由我们来付，所有这些开支，以当时的人工、物价估算，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二百元。但房管所“耍赖”，你又能将他们怎样呢？难道拒绝接受房子？还是打官司？那个年代只有官告民，而没有民告官的。于是只能做一下阿Q，自己安慰自己了。我对母亲说：以前交的房租看样子是要不回来的了。相比有的人家抄家后房子被没收，现在政府说归还，但房子已被别人占去，要人家搬走也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难事，说归还实际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房子没有别人家住进来，省了好些麻烦。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至此，这一件历时十年多的抄家悲剧才算告一段落。后来，我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看到，有些人家文革初期被没收的房子，文革后政府说要归还，但房子已经被别人占用了，当地政府又没有具体的措施，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仍然没有归还的也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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