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起那个女生“声情并茂”的播报，我丝毫感觉不到她对自己家乡的骄傲，反而总是感到一种悲凉——
原来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故乡感到如此深重的自卑与失望。
——题记
掐指一算，我这个生于七十年代中叶的人，可能是对下面段往事“存有记忆”的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批。
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一位名叫“柏杨”的作家出了一本书，名叫《丑陋的中国人》。
在1986年底左右，大陆的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本书。
虽然我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测，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智的开启”，这本书如果放在现在，不要说在单位、学校、公共场合等等社会和官方层面，就是在朋友圈里、多半也会被骂个半死。
但是在当时，这本书确实被广大群众爱不释手、甘之如饴。
一、自嘲年代：李老师
我第一次与“《丑陋的中国人》”这几个字不期而遇，还是十一二岁时、坐在“倒背双手、挺着腰杆”的语文课堂上。
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我们大家都特别敬重的北京来的李显贞老师，她是隔壁“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里面军人干部的随军家属，一头浓密的银发总是梳得齐齐整整、一身还是“排扣”的深蓝色外褂永远都是朴素整洁。
有一天，在语文课快结束的时候，她摘下眼镜，在讲台上倒背着手踱了几步，看了看手表说——
“还有点儿时间，课文也讲完了，我给大家读几段儿文章吧！”
于是，她就拿起一本书，翻开一页，然后把那副用橡皮筋儿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又重新戴在鼻梁上，翻到一页说——
“就这ei段儿吧！你们这个年龄段应该能懂！”
李老师读的内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妈呀，原来还可以这样写作文（那时候所有成段的字儿，对我来说都叫‘作文’？”）
然后，听着听着，我就觉得脸开始发起烧来……
“这些话也能写出来？”
我们见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个似乎说得太……太让人难为情了吧？！
看看下课时间差不多了，李老师找了个停顿，放下书、两手撑在讲台上，问我们——
“怎么样，同学们，这书里说的这些个现象和缺点，从你们自己个儿、到你们的家长、老师，包括我，都有没有呢？”
“……”
我们在教室里转着小脑袋，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同学们，咱们心里都清楚，这书上写的毛病其实大家都有，可关键是以前很少有人把这些个东西这么直截了当、不留面子地说出来。”
“不说别人，是这本书里说的缺点，我自己就有一大堆！”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课堂气氛反而活跃了起来，因为这位讲着一口好听的北京话、总是慈祥地笑着的老师，在我们心里就是完美的“老奶奶”，大家都想听听、她能有什么缺点……
“比如说吧！”李老师看到底下一大片“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小崽子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杆儿瞪大了眼镜，于是摘下眼镜、直起腰，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在讲台上踱着方步、面带微笑着讲起来……
“我刚来洛阳的时候，就觉着自己是北京人，父母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当年又怎么怎么样的，就动不动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心气儿高的很，按现在的话说，走路时候恨不得鼻孔都朝着天！”
“现在呢，老了老了，心气儿虽说没以前那么老高了，但是一看到年轻的老师这儿好那儿好，就又开始倚老卖老、经常价摆资历、排辈份儿……”
“看到这本儿书呢，我就开始反省，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挺愚蠢的！”
讲到这里，李老师站在讲台的一个角上，面对着我们这群（她也不知道是否能完全听懂的）孩子们，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说——
“你们都见过电视剧里那些败了家的满清八旗子弟吧？就是内些废物们，真到了卖家当、卖古玩的时候，人家还知道说一句‘给祖宗丢人’！”
“你们想想，就是那么一群最不成器的人、也都明白一个道理——越是讲出身、讲祖上、讲历史，只能说明自己越不行！”
“而且，过去越是牛、历史越是牛，就说明自己现在越是不行！”
“这道理多简单啊，可是我大半辈子都没明白。”
李老师看看表，发现该下课了，于是开始一遍整理课本，一边接着说——
“这本书呢、叫《丑陋的中国人》，是一个叫柏杨的台湾作家写的，等你们长大了也许可以对照着自己看一看，读一读。”
“记住，每个人都有缺点，只有当看到自己的缺点、为这些脸红和反省的时候，我们才能进步。”李老师站在讲台上，带着点儿严肃和慈祥地说。
当走下讲台、拉开教室门的时候，李老师又扭回头、象个小孩儿一样笑呵呵地说——
“你们知道吗——当我对着你们这些小孩儿，把刚才这些缺点讲出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反而特轻松、特坦然。”
二、自嘲年代：高老师
第二个给我们在课堂上谈到《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是因为李老师请假而临时代课的高老师。
与李老师不同，高老师来自农村，大概是“民办教室转正”的经历，偶尔还有同学笑话过她身上的“大蒜味儿”。
因为高老师只是临时代一两节课、真正能讲的内容也不多，所以她有一天在给我们“推荐”着读了几段《丑陋的中国人》之后，甚至有时间带我们做了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每个人大大方方地“讲述自己的缺点”。
高老师发动同学们到讲台上（或者站在座位上）讲自己的缺点之后，应该也是早预料到大家会难为情，于是扫视了几圈儿教室之后，忽然清了清嗓子，带点儿“演节目”的模式说——
“现在呢，我就是高XX同学，我给大家讲讲我身上的缺点！”
我们这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老队伍一看见这个，课堂气氛一下就活跃开了……
“我来自农村，所以刚到你们城里来教书的时候，总是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些‘老杂’（“土”的意思），担心别人瞧不起我，所以特别在意穿什么、怎么打扮这些东西……”
“啊？这也能讲吗？”我和同学们又开始面面相觑、一脸惊呆了——
我们虽然年龄小，但是觉得高老师讲的“尺度”有点儿大——这个我们平时都避免当着她的面儿提起的“敏感区”，她自己抡起一锄头就刨上去了！
“可是，直到前一段，当另一位老师非常非常慎重地提醒我‘你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好象有点儿蒜味儿’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人的形象举止，不光在于表面的穿戴，可能更多的地方在于细节。”
“另外，我总是对自己是‘农村来的’很在意，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不过‘大蒜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农村不农村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要给学生讲课的老师，应该注意的礼貌问题！”
然后，就在我们都惊呆着听完的时候，高老师又大大方方来了一句——
“我的缺点说完了，请同学们原谅！”
片刻之后，掌声雷动！
我们热烈地为高老师鼓掌——虽然听得不是太懂，但是感觉高老师对我们这群孩子，那么真实、那么诚恳！
高老师这一个现身说法，气氛一下就打开了！于是同学们大致按照“学习好的和班长带头”的节奏，一个个上台去“大大方方”地说起了自己的缺点。
看到同学们一个个说的越来越“放得开”、而且得到的都是非常真心的掌声，于是轮到我的时候、在扭扭捏捏了一下之后、我大胆地说——
“我就觉着我个子特别矮，头很大，然后吧……好象还没脖子……”
要知道，平时这些词儿，是别的同学笑话我的，我也为此总觉得心里特自卑。
可是今天我说完这几句话，只看到教室里下面全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卖力气鼓掌的同学们。
快下课的时候，还有些同学没来得及发言，高老师也只能打断大家做一下总结。
她的话，有两句让我记忆深刻——
“同学们，我们都有缺点，绝对完美、永远正确是不存在的。对自己的家人、老师、同学、我们的国家，甚至是对我们自己、对一个人，真正的热爱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缺点而热爱，而是即使知道这些缺点和不完美、也同样去热爱！”
“我之所以今天带着大家做这个游戏，是想让同学们体会一下，一个人在承认、面对、甚至可以坦诚自己的缺点之后，是可以多么轻松愉快、坦然而自信！”
高老师的话，我估计我们都没全部理解，但是从那节课后的“课间十分钟”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同学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
“长得黑的同学，其实看上去特别结实！”
“那个特‘骄傲’的全班第一，其实对同学们也挺友好……”
“那个特别‘抠门”的同学，其实也没那么抠，只不过是不会说话……”
当然，我这个“个子矮头又大还没脖子”的小孩儿，也第一次在同学们面前感到“个子矮得”很放松、“脑袋大得”很坦然。
当然，当大家在走廊里看到那位曾经有大蒜味儿的高老师，会在心里说一句“嗨！谁家还没吃过大蒜？”，然后就觉得她比以前可敬可亲了许多。
三、自嘲年代：年轻人们
在随后的日子里，随着那本书的传播，我身边又有一些人加入了“自嘲”的队伍。
首当其冲的，是我爸和他的酒友们。
我爸最早是厂里的工人，后来经过夜校和电大之类的途径拿到了大专文凭，坐进了办公室。
从工人到干部的前前后后，“不变”的是经常有人到我家来喝酒（或者我爸从别人家喝晕了回来）；
而“变了”的是，那些常来我家喝酒或者偶尔把我爸送回来的人里，逐渐从“清一色的工人”，而逐渐加入了一些戴眼镜儿的面孔。
也就在老师们在课堂上读了《丑陋的中国人》之后的那几年，这本书也逐渐成为我爸他们酒桌上的话题。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经常围坐一桌，面对着油炸花生米、香肠、猪肝、变蛋（不是松花蛋）这“老四样”，和时有时无的其他凉菜，脸红耳热之际，不时有人会提起那本书里的某一段内容，然后把“大意”复述出来……
复述完后，指着自己说——
“人家写的这毛病，你们有吗？……反正我是有！”
“哈哈，我也有！”
“这谁写的，太到位了，简直奏是说我本人嘞啊！”
……
然后，一个桌上所有这个“毛病”的拥有者们，一起举杯——
“来！走一个！”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在长安路附近的一个啤酒摊儿上和热电厂、工学院的几个老伙计喝酒，然后酒至半酣的时候，又不约而同地议论起了这本书。
结果凑巧，隔壁一桌几个人（后来知道是洛阳工学院的老师），不但热议、还拿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翻着页“对号入座”地自嘲和玩笑……
于是，两桌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就两桌并一桌，开始拿着那本书，击鼓传花一般、翻着书中的段落……
或者自嘲之余大笑举杯，偶有身边“相同患者”一起举杯相碰作为赞助；
或者对号入座一拍大腿，随着一句“这就是我”呼而相邀举桌一饮而尽。
而另一个我身边也在拿着此书自嘲的群体，来自于我的小舅和他的同学们。
他们自嘲的方式，大体和我爸他们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年轻（有的还没工作），所以基本是——
大声赞叹、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坦荡自嘲的多……
至于举杯共饮或者“走一个！”、那就相当之谨慎……
四、时光荏苒
讲完那几年，回到现在。
我经常想，如果把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拿到现在，会是如何？
是被人争相传阅、嬉笑怒骂、对号入座、开怀自嘲？
还是会被千夫所指、再踏上一万只脚？
或者再想想——
当年那些捧着那本书自嘲的年轻人，在今天的风气里会不会被批成“妄自菲薄、自轻自贱”，甚至是“民族败类”？！
而在当年，那些给我们这些学生在课堂上朗读那本书的老师，在今天还会不会有？
如果有这样的老师，按现在的风气、会不会被学生或者家长举报？
为了暂时回避这些尖锐和艰难的问题，我想讲三个故事——
一个是“段子”。
两个是“我的亲身经历”。
五、段子
小明有一天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耍完、回到家，爸爸问他：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玩一个游戏，就是谁输了，就要当着大家面儿、在咱们院子里喊一句——我们家的车是偷的！”
“对啊！”
“以后不要玩了！”爸爸严肃地说。
“为什么？大家都玩啊……”小明不解地问。
“叫你别玩就别玩了！”
“为什么，就是个游戏啊？”
“没什么为什么，最后那句话太不好听了！”爸爸有些生气了。
“没啥吧，我们都是小孩儿，大家都知道那句话是开玩笑……”
“咱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咱们家的车，真是偷的！”爸爸生气地说。
六、真事儿：她的故乡
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军训搞联欢。
由于是临时的联欢会，正经需要排练的节目没几个，所以只能是大量的“一起参与”型节目为主。
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又是刚入校，所以参与者们上台以后都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
刚入学，大家都是一张白纸，所以姓名和家乡就是自我介绍的全部内容。
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注意到一个“我从小坐火车时就发现的规律”、再次上演——
凡是来自大城市的，一般就直接、而且只说城市名字（比如北京上海沈阳南京等等），而觉得自己家乡不太出名的同学、往往会加一个“美丽的”哪里哪里之类进行“形容”——而且越是不出名的地方，加的“形容”往往就越长。
人之常情，大家也都习惯了，倒也没什么。
直到有一个同学出场，她对家乡的“形容”，不仅刷新了那个夜晚的纪录，也刷新了我从小到大所听到过的所有……
她说——
“我来自XX，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说过XX，但是来自我们家乡的特产‘XXXX’，曾经在第XX界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
听完这句话，大家愣住了……
但是看到她在“声情并茂”地播报完最后几个字之后刻意停了下来，于是——现场非常“知趣”地为她献上了一阵寥落到让人有些尴尬的掌声。
掌声之所以“寥落”，真的不是大家不配合，而是我们都没遇到过这样的“神操作”，脑子还在发懵……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时地会想起这件事。
特别是在这些年关于“自信”与“荣辱”的话题几乎天天可见、日益火热的时代，我又想起了那位“家乡特产夺得过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的女生，我总是在想——
“她要扒拉多少资料才能翻到这个平时大家茶余饭后和兴趣话题之外的奖项？”
“哪怕只是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奖项，但是她要把句话牢记多少年、声情并茂地讲述多少遍？”
“她——到底是对自己的故乡感到骄傲，还是在故乡这件事上、为自己感到无比失望呢？”
七、真事儿：豆汁儿
以前在QQ和论坛时代，经常会收到“老乡”们为故乡的各种人物、景点、特产等等投票的邀请，不厌其烦。
有一次，我在一个正在“号召大家去给烩面投票、争取入选中国十大面食”的QQ群里，问了这样一句话——
“为啥非要入选‘十大面食’呢？”
大家回答——“证明烩面流行、爱吃的人多呗！”
“为啥非要努力证明我们的口味是那么‘大众’、那么随大溜？这岂不是显得我们可没个性、可不独特？”
“是这样！我们的烩面如果能入选，证明我们河南的东西好吃，那就为河南争了光，咱们每个河南人就更有面子了。”
由于我这个人比较笨拙、从小到大努力了很久也没打通“从烩面好吃、到全省荣誉、最终实现个人面子”这一套特别常见的、对别人来说似乎特别娴熟的’“任督二脉”，所以我也就放弃了挣扎。
临走，我问了一句自己没弄懂的事儿——
“那你们说，如果外地人对北京人说‘你们北京的豆汁儿太难喝了’，你觉得北京人会说啥？”
其实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北京人的回答只会有三种：
第一种，岔开话题——因为你不是北京人，说了你也不懂。
第二种，说“内东西吧，外地人还真喝不惯…”其实就是第一种“说了你也不懂”的委婉说法。
第三种，一拍大腿说——“嗨！可不是吗，嗯们北京人好多都咽不下去内玩意儿！”以我在北京多年的经历来说，这第三种说法的北京人，比例是最高的。
北京人从来不为豆汁儿好喝不好喝跟你掰扯，甚至还会跟你一起说“太TM馊了！咽不下去！”
可是，你觉得他们没面子吗？
（这个故事，本来都要忘记了，这几天看到丘成桐教授一句话引起的网络风潮，不禁想起这件往事。）
八、尾声
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前前后后三十多年。
好似还只是转眼之云烟，
一切已经是沧海而桑田。
三十多年前的这本书，大家竞相传阅、把酒自嘲，大大方方、对号入座，坦荡一笑、轻松坦荡。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拿出这本书……我不敢多想。
我肯定不能说这本书、以及柏杨先生，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但是——我至少应该说，他们赶上了一个“适合”的时代。
虽然“三十多年”的时间、看上去并不算短，但是如果想到这种“天壤之别”、是发生在一个有着亿万人口数量的民众之间，我就觉得——三十多年的时间，还是太快了一点。
或者，太“容易”了一点。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们穿着的确良、带排扣的衣服，我的爸爸和舅舅的同龄人们，穿着牛仔裤、喇叭裤、或者喇叭牛仔裤，带着茶色眼镜、近视镜、或者茶色近视镜……
他们看着都很土，但是我总感觉他们那么有朝气、那么有活力、或者说——眼里有光！
我至今仍然会梦回他们拿着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坐在酒桌前、或者马路边的画面里——
一阵阵坦荡爽朗的自嘲与自乐，
一阵阵拍着肩膀的投机与相知。
他们端起的酒里，全是自己的丑陋；
连捧杯的声音里，都是一群同病相怜者互不嫌弃的开怀大笑；
他们咽下的酒里，全是喉咙里“咕咕咚咚”流淌而过的畅快；
当他们放下酒杯，再次相视而坐，一脸的轻松与爽朗。
他们聊着自己和大家的毛病，笑声里徜徉着的——全是对自己和这群人们的喜爱。
他们说着和听着共同的短处，眼神里闪烁着的——全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我坐在他们旁边，觉得自己看到了中国人最自信的一个时代。
后记
写这篇作文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蹦跶——
“如果还是在那个时代，我会为了讲清楚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写这些吗？”
答案是——
“不会！”
因为，那个时代，真的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