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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新闻里听到管惟炎老师在台湾新竹遇车祸身亡的消息，难过了好几天。其实我和管老师相识的时间前后只有半年，但恰好是在64民运前后。
管老师是个传奇人物，看遍中国革命历史，如果有哪位真能称得上又红又专的，大概只有管老师了。
管老师14岁就从苏北参加革命，干过地下党，南征北战打到东北。50年代留苏, 师从一位很有名的家伙(我忘了名字了)学物理，搞低温超导。作得极有成绩，当选为“学部委员”。
认识管老师是因为我们读书是认识的一位和我们交往密切的大姐。大姐的父亲曾经作过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或秘书主任？)。大姐是个人物，文革时曾因为反江青坐过监狱, 特神，爱侃，爱做菜。一到周末就带著鸡、肉、菜，风风火火冲到我们家，一面动手做菜，一面和我们神侃。
89年的某个周末，她又冲来，还带来了管老师。在那之后的半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4个人都在我家吃喝吹牛。管老师讲过他当红小鬼的故事，大多时候是我们2人一拨争论逗嘴。
管老师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而大姐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持反对态度。一般是左倾温和派的我和管老师一边，与右倾激进派的大姐及我LG捉对撕杀争论不休。管老师头脑和逻辑很清晰常三绕两绕就把大姐绕进自相矛盾的死胡同。可惜很多具体对话我都记不清了。
大姐是学生物的，做饭做菜象作实验似的很程序化，坚持一定要加一定成分、一定数量。。，比如煮米饭加水一定要比米的高度高一寸半的样子，绝对不能有所误差。
管老师问：“要是半锅米呢？”
大姐说：“一寸半高的水！”
又问：“大半锅呢？”
大姐答：“也是一寸半高的水。”
“绝无例外？”
“无论多少米，永远是多出一寸半高的水！”
管老师开始微笑：“那我只放一粒米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大姐脸涨的通红....
认识管老师的时候正值低温超导是大热门(他就是受朱经武实验室的邀请才来美国的)，我自然对低温超导比较好奇。
管老师很大而化之地解释：“搞超导和炒菜很像，把不同的金属以不同的份量放在一起，找一口大锅炒一炒，运气好的就会炒出好吃的。。。”
我一直相信管老师临到死骨子里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迫流放海外，一是机缘，二是他为人善良正直。在所谓的异见人士里，我还见过陈一咨、方励之。他们三人十分不同：
方教授从来不是个政治人物，以我的观点他一直是有良知有激情的科学家，但在政治上其实没什么经验，他做什么事只凭自己问心无愧，一般不大瞻前顾后。
陈老师则比较经验丰富，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或表态即立场鲜明又无可挑剔。很少得罪人，比较受尊重。
管老师则是我仅见的政治上敏锐，头脑清晰，为人刚正的人物。
现如今在海外“民运分子”这个称呼已经饱受污染, 成了招人谩骂的贬义词了。我从没把管老师归类成“民运分子”，这到并不是为此原因。虽然管老师在对科大学潮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最终引发6。4学潮的一连串导火索的一环，可他从很早就看清了海外几个主要民运团体的本质，从没介入其中。
当严家祺、封从德、吾尔凯希等人逃到法国后，管老师飞去了法国，是大姐送他上的飞机。回来后他说见了他们但觉得很失望, 一直摇头并叹息良久:“连共产党还不如”。
方励之被获准离开北京后，管老师专程火速去见了方教授，和他长谈很久。大约是告诉他海外民运的现状，劝他“清者自清”。方教授果然听从了管老师的劝诫，据说严家祺曾声泪俱下地请求方励之担纲整合海外七零八散的民运组织：“海外民运大船一定要由您来掌舵。。”，等等。方励之也没有答应。
管老师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就是开玩笑时表情也很严肃，但他和我们聊天争论时看着我们的眼神总是很慈祥。
世界上有些人你和他/她就算相识一生甚至血缘相亲，他们死了后也可能也并不感到悲伤遗憾；而有另一些人你和他们的交往虽然只象灿烂的流星划过夜空那么短暂，可他们的消逝却能在你心中也刻下一道伤痕，使你每当想起他们时总是要禁不住心痛鼻酸。。。。。。
祝管老师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快乐。。。。。。。
偶怎么觉得一般讲高温超导呢。和室温相比，那些实验确实是低温，最早的超导体也是接近热力学 O K(-273 C)，但是超导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寻找更高温度的超导材料，以便更加经济实用。印象中已经有高于100K的材料了，不过，破记录是经常的事。
另外，化学的作用也不可小看，一些觉得的化学修饰便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现在大家好像都在从纳米尺寸着手。当然，理论还是靠物理。
那个煮饭加米的事例，你大姐用的是经验公式，当然和任何理论一样，都是有一定适用范围的，但是她的理论对大家煮饭是完全有效的，就象我们开车是不用考虑量子效应和相对论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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