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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2019-09-06 16:18:35) 下一个

今天,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全球华文媒体,除刘云山先生领导的那部分,都在不惜版面,隆重纪念。二十五年来,华文或非华文的媒体上,不知已发表过多少有关“六四”的文字。但是,在这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大概没有一行字,是用来纪念他的。

他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没有独身阻挡过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宣布绝食,更不曾梦想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如果没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数上海平民一样,或已退休,或已下岗;或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或在家里头酣战麻将;或成为上访的一员,或成为“毛左”的粉丝。但“六四”改变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讲,“六四”提前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本该默默无闻的一生。“六四”后,他作为上海头号“暴徒”,“从重从快”地被上海最高当局处以极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贱若尘土,自然得不到“黄雀行动”的眷顾。既没了未来,更遑论日后有皈依基督的幸运。所以,临死,灵魂大概带着罪恶。

他的案情很简单。“六四”后上海广新路焚烧火车那天,他闲着无聊,又和阿Q一样,喜欢看热闹。于是,混迹人群。人喊口号,他喊口号;人说烧火车,他也说要烧火车。临动手,没有纵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带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于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当局在宣布罪行时,反复强调他行为没准头,外号“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实姓名在上海无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户晓。按理说,一个低能儿,不应承担刑责。上海当局既已决心借他人头,以谢天下,却又毫不讳言他的低能,动机大概是想说明,他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六四”后,上海党政领导好像集体中了彩票,纷纷进京当上中央首长。“毛估估”定刑时,江泽民已在北京荣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宝座。上海诸事,交由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全权定夺。和江泽民比,朱镕基形象好得多。江泽民令人瞠目结舌之处,不在于他的庸俗;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庸俗,完全浑然不觉,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这应了一句老话:“没有一种幸福,不是来自糊涂”。朱镕基不同,冰雪聪明。所以,他被邓小平和赵紫阳共同赏识为“懂得经济”。杀“毛估估”,“懂经济”的朱镕基深思熟虑。“六四”后的全国形势,按共产党规矩,上海不杀人,不见血,难以过关。但杀谁,权在地方当局。杀“毛估估”,是因为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这是一场经过冷静计算的杀戮。告老还乡前夕,朱镕基不忘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个清官。但当他讲到“清官”时,想到的大概只是“钱”,没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六四”后被定性为“上海动乱的策源地”。既为“策源地”,罪孽自比马前卒“毛估估”之类深重。更何况,“六四”前,导报和上海当局结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之势。“六四”后,上海当局本应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导报从业人员中,虽有入狱,却无判刑。个中奥秘,就在于审判导报记者,成本太高。前两年,“唱红打黑”的英雄王立军,在性命攸关时,剑走偏锋,毅然决然,星夜投奔美领馆,为的也是要把敌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极限。他计算精确,干得漂亮,所以一举成功。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代世事变迁,终究不愧为唯物主义者,只有面对“成本”这类“物质”,才会产生感觉。
 
“六四”前,导报记者,虽不及天子脚下不时声称代表赵紫阳的智囊风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这种地位很快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等新贵取代并超越。“黄雀行动”连导报记者都顾不上,更何谈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为牺牲后,善写宣言的“精英”,没写宣言。不仅没写,心头或许还有几分赞许。所以,杀“毛估估”的,也不仅仅是上海当局。然而,墨写的宣言,终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嘴里的“血流成河”,流的毕竟是“毛估估”们的血。虽然他们无论在当年的宣言,还是今天的纪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写过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人们纪念“六四”,无非是为了毋忘“六四”,写的依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上文字,则算是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陈翰圣,2014年6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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