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揭中国“跨境镇压”情节 这些人全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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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5月15日于台北召开座谈会,发布有关中国在欧美等国跨境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最新报告。与会人士警告,中国惯用海外跟监骚扰,甚至威胁当事人在中国的家人等手段,逼迫人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噤声,就连对没有治权的台湾人也是中共跨境镇压的对象。

国际特赦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题为《在我的校园里,我却感到害怕(On my campus, I am afraid) 》,这份长达60页的报告访谈了留学欧美8个国家的32名中国学生,总结他们遭中共跨境镇压的亲身经历。

中国政府胁迫家人,对中国留学生跨海施压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管萨拉·布鲁克斯(Sarah Brooks)5月1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台北的座谈会时指出,中国政府监控和骚扰海外留学生,旨在阻止他们在民主国家发声。

布鲁克斯说,至少10名中国留学生于受访时指出,当他们在海外参加抗议活动或公开发表言论之后,中国境内的父母和家人就接到中国执法单位的电话、甚至直接找上门骚扰。

布鲁克斯于座谈会中说:“他们的家人,特别是父母,受到的威胁包括:无法出国旅行、护照恐被吊销、失业和失去退休金。(中共)当局以这些威胁来逼父母致电其子女,要求他们保持沉默。”

她引述受访中国留学生的话说,学生当事人最感到恐惧的是监控和骚扰,因为尽管身在海外,却在自由参与集会之后,遭到跟监、拍照等。

布鲁克斯说,许多中国留学生坦言,这些骚扰的效果让他们无论在平日的交谈、社交媒体的留言,甚至课堂学术讨论,都不自主地先自我审查,因为担心,随时有人会向国内举报自己的言行。

她还说,监控对中国留学生带来难以置信的压力和担忧,甚至自觉陷家人于危险而心生愧咎,有人还因不堪心理压力,必须住院求诊。

台湾官员、民意代表出国也遭中方监控骚扰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洪申翰也在座谈会中分享自己的经验,他说,中国的“跨境镇压”和监控,不只针对中国、香港籍留学生及海外异议人士,他自己也曾在国外出席国际气候会议时,遭到中方的骚扰。

洪申翰说:“他(跟监者)会让你知道我在你旁边、我正在看着你,甚至派一、两个人来会议现场大闹一下,也是让台湾正在交往的国际友人知道,你们没有能够逃离我(中国)的眼线。”

洪申翰表示,除了像他一样的民代外,台湾官员出国,也遭中方锁定,例如捷克媒体先前透露,台湾候任副总统萧美琴今年3月到访期间,就曾遭中国军事外交人员跟车尾随。

他说,中国近年掀起俗称润的“出走潮”,中国政府尤其严防这些人出国后,在自由世界发声,因此,更加剧海外镇压。

洪申翰表示,外界须认清,这些海外跟监者绝非某些“小粉红”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操控手段,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互相通报信息,共拟应对之策。

香港民运人士在台活动也遭监控

流亡台北的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绍天也于座谈会中指出,近几年已有证据显示,香港政府提供资金,透过征信社等方式,间接监控在台湾的离散港人。

冯绍天说,2019年他们刚来台湾时办过一些活动,当时出席的港生都互不认识,但事后却被亲中港媒一一点名,证实港府有其他秘密管道可以掌握情报,让他们从此更谨慎,多使用化名并戴上口罩。

尽管如此,冯绍天说,今年3月他们举办“反23条”站街活动时,还是有人现身举牌抗议,甚至全程监控他们的活动。他说,随着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落地,越来越严苛的法规已对在台港人产生寒蝉效应。

冯绍天说:“特别在23条(立法)里面有一些(法条),就是如果你知道了(犯罪行为),不去跟国安单位举报的话,也有机会触犯相关条文,(这)会让过去还愿意行动的学生,甚至是支持运动的人,也不敢再这么活跃,甚至可能会退出。”

海外监控游走法律灰色地带 民主国家处置棘手

不过,与会人士说,中共类似的海外跟踪、拍摄活动,因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违法,因此,在公开活动,就算遇到不明人士全场紧盯,甚至拍摄身分敏感的参与者,当事人也无可奈何,更无权阻止,这是令他们最担忧处。

对此,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派驻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在座谈会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则表示,欧美国家涉及以政府力量阻却中国跨境镇压的讨论时,常因触及种族歧视等敏感问题,平添了处置这类情况的复杂性。

史凯文说:“在美国有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在其他亚洲人比较少的地方,(反制跨境镇压)就可能变成民族主义的种子,就是会跟那些问题混在一起。”

史凯文强调,民主国家有责保护其境内的中国籍留学生,免受中国政府的跨境威胁,但也必须拿捏分寸,以免反伤及其追求自由的价值观,因此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利益间,必须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