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志丢节制，乐极陡生悲－【三国演义】评三

得志丢节制，乐极陡生悲－【三国演义】 评三
    
    
    
    心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狂掠暴敛，肆无忌惮。这时的刘家汉室已经被完全架空，命运任凭宦官操纵。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空前尖锐。
    
    何进招董卓进京铲除“十常侍”，果然如曹操所料，事情败露从而枉然送命。在袁绍和曹操等追杀“十常侍”之时，董卓乘乱进京，废少帝刘协，立陈留王刘辩为献帝，独揽朝政，滥杀文武百官员，奸淫公主宫女，害死刘协以及何太后，引发朝内官员与各地诸侯联手讨伐。
    
    “三国演义”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描述袁绍和曹操知何进遇害领兵杀入宫中的不同做法一段颇为引人注意：
    
    “绍复令军士分头来杀十常侍家属，不分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曹操一面救灭宫中之火，请何 太后权摄大事，遣兵追袭张让等，寻觅少帝。”
    
    显然，曹操行事颇有章法。这就让人怀疑，以曹操的冷静和见识，他究竟可不可能如第四回所说，做只有张飞等侠义之士才肯做的刺杀董卓的鲁莽之事？
    
    如果没有董卓，东汉是否能够延续，黎民百姓是否可以相安无事呢？这要从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外戚与宦官时而互相利用，时而互相排斥的政治角力来分析。这两股势力当时已经完全扰乱了正常的封建王朝秩序，成为东汉时期社会动荡的两大毒瘤。曹操的养父曹腾，就是在其宦官位置上与外戚梁冀合谋，得以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的。没有董卓，也同样会有这样那样的大臣们乘机抢夺权力。实是求事地分析，董卓是认为刘辩较刘协有胆识而立以为献帝的，此点较其它大臣认为刘协虽庸碌无为但尚无大错的主流观点毕竟进了一步。但是，当时的政治格局使然，长久以来臣篡君权的恶习使然，董卓不可能是西方和日本转向内阁制时期的首相，其见识和为人均不可能；各路诸侯和文武大百官也不能对其行为冒然认同。毕竟，从西汉时推崇尊孔以来，人们的思维还停留在维护皇家正统君权的框子里。董卓与其它大臣的冲突，有其个人专横跋扈，任杀无辜的原因，也有大臣们反对其出于己益，滥废君主的原因。
    
    “三国演义”第三回中董卓收买吕布一节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丁原挺身反对董卓篡逆，董必将其置死地而后快。碍于吕布骁勇，只好遣部下以金钱利诱。吕布为金银财物所惑，杀丁原而转身投董，助纣为虐。“三国志”记，吕布贪图财色，“与卓侍婢私通”，后被司徒王允说服，刺杀董卓。从现在海内外华人的致富和享乐风气来看，行为超过吕布的已经有多少？更令人忧虑的是，整个华人媒介以财色吸引读者一日甚于一日。李敖及其它“名人”津津乐道的若干情人等等更被当做正面新闻大肆宣传张扬。但是，天下哪有如此好事，难道金钱美女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自毁长城，以色利引诱年轻一代，整个华人群体见利忘义道德堕落才是将来的隐患。从东汉末年董卓专权霸道而形成的与诸侯百官的尖锐矛盾，到今天海内外华人利益集团的急功近利损人利己来看，中国社会的矛盾历来都是既得利益者与普通大众的矛盾。如果既得利益者不懂得适可而止这个道理，所诱发的危机将足以将其毁灭。
    
    
    得志丢节制，乐极陡生悲。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三国演义”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主要描写了曹操诡谲多变，多疑嗜血本性。“献刀”一段被大多数小说家视为刻画曹操机警多变的极佳故事情节构造：
    
    “曹操佩著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何在？’从人云：‘在小阁中。’操径 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羸行迟耳。’卓 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布领令而出。操暗忖曰： ‘此贼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 向内。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 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 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 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 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曹操行刺董卓，才一起手就被发现，身后又有吕布上来，危急时刻谎称献刀，这才得以脱身。有关董卓遇刺一节见“三国志”，行刺者伍孚当属见舍身就义的壮士。其中记载：
    
    “伍孚著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语阕辞去，卓送至合 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却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 ‘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 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 遂杀孚。”
    
    罗贯中是否基于这一历史故事改编成“曹操献刀”有待专业人士考证，但其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刻意着墨是值得从事文学创作人员借鉴的。当然，从褒刘贬曹的目的出发，罗贯中用心过急又追加了曹操因疑杀害吕伯奢全家，就显得作者创作上的破绽了。
    
    首先，从第二和第三回中曹操对何进的谏言以及杀进宫内时面对乱局的冷静来分析，独自一人刺杀董卓这种冒昧之事就不应该是曹操做的，既使做也会事先安排周详，绝不会唐突行事。更令人难以信服的是，既然曹操性格多疑到了滥杀吕伯奢一家的程度，他绝不会在王允寿宴时当着诸位官员说出行刺董卓。他会不怀疑董卓事先布下耳目，反被其害吗。而且，历史上的董卓，只要心里稍生疑窦就随意宰杀他人，正因此才有伍孚刺董复仇这个历史故事。这一章里“曹操献刀”一节若是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上乘之笔的话，“曹操杀吕伯奢”就是画蛇添足，失于急躁了。而且又加一笔，操曰：“宁教我 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好个罗贯中，是铁心要刀笔杀了曹操的。
    
    
    “三国演义”读到这里，作者记叙中带有的当时说话艺术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脸谱式的人物描绘更显得突出。小说人物视故事情节适当脸谱化可以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趣味性，毕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眉目的活动是反映其心理特征的。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从来就没有刻意避免过脸谱化的人物描写，而且运用得非常成功。可惜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文学艺术作品中脸谱化描写的刻意回避却往往让人读来觉得故事枯燥无味，不仅所有人物性格特征模糊，而且故事平缓缺乏戏剧性，所有故事发展演绎变化也就只好用故事怪诞偏僻，性变态或者视作者心态随便死人的情节作噱头了，而这些噱头是否是正常人生活中会发生的故事，是否符合故事发展逻辑，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否一致就令人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