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骂鲁迅是时代的荣耀吗？

辱骂鲁迅是时代的荣耀吗？ 心言 我曾经这样评价海派文化，以江浙文化为根的海派文字很美，就像养育他们那方水土，文字的流畅和秀美来得那么自然，而且刻意的往往是用凝练简朴的文字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如同江南人在生意上的精明，多用一个字都不肯，但是读来让人顿生一种自然的山水美。而这江浙文化里就出了一位独辟蹊径的鲁迅先生，他的文字平白直接，根本不给人玩味的机会，而是肩负沉重的社会现实责任和使命感呐喊，从而使读者从沉重的历史教训和社会现实中清醒过来，振作奋起。 鲁迅之前中华民族已经在封建专制中生活了两千多年。以人治思想为中心的孔孟之道也被一代代封建王朝发挥到极致，传统文人热衷于八股文，乐于“学而优则仕”，而视自然科学为歧途。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下，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满足于周而复始的封建农民经济，每次改朝换代的代价是期间百年以上的战乱割据和黎民涂炭，而每个朝代的新贵们都以孔孟之道为其维护统治的工具，以至西方国家出现文艺复兴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到来奠定基础之时，中国的明王朝自英宗皇帝起却正在走宦官弄权的腐朽阶段。 在西方国家完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走向资本主义的同时，明王朝夕阳西下，以至末年只剩下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当满清王朝正在忙于平定中原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发展。微积分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尚未出现康熙盛世。而乾隆正在政治上走向腐败，大肆收刮民脂民膏，实行文字狱期间，正是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兴起，蒸汽机完善之时。国粹派学者们也许会说，如果没有蒙古人入侵和元朝的建立，中国自然科学并非落后。但是，经过北宋全盛，南宋的衰退直到灭亡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文人除了历史以来熟读孔孟之道，读书做官以外，可曾在思维方式上图过变革？四书五经当中一两句闪烁哲学智慧的言辞究竟是否可以代替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和思维方法？直至满清覆灭，中国自然科学在孔孟之道的人治核心中可曾有过任何地位？ 诚然，从隋朝至宋朝的历史时期，中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支上有过一些傲人的成就，但是十分局部片面，绝对无法形成完整的哲学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的科学体系。如果说数论，平面几何和经典力学等几个学科可以在封闭式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得到些微发展的话，微积分的出现则需要哲学思想作为思想方法，而其经济基础则是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向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无论是明朝源于元朝的极权统治，还是清朝拓展疆土，思想禁闭的封建统治都不会有微积分出现的起码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土壤。而哲学以及科学发展最起码的承前启后，在大范围研究的基础上逐层提升的文化氛围何曾在中国出现过？既使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懂微积分的数学家不过寥寥几个！ 满清自嘉庆走向衰落，到道光鸦片战争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时如果向同时期的日本那样开始自上至下的维新变革还是可以的。可惜的是，在皇天后土的孔孟思想影响下，中国有固步自封，维护天子统治的道德学说，却绝对缺乏变革图强的思想意识。若非如此慈僖皇后何以冠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以罪名予以除之。而在那个以弱肉强食为游戏规则的历史时期，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割裂掠夺着中国，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更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 “幸亥革命”发生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震撼了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他们以报刊为主要形式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和《中国白话报》等二十多种政治性刊物。同时还印刷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很多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也得以翻译出版发行，比如，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一九零五年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一九一二年四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复辟帝制，重新发起尊孔复古，孔孟之道又被拣起来当作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基础。面对这种情况，部分进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目的是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与此同步的社会变革是推翻袁世凯的帝制，讨伐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第一次护法战争。由此分析，“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相息相关的，既使没有鲁迅，也还有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社会变革的趋势是没有哪个人可以改变的。 诚然，在这些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每个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不同，以至以后胡适蔡元培等人走进国民党，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则发起成立共产党。鲁迅作为独立人士，思想逐渐感受到现实的压迫，使命感愈加沉重，终于于其它左翼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左联”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当时的中国社会贫富极其不均匀，农村存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不平等剥削，刚刚兴起民族工商业也还局限于唯利是图阶段，而中国整体国家实力还十分衰落。这时出现为国家民族长远命运大声疾呼的斗士型知识分子并不奇怪。与其它左翼作家相比，鲁迅的使命感似乎更深一层，反映到其作品中，思想的尖锐程度也就越激烈一些。同时，他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对那些麻木不仁，一味沉醉于自我自我欣赏而缺乏参预社会热情的一些文人进行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中国已经在衰退不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根本看不到希望。他“骂”沈从文，林语堂和梁实秋等人是出于这个原因，鄙视徐志摩也同样是这个原因。与其说他“骂”的是哪一个人还不如说他骂的是当时那种文化现象。尽管鲁迅批评沈从文“休闲文学”的创作思想，但事后也称赞他小说写作技巧。鲁迅在冷言批评当时流行的这种文化现象的同时，热心始终都没有衰减，冒险为被暗杀的柔石等“左联五作家”整理出版遗作，著文抨击当局。 作为肩负历史责任的斗士型作家，鲁迅不仅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同时也招来那个时期一些文人们的谩骂指责，从挖苦其文字平淡到讥讽其人格世故，疯狂者不胜枚举。这其中一些心中有些微社会责任的文人们对鲁迅的批评基本可以正面对待，比如林语堂在鲁迅逝世后对他的评价，因为林先生本人也同样感受到国人的麻木愚昧。相反梁实秋则在随国民党逃亡到台湾几十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根本不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以当时中国社会贫富之悬殊，一旦代表少数富裕阶层与代表普通大众的文人分道扬镳，其矛盾必然是不可调合的，因为其集团利益的冲突本身就是你死我活。鲁迅可能与胡适和睦相处吗？一方附身于当时占中国人口不到万分之一的富有阶层，另一方时刻关心的是占绝大部分人口的贫苦大众。如果当时中国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小康人口可以在贫富间起到粘结调合的作用，阶级矛盾就可能以贫富互相让步的折衷方法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既使中国走到今天，能够发挥社会稳定缓冲作用的中产阶级在全国人口当中的比例也远远小于这个百分数。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五千万，八年抗战结束时人口总数下降到三亿多一点点。难道单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还不足以让人们痛定思痛，认真考虑近代中国失败在何处吗？出现鲁迅这样为民族命运大声疾呼的一代知识分子还令人奇怪吗？ 与历史上封建王朝改朝换代往往需要上百年的过渡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发展是基本令人满意的，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只要全民族同心协力，奋发图强，中华民族就会重新创造出辉煌。今天再骂鲁迅是什么道理呢？是对历史上的得失怀恨在心？还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问题绝望到底？应该说，目前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习俗上找到根源，也有很多浮躁的文化现象可以归咎于长期封建极权的压制。而“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解放思想，追求自由民主和尊重科学的精神还远远没有做到。如果孔孟之道中一些道德学说可以提倡的话，那么其人治，君权思想的核心和固步自封的精神枷锁是否应该打破呢？毕竟，没有法律约束的道德学说是封闭性农业社会过去后无法保障和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