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要说

愿为闪电,宁短暂而耀目;愿为惊雷,凭愤怒而咆哮;愿为暴雨,为洗刷而激烈;愿为星星,因遥远而飘渺。
正文

孔子其人其事

(2019-07-11 14:40:48) 下一个

孔子其人其事

第一章、孔子与儒教:

要说孔子先要说起礼教,可说起礼教大家又会首先想到孔子和儒教。实际上礼教至少从夏商周甚至炎黄以前就存在了,因此孔子不能算是礼教的创始人,但却是儒教的创始人。

礼在刚开始应该是在人们的交往中自然形成的。礼教则是主张要推行礼仪,并对礼进行重新设计和规定的学说或思想。在权力社会中,礼教的主张者或为了讨好权贵或受迫于权贵的要求而倾向于制订或加强要求民众尊重上级的礼节。因此,礼教的弱点或缺点便是有可能成为强者压制和屈服弱者的工具。

一般说来,在没有礼教或礼教不流行的社会,人们会更平等、更自由一些。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基本就没有什么礼教,至少没有如中国一样有如此广泛、严格、明确的规定的礼教。所以西方文化下的官民更平等,而平等则是民主的基础。中国未能施行民主制度有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至少要上溯到夏商周甚至更早。

礼教虽然有造成或加强不平等的潜质,也有消弱或限制人们自由的能力,更可能消耗人们太多的时间和钱财,但要流毒于社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由于意识到了礼仪的可能危害,夏商周时便立下了“礼不下庶民”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能专注于生产和劳动,不要让各种繁文缛节降低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不培养人们的懒惰情绪,也不希望因为举行各种形式和仪式而浪费钱财和人力。

在将礼流毒于下层社会、将礼完全变成强调等级制度和尊卑关系的工具、并以礼形成社会制度上孔子起了开创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孔丘可能是第一个主张以礼作为主要统治工具和治国之道的人。他的这种主张或学说被称为儒教,以示与其前礼教的不同。其前的礼教只是主张人们之间应该通过一些合理的礼节来交往、行动,没有把礼上升到用来治国的高度。

孔子主张以尊卑之礼来治国。孔丘认为治国的关键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据说这一观点是他在36岁时假装是逃难到齐国的鲁国国君的追随者而受到齐景公的接见时第一次提出的。他认为只要理顺了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即臣对君的绝对忠诚,子对父的绝对服从),人民就会通过一个由服从关系构成的链条自然地受控于君王:各个家庭的成员都服从父亲,父亲都服从官员,官员都服从国君,从而全国人民就都服从于国君了。如此以来,天下就能够轻松地得到管理,就不会出现反叛和混乱。对于不肯遵从这一服从关系的,那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就象是主张用一种特效的忠爱驯顺药来治理国家,人们只要吃了此精神控制药,就会恭顺地服从为他们指定的上级,见了他们的上级就点头哈腰、唯命是从。孔丘在大约两千五百多年前,从前代诸多兼蓄并用的治国万策中,慧眼视珠,发现了其中的一策(即“礼”)便是此忠爱驯顺精神控制药。如果让天下的人们都吃这种药(即受这种教化、树立这种等级和服从观念),则在家庭中子女们就会完全听从他们的父亲和长辈(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而作为家庭权威和统治者的父亲或男子(也即百姓)在社会上就会完全服从各级官员,而各级官员又会完全臣服于国家的君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样以来,全国人民就自然置于君王的控制之下,完全服从君王的意志了。若此药对有些人没作用,那么一旦发现,每个正常人都要把这些不正常的变态人杀掉。

当然,他同时又要求君仁、父慈等,以便达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理想境界。但君仁、父慈从来也不是臣忠、子孝的充分或必要条件,这一点从孔孟自身所奉之君的品性和他们侍奉其君的态度已被证明(具体事例见后)。

对于礼的这种统治作用,孔子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说明,是故意而为之,并不是我的臆测或事过之后的反推。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的41段写到: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也就是“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就容易指使了。”

在‘阳货篇第十七’的第4段写到:孔子到达武城,听见有人在弹琴唱歌。孔子嘲弄地莞而一笑说:“割鸡焉用牛刀?(也即这种普通百姓也配弹琴唱歌、附庸风雅?)”。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受指使。’” 孔子琢磨了一下,说:“你们几个学生娃听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话,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孔子提出以礼治国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鲁为周公旦的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其礼、乐让各国来参观的官员们叹为观止,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赞。

应该说为鲁国争了光的礼乐传统对孔子的思想形成有很大影响。幼年和青年时期的孔子对外国人推崇不已的鲁国国粹满怀自豪、崇拜和敬仰之心,这种崇敬之心让孔子决定为它献身、为它奋斗。他立志不但要把本国这种国粹进一步发扬光大,还要把它的用处和意义进一步升华、提高。当然,野心勃勃、官迷心窍、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孔子也忘不了要借此成全一下自己,甚至是在发现借此可以成全自己后才决心要这么干的。

孔子天才地把自己当官的欲望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礼乐在得到发扬光大的同时,自己也可以成为人上人。其策略就是主张:礼可治国,国由知礼者治。这样以来,自己这个通过钻研而最知礼的人不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治国了吗?

这就象因为当今的儒学在世界上是中国的国粹,有人便积极投入其中想把它们进一步发扬光大,自己也趁机成为国学大师一样。所不同的是,儒学现今在中国的官方地位远不及礼乐当时在鲁国的地位。同时,由于中国国力的下降,儒学在国际上并没有获得什么尊敬或认同。

那时礼乐在鲁国的地位更像儒学在宋朝时的地位,鲁国出了孔子就象宋朝出了朱熹一样。听听朱熹同志的打油诗:“亭亭院中葵,朝露待日曦,阳光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海酿千盅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可谓千折万转,场景离奇,变化莫测。但只想着在亲朋来了后要吃着大葱喝酒,就稍显庸俗与离奇了。孔子或许可能更象当时因应形势而冒出的陈永贵,在出名的同时还一下子由县委书记当上了副总理。

第二章、孔子对礼的具体贡献:

虽然说孔子主张的礼仪都是前朝前代留下的旧东西,他自己也为自己的懒惰找了个“君子循而不做”(也即“正经君子只肯因循沿袭,决不擅自创作”)的借口,但孔子毕竟是天才,他在身体力行“礼”的同时不经意间就做出了一些惊人的发明、创造。他创造的许多新礼节、新教义又通过其弟子的言传身教、《论语》的记载、及其追随者的无师自通或触类旁通得到了发扬光大,以致于到了今天我们都还在沿用着。何以知之?有书记之。

在《论语》的‘乡党第十’中集中记载了孔子的一些言行态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而且变得快而自如,犹如演戏一般。比如‘乡党第十’的第2段写到:“孔子在朝堂上,同下大夫说话,侃侃而谈;同上大夫说话,恭恭敬敬;国君就座后,孔子就表现的恭敬而又紧张不安,小心谨慎但又仪态适中。” 

孔子在接待外宾时更是亢奋且做作,如戏子在舞台上演出:“国君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孔子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走近后向宾客作揖,手向左或向右作揖,衣服随着弯腰和站直而不断前后摆动,却整齐不乱。快步走路时,就轻快地迈着碎步,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把双手向两侧伸出(也即双手扎扎着)。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论语》‘乡党第十’第3段)。 

据《论语》中‘乡党第十’第4段的记载,孔子对待国君的神态和今天中国百姓见了当官儿的或下级见了上级时的表现一模一样:“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象鞠躬一样弯腰缩肩,好像空间很小、没有容身之地一样。站立时,不站在门的中间;走路时,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他脸色立刻庄重起来,并加快脚步,说话也好像中气不足一样。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的时候,象鞠躬一样弯着腰低着头,屏息静气好像不呼吸一样。转身退出,走下一级台阶后,脸色便舒展开来,露出怡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就以碎步轻快地奔向自己的位置,双手扎扎着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恢复成恭敬而又紧张不安的样子。” 

孔丘说过:“巧言令色,鲜仁矣。”也就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孔子似乎不小心把自己的上述行为也评价了进去。

如果原先不太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下一级见了上一级都一幅拘谨不安、战战兢兢、体似筛糠、卑躬屈膝的鄙小猥亵之相的话,现在应该知道这大都是从《论语》中的孔圣人那儿学来的。这可能就是孔子对具体礼节的主要创造和贡献。

其实即使《论语》不详细地记载孔子这些行为细节,在鼓吹礼教和等级的社会里,人们也都会不由自主地做出类似的行为来,因为任何人只要根据儒教的观念在心里存了对上级应该服从、敬畏的想法,见了上级就自然会象演戏一样表现的毕恭毕敬、局促紧张、战战兢兢、弯腰屈膝。

因此,不论是因为直接学自孔子的这些行为,还是因为信了孔子的学术,中国人见了上级的这种举动或嘴脸都离不开孔子的贡献。在孔家店已被批判了大约一百多年的现在,中国百姓见了官员或下一级官员见了上一级官员也还一律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样子。我们能经常看到的情景是不论大家在干什么(比如开会),领导一进来,大家都纷纷起立、注目、让座,只有等领导入座了或离开了才敢再次入座;向领导汇报或陪领导说话时,人人都一副谄媚、讨好、满脸陪笑、毕恭毕敬的模样。

孔子这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脸色以及一见了上级就表现出阿谀奉承的行为举止实在与“君子”或“正直”无关。鉴于孔子在推广普及并最终将这种行为官方化、制度化上当仁不让的重要贡献,我们中国的“文圣”孔子至少还应被封为“阿圣”、“谀圣”,或者再粗鄙一点儿,称为“狗圣”。

为什么说是狗圣呢?因为阿谀奉承之人的行为和狗的行为几乎一模一样。狗见了主人总是一幅讨好之相,见了外人总是狂吠。我小时候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长大,那时候的狗在小孩拉完屎后不仅食之,还帮助添屁股。所以,在中国阿谀奉承或讨好巴结又形象地称为“添屁股”。说起来便是“某某在舔某某的屁股。”或“某某在给某某舔屁股。”阿谀奉承的小人不仅会舔屁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以知之?有屎(史)为证。

大家几乎都知道“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其实勾践同志在尝胆之前,先为夫差尝过屎。或许自此上了瘾,又或许是二者气味相近的缘故,以后便以胆代屎。

话说在勾践被俘虏劳教之时,夫差有一次生了大病,勾践和范蠡等商量之后认为有机(阿谀之机)可乘,便恳求探望夫差。探望时正赶上夫差方便,在仆人要端出去倒掉时,勾践赶快说贱人有查粪之术。勾践先用手捞起来细细观察、触摸、辨色、闻味儿、然后又在众人惊愕之中依然放入口中细细品尝。良久,跪倒贺喜,说大王之病不久即愈。随后把自己在色、香、味上的感受头头是道地分析了一通,以示有凭有据,决非妄言。夫差大受感动,决定病好后就放勾践回国、复国。勾践者,狗贱也,从此坏了我一国之风气,让国人把貌似奴才却深藏机心视为了英雄本色。

如果说狗讨好主人是为了多得些饭吃,人讨好别人也自然有其目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讨好你,而不是你讨好他呢?当时的勾践已无性命之忧,只是在服苦役而已。越国也还存在,只是文种在照料而已。如果说只是为了早日回国复位,看看、闻闻也就够了,让一个生下来就作王的人主动尝粪或许还不致于吧,但中国人的英雄毕竟与它国不同。那么勾践何以如此呢?伍子胥认为:勾践现在尝你的粪是为了以后吃你的心、吃你的脑、吃你的国。在我看来,虽然大家都事后诸葛亮地认为勾践当时已无性命之忧,但小命儿被人捏在手里的勾践肯定并不这么想。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惊吓之后,勾践应该是以赶快逃回去保命为首要之事。所以,狗贱尝屎主要是为了保全小命。报复之心当然也有,但当时应该排不到第一位。

一个人越屈就自己讨好奉迎你,他从你那里期望得到的非份之物对他就越重要。一个人期望从你那里得到的东西对他越重要,他就会越肯委屈自己讨好你。一个人越委屈自己讨好你,他心中因此所蒙受的耻辱就越大,心中的耻辱越大对你的仇恨也就会越深,这样一旦机会来临,他就越会报复你以泻心中之恨。

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与上面的故事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话说齐桓公有三个宠臣叫竖刁、易牙、开方。竖刁知道齐桓公“妒而好内”,为了投奔并能得宠于齐桓公,便阉割了自己,自愿入宫做了太监。易牙听说齐桓公爱美味,唯人肉未尝,便蒸了自己的儿子献给齐桓公。开方是卫国的公子,抛弃了自己的家业只身投奔齐桓公,并且为了专心侍奉齐桓公,十几年也不曾回家探望离齐不远的卫国父母,甚至父母死了也不奔丧(我觉得这位卫公子这么做应该还另有隐衷)。齐桓公被这三人的行为大为感动,常常说象竖刁、易牙、开方这样爱寡人胜于爱自己的真是天下少有啊!管仲劝他说,天下人所爱者莫过于己,一个人不爱己身、己子、己母,又怎么会爱你呢?

管仲死后,有一次齐桓公生了病,上演了“扁鹊见齐桓公”一幕。扁鹊离开后,大家都认为没有救了。竖刁他们就联合起来对外宣称说,齐桓公病了,不喜欢听见人声,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许进去。竖刁便借此建了一堵高墙把齐桓公圈了起来,把他饿死在内,后来尸体生的蛆虫都爬到了门外也无人收尸。那么这三个人在忙什么呢?在忙着各自拥立新君,虽然齐桓公死前已立了诏书。结果三个被分别拥立的王子互不相让,哪有时间管齐桓公的尸体。由此可见,这三个人自我牺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在齐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作威作福。

那么我们中国的孔圣人会不会吃屎、自宫、蒸子呢?我看也差不多。据《论语》‘乡党篇第十’记载,“国君召见孔子,他不等车马驾好就先步行走去了”  ,“国君赐给熟食,孔子一定摆正座席先尝一尝。国君赐给生肉,一定煮熟了,先给祖宗上供。国君赐给活物,一定要饲养起来。同国君一道吃饭,在国君举行饭前祭礼的时候,一定要先尝一尝。”大家觉得他是做给谁看、做给谁听的呢?当然不是给天和地看的,因为孔子并不信鬼神。

我们来看其中的一点儿:同国君一道儿吃饭,一定要先尝一尝。按照特权,国君吃饭前要有人先尝一尝,而尝饭是有专人负责的。孔子不让负责尝饭的仆人尝饭而以一个朝堂官员的身份亲自为国君尝饭,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国君所做的越职、越权的行为,是对国家制度的败坏。其实这种人为了个人利益哪儿会把国家制度放在眼里呢。可以无疑地说,能在国君吃饭时尝饭的人,也能在国君生病时尝屎。可惜他当司寇的一两年中鲁君未病,孔子没有等到表现此项的机会,否则后来的中国官员们又要多一项罪受了。

那么我们的孔圣人在国君面前费心尽力、绞尽脑汁地阿谀奉承是为哪般?我觉得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差不多,无非是为了当官儿,当有生杀大权、有实权的大官儿。为什么要当有大权的大官儿?因为唯此才能最充分地、最轻易地、最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欲望:最大的名、最多的利和最大的权。

孔子和儒家弟子的言行都围绕着一个字:官,或两个字:当官,或三个字:当大官。这个字是理解、解释儒家言行的关键,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招牌就是“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好了我的东东就能当官!这是孔子办学时能够广招生源的关键,也是孔子认为自己应该当大官的资本和自信所在,更是儒教有吸引力、能不断扩大并脱颖而出的关键,是最终垄断了中国官场和学术界的法宝。由此也可知聚集在孔子门下或儒教旗下的大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孔子认定学习了他的东西就一定能当官,这确实不是吹嘘的,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国家的各级权力皆由儒家把持就是最好、最有力的证明。孔子自己没有当上大官或没能太久地当大官那是当时的统治者愚昧无知,不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造成的。这也是大部分先驱者的共同命运,与孔子个人的能力和运气无关,也与孔子的思想和学说的正确性无关。

那么孔子的东西为什么能让人当上官,孔子为什么坚信他的那一套能让人当上官呢?这是因为他的那一套牢牢地把握住了人性的缺点,且在程度和深度上都是史玉柱之流所不能及的。这一人性的缺点就是任何人都喜欢别人的尊重、吹捧、恭维、顺从和服从,都喜欢众星捧月、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越是有权有地位的人(包括皇帝本人)越需要、渴望、离不开被别人尊重、吹捧、恭维、服从以及身前体后、无孔不入的服侍,由此产生的感觉那简直是欲死欲仙、其乐无穷。而且一拍就能感到舒服,尝过了就忘不了,就上了瘾,就欲罢不能。就象猫儿,一见了人就凑过来想让人摸摸、挠挠。

孔子不走卑鄙下流、见不得人的路子,他光明正大地把一整套拍功拿出来,晒在太阳下叫卖。他把拍功隐藏在堂堂正正的礼仪之下,以三呼、跪拜、绝对服从、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礼仪行为来拍君主或上级,一拍即中,鲜有虚发。于是,他的信徒见了小官能拍出一份好差做,见了大官能拍出一个小官当,见了君主能拍出一个大官坐。孔子没有当上大官儿,后来被他的门人拍舒服了的皇帝过意不去,就把他封为“圣人”和“至圣先师”,并不时地祭拜一下以鼓励大家更努力、更用心地拍。

第三章、孔子对孝的言传身教:

孔子要求孝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要发自内心。在孝上,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中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父母在世时,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如今所谓的孝,只是说能够赡养父母就足够了,可是连犬马都能够得到饲养呀。如果不真心孝敬父母,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又有何区别呢?” “尽孝最不容易的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仅仅是有了事情,儿女需要替父母去做,有了酒饭,让父母吃,难道能认为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又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可见孔子对孝的要求是很高的,可是当一个中年人为事业奔波时他哪有精力每顿饭都和颜悦色地围着父母来嘘寒问暖呢?一个父母在不远游的人又如何能开创事业、报效国家呢?

孔子主张将原来只在王公贵族中流行的的父母死后守丧三年的事大众化,要求普通百姓在父母亡后要在父母坟前结庐而居(搭个棚子住)、守丧三年,期间不得娶妻生子,不得有性生活。据《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孔子对此的解释是:“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

据此逻辑,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父母都没有抱过,这个人是否就不需要守丧了。反过来,若是抱了五年,是否需守五年的丧。若是一直由丫环奶妈抱大的,是否只需为丫环奶妈守丧,而不需为父母守丧。况且,据此逻辑,若抱的主要是母亲,为何还要为父亲守丧。若说是父养之故,那么若父为残疾或低能,出钱供养者另有其人,是否要为这位出钱供养者而不是其父守丧。而且即使硬要有所对应,似乎怀孕与守丧相对要比怀抱与守丧相对更合理一些。

据《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的第21段,他的弟子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研习礼仪,礼仪必然忘记;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过了一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孔子说:“(才一年的时间)你就吃开了大米饭,穿起了锦缎衣,你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孔子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既觉得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难道宰予对他的父母没有三年的爱吗?”

先不管守丧三年的原因如何,让我们来看看孔子自己是如何做的:孔子17岁时母卒,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因得鲁国国君慰劳没落贵族的鲤鱼,取名为鲤。由此可见,孔母亡后,孔子两年之内结婚,三年之内就生出了孩子,既没有守丧也没有绝性。

有人可能会说,那时孔子还没有提出或知道“守丧三年”的说法。但据孔子和儒家之意,孝道要出于内心,要发乎情、止乎礼。在父母亡故上,礼是为了防止过于悲伤而伤身。也就是说,孝者本来是要守丧绝性多于三年的,礼为了防止孝者过度悲伤导致丧身败家而限制为三年。依此而看,孔子至少在性情上是一个不孝之人,因为他没有自然而然地做到“守丧三年”甚至更多年。

不仅如此,孔子的情况又与大多数人不同。孔子其父叔梁纥在历史上有淫荡之名。由于仅有一个残疾儿子(伯尼,又称孟皮),他在近七十时又娶了年纪不到20岁的颜徵在,希望颜徵在能再生一个。可惜年老精衰,便到尼丘山乞子,颜徵在与人野合借种,随有孔子。由于得种于尼丘山,所以名丘,字仲尼(仲是因为是老二的原因)。儒家只承认孔母在尼丘山乞子时夜宿梦中得子,但不承认野合借种,究竟真相如何恐怕需要比对孔子后裔与其它孔姓的DNA来求证了。

我并没有以此事贬低孔子的意思,我觉得借卵生子或借种生子完全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在孔子之前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孔子为私生子、遗腹子或至少幼年丧父,而且其父过世后,其母在正房的威胁下,只得离家另过。因此其母拉扯他长大不容易。而且其母亡时才四十多岁,故孔母未能颐养天年。而当时孔子刚刚十七岁,故虽孔母对孔子有养成之恩,但孔子却尚未有机会回报寡母的养育之恩。

因此,把寡居、早丧和未养加起来,孔子对母亡应该数倍于常人的悲伤才对。如果他认为常人应该守孝三年的话,他自己至少应该守孝九年,可他只两年便结婚生子。而这只是由于他原先未婚,碰巧让我们抓到了辫子。若他已婚,我看他连三天的丧也守不了就会乱性。但孔子毕竟是孔子,圣人毕竟是圣人,他们大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自己越做不到的越要要求别人做,以显示自己的高尚。

第四章、孔子的政绩

孔子在35岁时由于鲁国内乱而在得知鲁国国君逃到齐国后也来到齐国,随后向齐景公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之策。37岁时由于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求救于齐景公但齐景公拒绝保护他,他便由齐返鲁。这是孔子第一次涉足政坛,除了提出这“八字方针”外未见有什么表现或作为,只知道其间他曾沉溺于《韶》乐之中,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一生的辉煌岁月大约始于51岁止于54岁。对此,儒家的正统描述为:51岁时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53岁,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54岁时,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叔孙氏、季孙氏与孟孙氏),采取“堕三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使堕三都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春,孔子55岁,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便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上述儒家的正统描述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毕竟是在塑造自己的祖师爷,情有可原。比如,上面叙述的时间就有夸大延长之嫌。据我收集的材料,孔子其实直到52岁或53岁(而不是51岁)时才由于贵族出身(相当于高干子弟)而被破格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直到54岁时才升为所谓的“司寇”,而不是含混不清地说的“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因为这样说给人一种孔子52岁就当上了大司寇并摄相事的印象。实际上,孔子当“司寇”最多也就一年,54岁当的,55岁的那一年春就被开除了。但我们也不必纠缠于这一、两年或两、三年的差异上,即使按儒家自己的描述让孔子多当两年司寇也无妨。

另外,孔子离开鲁国既不是象这里说的“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便离开鲁国”那么自动、自觉、轻松自在,也不是象这里说的“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那么清高。关于其中的原因,我后面自有交代。

一、孔子在齐鲁夹谷之会上的表现:

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孔子在这段时间的政绩,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政绩,因为他此前此后都没有真正的再当过官儿。首先,关于他在那一年夏天的齐鲁“夹谷之会”上的表现应该是被张冠李戴了,就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为了塑造刘关张的光辉形象不但捏造了一些事实还把别人的事迹(如三英占吕布实是孙坚战吕布等)戴到刘关张的头上一样。

当时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是鲁国的申句须、乐(斤页)两员武将,在夹谷之会中有勇猛表现的也是他们。但我相信孔子也一定极为卖力,煽风点火,因为按他有仇必报的性格,他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向曾经羞辱、迫害过他的齐国君臣进行报复的。然而,仅凭一个文臣的伶牙利齿而能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的郓、鄵、龟阴等土地是不大可能的。这种巨大的实际利益的直接争夺靠的还是鲁国当时的军事实力和那两员武将当时表现出的战志和智慧。不过这些与现在各国领导人的自吹政绩相比也都不算什么,我们普通百姓不也喜欢吹嘘或夸大自己在所参与的项目或工作中的职责、作用和表现吗?

实际上,齐国是为了与鲁国修好关系才邀请鲁国于夹谷会盟,齐国肯归还鲁国的土地也是为了修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此前曾多次联姻,有一定的历史友好基础,但齐国归还鲁国土地或许不是主动进行的,应该是在鲁国君臣提出要求后才还的。强逼之下使齐君还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当时齐国要比鲁国强大一些,除非鲁国君臣准备从此与齐国结仇、开战。

孔子在夹谷之会的表现和作用即使真的如儒家自述的那样,也没有什么很突出的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取得类似的军事或外交成绩的人太多了。外交上,普通百姓知道的就有晏子使楚、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和渑池会等。军事上就更不要说了,那时的军事家多如星辰,不要说与管仲、乐毅、吴起这样的大家无法相比,就是与廉颇、李牧、白起等低一级的小家的成绩也无法相比。但儒家却借此为孔子多戴了一顶军事家的帽子。

最后,如果上述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表现是真的,这肯定会记录在“鲁春秋”(鲁国的历史记录)中。若此,孔子在老年将自己消减后的“鲁春秋”再次编订时(成为‘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春秋’),肯定要保留这一部分。即使孔子不大肆宣扬这一载入史册的光荣历史,孔子的弟子也会大肆宣扬的,其知名度肯定应该高于晏子使楚或蔺相如的完璧归赵、渑池会等。但在儒教独尊、孔子称圣的年代,有“渑池会”这样的著名戏剧,却没有任何关于“夹谷会”的戏剧。

二、作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的政绩:

孔子是作为一个以治国或当官为己任的政治家而闻名的,我们下面还是只讨论孔子的政绩吧。

孔子自称他有治理好国家的主张和学说,其后的儒家们也以“治国、平天下”来激励、标榜自己,我们下面就从孔子从政其间的政绩来看看孔子的政治才能和儒家的治国之道。

首先,孔子治理中都一年,便能卓有政绩,引得“四方则之”,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有不少弟子,通过大量任用他们到各个职位上,便有可能使他的理念迅速展开。

那么他的治理理念是什么呢?便是推行礼教。可以想象,孔子完全有可能把本已被各国称为“礼乐之邦”的鲁国的中都搞得更加人人点头哈腰,打躬作揖,在生丧嫁娶方面更加场面宏大。鲁国各城于是出于好奇竞相观摩,这就象近年让官员们在全国各地互相交流学习,又派官员不停地到外国学习,又象2006年左右派农村的村乡基层官员到韩国去学习新农村一样。除了象中国这些年各地的形象工程能一年便“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外,我想不出仅一年怎能把一个城市搞得如此样板。

我上面关于孔子政绩的推测后来在我读《孔子家语》时得到证明,其原文为:“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按照儒家自己的解释,这就是孔子和儒家到处兜售的治国之道。至此,孔子的治国能力和儒家的治国主张也就不言而喻、不说自明了,孔子在中都宰时那引得“四方则之”的政绩是些什么也就清楚了。

三、作为司寇治理鲁国的政绩:

1、孔子53岁时之为司寇一年而鲁国大治:

据儒教记载,在当了一年中都宰后,象当年引得“全国则之”的山西大寨县委书记陈永贵坐火箭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一样,孔子于52岁时“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在53岁时,只用了一年便“鲁国大治”。在54岁时推行“堕三都”之计,以失败而告终,第二年春即被迫离开了鲁国。其后,再未真正当过任何官儿。

首先,孔子在53岁当司寇一年便使“鲁国大治”,大家一定好奇他用了什么神招奇策。中国在1980年左右的包产到户用了一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与“大治”尚相去甚远。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离大治也还远得很,而且似乎越来越远。孔子上去后,“三桓”割据着鲁国大部分的土地,由各自的家臣负责治理,朝廷的政令能否下达下去就值得怀疑。而且以司寇的身份“摄相事”也有点儿不可思议,何况皇帝有只挂名儿不做事的,宰相却很少有只挂名儿不做事的。当时宰相是季桓氏,孔子又如何代理季氏或绕过季氏而“摄相事”呢?但如果说这完全子无虚有,似乎也不完全正确。

根据儒家自己记述的孔子在一年后离开鲁国之前发生的事(鲁定公13年,春,孔子55岁,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便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可以看出,季桓氏平时还是理朝政的。如果真的常常不理朝政,孔子也不会对这一次的“多日不理朝政”有什么失望的。而且孔子既然在摄相事,那是不需要也不希望季氏天天坐朝理政的。如果真能摄相事,欲施展自己包袱的孔子应该天天期盼季氏不理朝政才对。

因此,我认为季桓氏作为宰相基本上还是比较尽职的,在大部分时间还是理政的。在宰相基本天天理政的情况下,其它人能摄相事吗?我认为不大可能。孔子的摄相事应该是在季桓氏偶而不上朝时摄一下,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把国家一年就“大治”可能性不太大。其间,孔子可以进言献策,但当了多年宰相的季桓氏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就由于孔子的建议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政策而采用激进的改革。中国近期的改革开放就是等第一代领导人过世后才能进行的。因此,即使孔子真有好的治国之策也不可能得到多少采用和施行。

实际上,按“孔子为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来看,孔子应该是在54岁时才当上司寇,并与同年或第二年春被逐。所以,即使在他53岁时鲁国出现了大治,也与他无关。一个检察院院长(司寇)或一个偶尔代理几天宰相的检察院院长根本就没有权力使鲁国大治。

综上所述,我认为只一、两年而使“鲁国大治”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们为了说明儒家确实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而故意编造的谎言。如果孔子真有这样的政绩和履历,他以后也不会去了那么多国家都无官可做,即使捞不到大官儿,总能捞一个小官儿吧。

若孔子真有奇策能一、二年就使鲁国大治,那孔子或后来的儒家弟子把此秘笈藏而不露就太自私了。实际上,他们还是很无私的。秘笈是有的,他们也展露而且使用了。这就是中国用了两千多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大治却是没有的。由于此秘笈的关系,中国不但从此再未大治,而且是越来越不治了。后来经过了百年刮骨疗毒,到了现在也还偏瘫着。

因此,所谓的“鲁国大治”其实是不存在的,若非要说有,也最多是尊卑观念和礼教的推行:下级见了上级要叩头作揖,百姓见了官员要匍伏在地,百姓们相见要打躬作揖;遇到埋葬或娶亲要三姑六姨、七叔八舅的大摆筵席而且在仪式上要象舞台上演戏一样不停地互相弯腰作揖、多次礼让,该走碎步时走碎步,该迈大步时迈大步;在朝堂或衙门要不停地叩拜、不停地全体起立…….如此而已,与真正的“大治”完全背道而驰。

2、孔子54岁时之“堕三都”的策略:

在孔子54岁当“司寇”时,他和鲁侯、季孙氏、叔孙氏及一些其它大臣一起策划了以“加强公室权力”为名的“堕三都”提议:把三桓所建的坚固城堡的城墙都拆低几尺,使之难以防守。季孙氏和叔孙氏由于不满家臣们控制着自家的实权而支持这一措施,鲁侯(鲁定公)为了消弱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的实力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更是大力支持这一措施。鲁定公的上任鲁昭公就是在与这三家的混战中被撵跑到齐国的。

根据《孔子家语》: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其中的“雉”应该是指戴雉毛的士兵。也即孔子认为应象古代的规矩一样,使普通百姓家不得藏有甲兵,大的城市拥兵不得超过一百。

孔子的这一建议虽未在鲁国得到真正施行,但却被后人严格地执行、实践过。通过篡曹魏的天下而当了西晋开国皇帝的晋武帝为了防止各地军事力量谋反,下令各地撤去驻军,每个大城只许保留一百个士兵,小城则只有五十个。这百十号人的驻军连小股的强盗和土匪都对付不了,大股的流寇更是大模大样、肆无忌惮地侵掠起百姓来。在生命、生活都失去了保障,财产又被掠夺一空的情况下,不但游手好闲之人都当了强盗,连本来安分善良的百姓也被逼的群起为盗。很快溪聚成河,泛滥成灾,后来虽经改正,但造成的国力和民力损失还是极其巨大的。

我觉得昏庸的晋武帝(他还指定他的白痴儿子接班儿当皇帝,父子两个一起导致了其后的五胡乱华,使我汉人几乎灭种)的这一指令很可能是完全根据孔子的上述建议施行的,至少和孔子的建议一模一样。

在我看来,“堕三都”也罢,“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也好,都是为了巩固内部统治而采取的弱国弱民政策。

与西晋时华夏一统,国家没有明显且严重的外来威胁不同,当时的鲁国四面环敌,尤其是被齐国多次侵伐。在当时,坚城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除了主动迎击或截击,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围绕着城市的攻防。经常是一个城市的存亡就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国家如此坚固的防御工程,孔子不知取而用之,只知毁而废之,何其愚也!

虽然经过对抗,孟孙氏的城墙保住了,但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垣却被大大降低以致于没有太大的防御能力了。“三都”废了“两都”,孔子让鲁国自毁城墙的作法使鲁国基本失去了有效的防御。正是自此开始,本来还能勉强与齐国抗衡的鲁国迅速成了齐国任意欺凌的对象,不停地遭到齐国的侵袭和蚕食,并最终被齐国消灭。由此也可见孔子有远见卓识,早早地就为中国的统一奠定起基础来。

后来独尊了儒术并切实实行起“家不藏甲”的中国也渐渐衰弱,并被外族无数次地征服、占领、统治。

 

第五章、孔子之“为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

治国有方也好,治国无方也好,都是个人能力问题,而能力总与天分有关,能力低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即使能力低而自以为能力高并自吹自擂或被他人过分吹捧,也不为大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或多或少是这样的。但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或出人头地而用甜言蜜语、阿谀奉承、跑前忙后、卑躬屈膝来讨好上级就显得卑微而可鄙了;而通过向国君兜售大臣们要向国君跪倒三呼、不敢仰视、绝对忠顺、唯命是从的礼仪来摇尾乞宠就十分可恶了;还通过鼓吹这是治国平天下的良策要全国推广形成制度以获取高官厚禄就更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了。

可惜的是,被几十亿中国人膜拜了几亿亿次的圣人孔子就对这三者兼而有之,集天下之大成于一身。不仅如此,孔子还曾徇私枉法、官报私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官员身上几乎所有的丑陋或邪恶行径都可以在孔子这个人身上看到,孔子简直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缩影,更是大部分中国官员的缩影。就此来说,孔子确实应该被中国人和中国的官员们推为圣人。

孔子徇私枉法、官报私仇的倾向和行为有孔子“为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这一历史事例为证。在其54岁为司寇时,孔子不顾别人的反对,挟鲁侯宠幸之威在朝堂上下令处死了当时的鲁国“闻人”(闻名的辩士、学者、名士)少正卯。下面我们就来复原一下这段儿历史。

儒教独尊后人们都被告知孔子是中国私塾甚至学校的创始人,是让平民百姓也能上学、读书的第一人。但这不是真的,私塾和私立学校早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孔子只是追随了“学风下移”这一潮流,象其他许多人一样办学谋生,至少当时的少正卯就比孔子早。

还在孔子默默无闻时少正卯就以博学多知、思想深刻、能言善辩而名闻天下,被称为“鲁之闻人”,并官至“中大夫”。“少正”可能就是他的官衔儿。

当官儿后的少正卯就不能天天讲学了。如果他就此不再讲学的话,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但他亦然时不时地办几个月的讲座或培训班,一来炫耀才华,二来启迪民智,三来挣些银子。他一办讲座和学习班不要紧,却苦了许多象孔子一样在家靠教学谋生的穷先生,因为只要少正卯一办班、一开讲座,全国大部分的学生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去听讲、学习。于是“仲尼之门人,三盈三虚,独颜渊不去”。也就是至少在孔子门下除了颜渊以外其它的弟子都次次跑过去。这让孔子这位老师的面子往哪儿放?但面子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生计比面子更重要。

孔子教学当然是要收学费的,光见面礼就要至少一个“束脩”(十条干肉),而且只要出学费,就来者不拒。《论语》“述而篇第七”的第7段写到: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条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孔子从不搞免费教育或义务教育,交不起学费的一律不收,磕头也不行。现在的义务教育或资助贫困学生等,都有悖于孔子的精神,是西方文化对我渗透的结果。孔子这样做是为了维持生计,并无恶意,大家应该谅解,对人不要要求太高。但少正卯一开讲,孔子就没有了学生,哪里还有学费?没有学费,孔子也就没有了生计,孔子能不担心、气愤?所以孔子会对少正卯怀恨在心也是人之常情。

由于少正卯不办长期班儿,所以那些弟子跑去后有一些还是会回来的,而且少正卯办班儿也起到了为整个教育业做广告的作用,使许多本来不重视教育的人家也重视起教育来了。于是,在少正卯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情况下,孔子的学生反而越来越多了,孔子也就慢慢地松了一口气。但他并不知道这里面有少正卯的功劳,反倒觉得是自己有水平的缘故。

不再担心生计问题后,其它原来不要紧的问题就显得重要了。几个在少正卯的讲座和学习班办完后无处可去又跑回来的富家子弟,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甚至偶而胆敢用少正卯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来反驳孔子,让孔子下不来台。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孔子对少正卯的恨有多深就可想而知了,那简直是咬牙切齿、满怀杀机。但怀杀机的人多了,到时候真正下的了手的却没有几个。少正卯同志的不幸就在于碰上了这没有几个中的一个或亿不出一的一个。

当时孔子和鲁侯主张的、季孙氏和叔孙氏等支持的“堕三都”行动刚开始很顺利,没有什么阻力就拆毁了由于叛乱而军事实力大减的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墙。可是等到要拆不曾叛乱的孟孙氏的城墙时却遇到了坚决反对。孟孙氏和他的家臣公敛处父团结一致,十分不愿意拆掉自己的城墙,于是问计于足智多谋且本来就不支持“堕三都”的少正卯。少正卯就告诉了他们自己反对堕三都的原因,并让他们光明正大地重申这个理由就行了,如果还不行就表明一下以死相抗的决心。

于是,当鲁定公和季桓氏要堕城时,他们就坚称此城是保卫国家、阻挡齐国入侵的重要设施,为了守卫鲁国,宁可一死也要保护此城,绝不允许任何人毁坏它。说的很是义正辞严,无法辩驳,而且守备森严,军队准备随时厮杀的样子。其中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孟孙氏那完整而雄厚的军事实力。这使鲁侯、季桓氏和孔子都束手无策、气愤不已,而少正卯又随声附和孟孙氏,其它的大臣们则都两头不得罪,采取首鼠两端的策略,不做明确的表态。

到了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讨论也没有用了,即使大家都表态支持,也拆不了孟孙氏的城墙,况且许多人都不表态甚至开始倒向孟孙氏呢。孔子本来就对少正卯怀恨在心,少正卯平时在朝堂上的喋喋不休、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更是令自己相形见拙、暗淡无光、嫉恨交加。现在又坏了自己主张的“堕三都”的良策。于是过去教书时的新仇旧恨和现在当官后的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没个去处,便恶念顿生,要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孔子想杀死少正卯可谓处心积虑、蓄谋已久,但要找到机会、想出办法杀死比自己名望大、资历久的人还是不容易的。何况当时还有“刑不上大夫”的规矩。但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心之人,杀死少正卯也让孔子成为打破“刑不上大夫”这一规矩的勇士,受到后人的推崇和赞美——至少我上学时用的历史教科书是对他的这一贡献推崇倍之、大书特书的。

其实不是“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心之人”,而是有心人会利用机会,甚至没有机会也能创造机会。对某事的有心人也往往是对此事欲望强、贪心大的执着者或志向坚定、渴望成功的孜孜以求者。一直渴望杀死或陷害少正卯的孔子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因为通过私下交谈他发现鲁定公和季桓氏也因为少正卯的唱反调而对他颇为反感。

当然,有心和善于钻营的孔子一旦能见到鲁侯就不会放过任何能贴上去猛拍的机会。他不但通过推心置腹地为巩固鲁侯的权力出谋划策(比如“堕三都”之策)来取得鲁侯的信任,还通过装得毕恭毕敬、战战兢兢以及尝饭、咬耳朵等各种在当时拿不上台面的溜须拍马之术来讨鲁侯的欢心。于是,孔子很快就得宠于鲁侯,被鲁侯视为心腹之人。孔子对季桓氏当然也不例外。出于对孔子的信任和对孔子的真心喜欢,鲁侯便告诉大臣们:如果自己和季氏都不上朝时就由孔子代为主持朝政。这可能就是“摄相事”一说的由来。

在看到“堕三都”功败垂成后,鲁侯和宰相季氏都兴致不高,于是连续几天不上朝(可能就是所谓的受了齐国的女乐,多日不理政事的那些日子),这样就由孔子来代为主持朝廷。孔子本来就恨少正卯,现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在下手之前,孔子当然也衡量过其中的后果,但觉得少正卯平时自以为是,很不合群,在朝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而且象自己一样瞧他不顺眼的也大有人在,现在连鲁侯和季桓氏也嫌他呱噪、自大、唱反调,所以杀了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太在意,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报复或后果。

谋定而后动,引蛇先出洞。于是,孔子在准备好了之后就说今天要再讨论一下是否应该“堕三都”,预备以反对“堕三都”为理由杀掉少正卯。但聪明人少正卯也不是浑然无觉,他早就注意到了孔子对自己的敌意,这几天来尤其发现孔子暼向自己的目光充满戾气、令人胆寒,所以加倍小心,尽量闭口不言。但这一天主持朝廷的孔子偏偏点名要少正卯发表一下他对堕三都的看法,少正卯顿感不妙。俗话说,不怕县官儿就怕现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少正卯在危机关头权衡再三,认为支持“堕三都”最能让孔子抓不到把柄,因为如果还象过去一样说反对“堕三都”,孔子可以说他与国君和宰相作对;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观点,孔子可以说他不尽职尽心朝廷的要事。于是,少正卯就说:经过最近几天的反复思考,自己纠正了错误,端正了认识,发现定公、宰相和孔子制订的“堕三都”的策略是正确的,自己现在持支持态度。

少正卯的这一突然转变确实搞了孔子一个措手不及,但也使孔子意识到自己的用心已被少正卯识破。孔子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一次勿要置他于死地,没有罪名也要给他加一个。于是孔子就问少正卯:为什么变了主意转而支持“堕三都”了?少正卯一听,当场就用孔子他们当初决定“堕三都”时提出的理由来回答,诸如可以巩固鲁侯权力、使首都成为唯一中心、抑制私门势力、使家臣无险可凭,然后又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临时多加了两条:“平三家之心”和“使邻国知鲁国兴革当理,知所敬重”。

少正卯越说,孔子越气:你少正卯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待少正卯话音刚落,孔子已勃然变色,声色俱厉地呵斥少正卯:剩下的一“都”已孤掌难鸣,况且公敛处父忠于公室,与其它家臣不同,怎可继续堕之?你巧言乱政、离间君臣、按法当诛!然后就喝令卫士把少正卯推出去斩首!

卫士颇为错愕,众大臣也一片错愕,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大臣们只能结结巴巴地抗议说:卯是闻人、大夫,言或不当,但罪不及死。孔子亦然喊道:少正卯辩言乱政、离间君臣、按法当诛,快快动手!卫士们在孔子以宰相为职权的呵斥和威胁下,只得匆匆把少正卯拖出去,一刀结果了性命。

《孔子家语》或《荀子》中记载:孔子为司寇“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但我觉得“尸于朝三日”(在朝堂上暴尸三日)大概是夸大其词了。

国君通过突然手段在朝堂上剿灭权力过大的大臣的事例比比皆是,臣僚通过勾结好侍卫而在朝堂或路上叛逆作乱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刚刚当了个官就敢胆大妄为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孔子就属于这后一种人,大家熟知的其后的王莽也属于这种人。我发现,这种人往往太自以为聪明、太低估他人的能力和能量、太相信天命也即上天的垂青,从而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别人高级、英明从而可以对别人为所欲为。因此,这种人容易盲目乐观,对危险和不利因素认识不足,比别人容易成功,也比别人容易失败。

王莽自以为天命在我,所以凭着他掌权的姑姑王太后的赏识和依赖,刚刚当官就敢在后宫对其它的太后和王后大声呵斥、责骂,对朝堂上的大小官员也是一个都不放在眼里。这时同样自命不凡的孔子也是如此,他自命是水精转世,在娘肚子里时又有麒麟在梦中呈瑞,说他以后能代周当王。凭着这种对天命的自信,孔圣人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心魄的杀戮,但也埋下了他从此一蹶不振的祸根(请看下面的“孔子去鲁之谜”)。

由孔子杀少正卯这一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精明、冷酷、阴险、凶残,这与儒家千方百计塑造的那个拘礼、守礼、温文尔雅、强调中庸的孔子形象大相径庭。在我眼里,孔子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谦谦君子,反倒是一个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极端分子。“老而不死,谓之贼”的话就出自孔子之口,写进了《论语》。实际上,也只有这种精明、冷酷、阴险、凶残的极端分子才能看出儒教的前途和儒教的奇货可居,才敢置其它治国之策于不顾而大胆地认为单单一个礼就足够了,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人精挑细选的礼仪才能让统治者和权势者不可抗拒、身不由己地赏识、喜欢、推行,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迅速看清人性的的弱点。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能对长期趋势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对事件的短期进展却未必能了如指掌,其后的流亡生涯就是他始所未料的。

 

第六章、孔子去鲁之谜:

孔子进入朝堂(当“司寇”)仅短短的不到一年或最多两年便迅速垮掉,不得不在其55岁的春天匆匆离开鲁国,逃到离鲁不远的卫国。此后孔子饱受颠簸流离之苦,并数次遇到围困和迫害,经常面临无处安身、无处可去、无地能容的尴尬局面,但他一直在各国之间勉为其难地流窜也不回鲁国。一直到68岁时,才在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得到季康子的许可后回到阔别多年的鲁国,73岁时在满怀失望中寿终正寝了。

另有一说是孔子在55岁到68岁之间不是从未回国鲁国。说是孔子曾在57岁时,听说鲁定公死了,便返回鲁国,但在59岁时又不得不再次匆匆离开鲁国。

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但不论是哪种说法,也即不论是10年也好,还是14年也好,孔子在国外最难熬、最困苦、最危险、最无处容身的时间是从59岁到64岁、连卫国也不能呆的五年,常常要化了妆偷偷跑走(“微服而行”)。这段时间他无处可去,但也不会鲁国。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不回鲁国呢?为什么在68岁并不太困难时反而返回鲁国呢?后者或许有“落叶归根”的原因,但也不全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他为什么突然丢了官儿,为什么匆匆离开鲁国来找答案。

对于孔子为什么丢了官儿,儒家的解释是: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 对此,《论语》中写道:“齐国人赠送了一些歌女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多日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了。”(《论语》“微子篇第十八”)。

根据这种说法,孔子是一个高尚、正直、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是因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而主动离开的。可是由后面将要讲到的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孔子在国外再也没有遇到过当“司寇”并能“摄相事”这样的政治机会,再也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却依然赖在国外不肯回来,白白浪费了14年。在这14年中,孔子师徒是哪儿能混就在哪儿呆着,混不下去了才换地方,并不是一看这里没法宣扬自己的学说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离开去寻找能宣扬自己学说或实现自己抱负的新土壤。

柳下惠当典狱官,多次被罢免。有人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按正道事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多次罢官呢?如果不按正道事奉君主,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本国呢?”(《论语》“微子篇第十八”)。 我们的孔圣人难道就没有这么点儿觉悟或认识吗?

孔子离开鲁国实际上与女乐无关,与鲁公和宰相因受了女乐而多日不上朝也无关。看看后来他在卫国更昏庸、更不上朝、更贪恋女色和男色的卫灵公身边一呆就是多年就知道了。何况国君和宰相不上朝反而更能使他为所欲为地施展政治抱负。因此,由于女乐而去鲁或为了施展政治抱负而去鲁之说都不通。

儒家的另一个解释是鲁定公和季桓氏受了女乐后“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个说法有点儿接近事实真相,因为其中有两句话比较接近事实:季氏不想再任用孔子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

这种解释暗含的意思仍然是由于不被重用、不能施展抱负而自愿地无奈离开的。但按照这种解释我们仍然看不出为什么季氏不想用孔子了?孔子去鲁到底有什么不得已之处?如果是因为“不被重用”、“不能施展抱负”而离开,为什么他在至少十年的流亡生涯中一直呆在卫、陈这样的小国、烂国和乱国,长期地更加无所事事反而不再离开?为什么他在流亡中无所事事、无处可去甚至多次遇到生命危险也不回曾经让他施展过抱负、获得了最大成功的“父母之邦”?

况且,讲究孝道、香火和年年祭拜父母和祖宗的孔子难道在逢年过节时就不知道要回去到离卫不远的父母和列祖列宗的坟前烧点儿香火、上上贡儿吗?孝道是孔子仅次于忠的第二大主要主张,在论语中到处可见。比如在论语“为政篇第二” 的第5段写到: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即孔子认为孝就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在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按礼祭祀他们。

因此,即使不是出于真心,但为了贯彻和体现自己对孝的重视,孔子尽可能地做做样子、走走过场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儒教的祖师爷对这种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表演礼仪的机会是不会放过、更不会忽略的。一两年不烧香上贡或许可以说的过去,但常常住在不远的卫国、身体健康的他至少连续十年一次也不回去就说不过去了。

对所有这些种种怪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他的离开不是自愿的,他想回去是不行的。

在我看来,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保命。其所谓的主动周游列国其实是被迫逃亡而矣。

为什么要逃亡呢?因为鲁国已经不容他的存在了。为什么即使那么困苦、常常无处可去、甚至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也不回他的“父母之邦”呢?因为回鲁国后会不仅更难堪,也更危险、更难以生存下去。为什么连应该祭司父母和祖宗时也不回去一下儿呢?因为有人不允许他再踏进鲁国一步。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由“堕三都”和“为司寇七日而杀少正卯”引起的。鉴于鲁国大部分地方已为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所瓜分,鲁定公的前任鲁昭公在试图收回实际控制权时战败被三家赶到了齐国并客死他乡,鲁定公十分盼望“堕三都”能够成功。结果却剩了一“都”无法拿下,心中自是不太满意。季孙氏和叔孙氏看到自己的“都”被破去,而孟孙氏的却留了下来,心中更是觉得吃了大亏,不但面子上过不去,更造成了孟孙氏独大而自己却处于劣势的局面。

于是鲁定公和宰相季氏都闷闷不乐,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就都在家里歇了几天不上朝堂。二人就让深得自己信任的孔子代为主持几天。哪知道仅仅几天的时间却发生了孔子利用特权杀死鲁国闻人少正卯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与“礼仪之邦”的名义全不相符的大事。真是又惊、又气、又急。

鲁定公和宰相季氏又仔细询问了一下原委,发现孔子竟然是以少正卯支持“堕三都”为罪名杀的,于是这惊、气、急就化为了满腔怒火,觉得孔子不但滥用职权,还背叛了“堕三都”策略、对自己不忠。于是,第二天上朝后国君和宰相对孔子一顿呵斥,众大臣更是纷纷指责昨天孔子的独断专行、滥用职权以及置大家的求情和抗议于不顾的穷凶极恶行为。但孔子的“摄相事”是鲁定公和宰相直接做出的决定,于是就不好处死孔子。孔子虽然违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杀了少正卯,但鲁侯和宰相不能因为孔子违背了就跟着不遵守,所以也不能杀孔子。

这样,在“刑不上大夫”的保护伞下,孔子未受刑罚的惩罚,只是被免去了所有职位,并宣布永不再用。同时他的贵族身份也被剥夺,不但逢年过节不会再收到鲁侯分发给贵族的鱼、肉等慰问品(就是所谓的“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也从此不再享有给于贵族的任何特权和保护了。

孔子虽然在杀之而后快之后也觉得有不妥之处,但觉得平时拍足了鲁侯和宰相的马屁,他们应该不会为了一个他们本就不太喜欢的少正卯太难为自己吧。可最终结果却完全出乎孔子的意料,孔子在极大的惊恐中只能抱头鼠窜,到了社会上又受到百姓们和少正卯支持者的唾骂和指责。于是,孔子四面楚歌,匆匆逃离了鲁国,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弟子跟随着。

从此,孔子就变得有国难回了:鲁侯和宰相不容,叔孙氏和孟孙氏也由于“堕三都”的成和败而看他不顺眼,众位大臣也恨他手段毒辣凶残,少正卯的支持者更是恨他入骨,百姓们也不喜欢这个以强硬手段推行繁琐无聊的礼仪的暴吏。

这也是孔子其后到了任何国家都不受那里的君臣们欢迎的原因,尤其是那里的大臣们千方百计刁难、陷害他的原因:谁不害怕一个善于对上级溜须拍马、对下级或同僚心狠手辣之人?

 

第七章、打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大陈规旧律的伟大意义:

由于这不是要讨论的重点,所以在此只作一简述。打破“礼不下庶人”使得普通百姓都被各种礼仪和等级观念所束缚,不但使百姓由于在行为上受到礼的束缚而变得缩手缩脚、失去活力,也把百姓们驯顺成了官吏的奴才、把官吏们变成了可以对百姓为所欲为的主人。同时,还使百姓们因为按照规定的礼仪举行隆重的婚丧嫁娶而耗尽了钱财。

“刑不上大夫”只是一个古训,在孔子杀少正卯之前很久就已经被其它候国的国君多次破坏掉了,但周王朝始终把它视为各候国的国君们应该遵守的一个戒律。在所有的候国中,鲁国大概是最严格遵守周制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能一致遵守着这一古训。因此,严格说来,孔子最多是在鲁国打破这一戒律的第一人。

这一古训的用意在于防止国君乱杀大臣,尤其是好说出逆耳忠言的大臣;也防止一些大臣当权后趁机大肆消灭异己、从而破坏掉朝堂上权力和观念平衡。这一古训虽然几乎从未被严格遵守过,但它毕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减少了国君乱杀大臣的现象,以及宰相、司马乱杀其它大臣的现象。因为这种杀戮大臣的行为至少在道义和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孔子独尊的两千多年里,由于孔子的原因,“刑不上大夫”是受到批判的,从而使得杀戮大臣不但在道义和法理上是正确的,也不再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使这种杀戮变得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就象自从规定了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亲之后使得打老婆、揍儿子变得天经地义、无人敢管一样,从此不但杀戮大臣,连诛其九族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了。就此而言,孔子是造成儒教独尊后彻底废除“刑不上大夫”这一戒律的第一人。

两千多年的实际证明,孔子对“刑不上大夫”这一戒律的连根拔除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造就了无数可歌可泣、忠而见诛的忠臣,还由于导致奸臣当道、智者缄口而加速了旧朝代灭亡新朝代诞生的朝代更替频率,使无数的英雄豪杰有了乱世建功、青屎留名的机会,使百姓们有了更多被杀戮或被饿死的机会。这些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历史,使得谈古论今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爱好,可谓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健心益智、老少皆宜。

 

第八章、孔子是如何周游列国的:

孔子的周游列国就象中国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所受的苦难使孔子在后世获得了大众的同情和认可,是孔子能够被封圣、独尊的心理基础。

据儒家自己的描述:孔子在五十五岁时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在冉有的努力下,鲁国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68岁)。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73岁),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如果真有“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那么孔子后来流亡到卫、陈、蔡、楚等随时面临被侵占命运的国家时就不可能连一个一官半职也捞不到。我们这里不再去计较这些,而是重点来复原一下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我给出的复原结果如下:

在55岁那年的春天,在杀了少正卯之后,孔子匆匆离开了鲁国,只有几个弟子跟随着。他首先到了邻国卫国,卫灵公听说比卫国强大、先进的鲁国的司寇孔子不满鲁侯不重用(孔子自己让人带去的解释)来投奔自己,十分高兴。卫灵公在为孔子接风洗尘后,第二天就虚心请教孔子治国之策,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策,辅以叩拜三呼、低头弯腰之礼。结果象当初的齐景公一样,凡夫俗子卫灵公也无法理解其中的精要,不相信这种既不能强军又不能富民的做法能有任何意义。由此也可知孔子在鲁国当中都宰一年的“卓有政绩,四方则之”以及当司寇一两年的“鲁国大治”即使不是谎言,至少也没有在别的国家引起轰动。“四方则之”也最多是在鲁国内部。

卫灵公比较失望,但觉得能在鲁国这个上国当上司寇,还有这么几个弟子追随的人肯定还是有些真本事的。于是第三天就又召见孔子,请教行兵布阵之法,结果孔子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只好答曰“丘未之闻也。”卫灵公在失望之余又将信将疑,不能确定是不是高人不露相、露相非高人。既然孔子希望留在卫国,卫灵公就按孔子在鲁国当司寇时的俸禄供养孔子,但没有给他任何官职。

据说孔子的弟子原宪曾问孔子什么是可耻。孔子说:“国家有道,可以做官拿俸禄;国家无道,还做官拿俸禄,这就是可耻。”(《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但孔子在贫穷无道、多灾多难的卫国只拿俸禄没有做官,所以不算可耻。

孔子虽然在政治、军事上不能满足卫灵公的期望,但好在孔子在其它方面也颇能满足卫灵公,再加上会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因此也颇讨卫灵公的欢心,孔子他们就渐渐安居下来。但不久从鲁国来的消息渐渐传开,大家都慢慢知道了孔子跑到卫国的真实原因了,卫国的一些大臣就趁机以此中伤孔子,并指出应当提防孔子在卫国也干出大逆不道之事。于是孔子不但失宠,还受到了监视。孔子和弟子们一商量,就决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卷了铺盖不辞而别。

孔子和几个弟子打算去陈国,在路过匡城时,被听信了谣言的百姓围困了5日。孔子趁围困者倦怠后逃离了匡城。沿途听说晋国佛肸在中牟叛乱,他就决定去投靠佛肸。于是不去陈国改而投晋。可是途中经过蒲地时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困。逃脱后,听说晋国的叛乱已经平息,孔子无处可去,又感到外面太危险,就决定重回卫国。

孔子之所以回卫国是因为他在离开卫国时虽然已经失宠,但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孔子也没有得罪过卫灵公,因此卫灵公不会不接纳他。于是孔子就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对孔子的离开还是有些遗憾的,现在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

这次回来后,卫灵公对孔子宠幸有加,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也喜欢上了孔子。可是一年不到,卫灵公在别人的挑拨下又疏远了孔子,嫉妒孔子的大臣们也趁机排挤孔子。无奈之下,孔子只得再次离开卫国。他们先去了曹国,没人搭理,就去宋国。到了宋国也无人搭理,连宋都的城门也不让进。孔子就和弟子们在宋国首都的郊区找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在一棵大树下天天表演礼仪(磕头、三呼、鞠躬、作揖、走碎步等),以期让宋君知道自己的到来。宋国的司马桓魁正得宠于宋君,不欲让孔子来竞争,就派人来杀他们。孔子师徒听到后就赶快藏了起来,那些人没有找到孔子,就砍倒了孔子师徒演礼的大树,并仍然到处寻找,扬言要杀死他们。

孔子和弟子们只好乔装改扮、分散逃跑,预定到郑国都城东门聚齐。结果,孔子技胜一筹,第一个到达郑都东门。孔子在东门等弟子时遇上大雨,守城的又不让进门,孔子只好在雨中淋着,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应曰:“然哉,然哉!”

不久,孔子的弟子们都聚齐了,郑人还是不让孔子进城,他们只好返回卫国。刚到卫国不久,卫灵公就死了,卫国就立卫灵公指定的世子、卫灵公的孙子即位,是为卫出公。而从卫国逃到晋国的旧世子(卫灵公的儿子、卫出公的父亲)听说卫灵公死了,就借了晋兵在阳虎的协同下来争位。晋国强大,孔子认为卫出公必败,由于担心仇恨卫灵公和南子的旧世子会加害自己,就匆匆逃离了卫国。

由于陈国有个老关系,孔子他们就去了上次没有去成的陈国,是年孔子六十岁。孔子他们在陈国颇受礼遇,享有很高的俸禄,可是只住了一年左右,就遇上吴国攻打陈国,孔子便带着弟子们赶快离开,前往蔡国。在蔡国住了一年左右后受到冷遇,又转投叶国。在叶国闲混了些日子后又呆不下去了,只得由叶国返回蔡国。蔡国君臣听说孔子又要回来,就派人阻挡孔子,不让他回来。孔子只得改投陈国。可是陈国君臣对孔子面对吴国入侵不但不出一谋反而临阵脱逃的行为十分生气,对孔子在逃走后的巧言辩解(“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更是怒不可遏,于是也派人来围困孔子。

孔子师徒被围困在陈蔡之间,前后都进退不得,绝粮7日,只好让子路杀了一个人来吃(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子路在孔子的指点下杀了一个巨人,那个人死后变成了一条鱼,孔子师徒就享用了它)。最后子贡找到楚国人求救,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到了楚国。是年孔子63岁。

由于在楚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还受到楚国大臣们的不断排挤,孔子就十分思念在卫国的时光。一打听才知道卫国的旧世子并没有打败新世子(卫出公),新世子得到了齐国的支援,现在新旧世子已处于稳定的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南子听说孔子在外面混得很差,就让孙子卫出公派人请孔子回去。

孔子一听卫出公来请,高兴的忘乎所以,觉得不但能过安稳日子,说不定还能给个官儿当一当。越想越美,就不断幻想回去后会是什么样的好日子。他对大家说,到了那里一定要作作样子、摆摆谱儿,要“席子放的不正、不坐”,“肉割的不方、不吃”,并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敬重,也才好执政、施令。孔子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里所说的要有名分就是要有堂堂正正的官衔儿,不能再象卫灵公那样只给俸禄不给官职。就这样,孔子和徒弟们满怀希望和憧憬由楚国向卫国进发,是年孔子64岁。

回到卫国后,孔子才发现卫出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当官更是一厢情愿之事。至于南子有没有再召见孔子相会就不知道了,想来二人都老了,见面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孔子没有当上官儿,很失望,又看到卫国一副乱象,虽然新旧世子暂时相安无事地各据一方,孔子还是没有一点儿安全感。孔子特别害怕齐或晋会煽动各自支持的一方再开战火,迫切地感到需要备好下一个去处。他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由于鲁国当初的国君鲁定公和当初的宰相季桓氏都已死去,当时的大臣们也所剩不多了,孔子认为时隔多年、物是人非,重返鲁国并不是不可能了,就派自己的弟子冉求携带了在卫国积攒的大部分钱财,掩盖了身份,回鲁国打探消息、相机行事。

俗话说钱能通神,再加上冉求善于交际,于是就不负所望地渐渐混出了头地。4年后,在孔子68岁时,鲁国打败了齐国的一次入侵,冉求立了些功,便趁机向宰相季康子提出请求,希望能允许自己的老师孔子回鲁。季康子虽然对冉求是孔子的弟子稍感吃惊,但一来正高兴,二来考虑到孔子已经老迈将死,三来虽然知道这人不咋地但也毕竟没有和自己作过对,四来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不忍拨了冉求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

孔子知道后很高兴,高兴之后又想到当时被撵了出来很是丢人,如果这次能稍微风光着一些回去,以后在鲁国为人行事会方便些,说不定还能复出呢。冉求在听说了孔子的意思后就又破费了一些钱财,让一个在季康子面前很混得开的人和自己一起去向季康子说情,问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师的面子,派个人去迎接一下。季康子一听,那就好人做到底吧。冉求又给了去迎接的那个公人不少小费,然后让他再带上一些钱给孔子,到时候就说是宰相季康子给孔子的聘礼。这样,孔子及其弟子就对外吹嘘说,孔子是被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回的。

终于,孔子在68岁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在14年后再次回到了鲁国。5年后,在73岁时,患病而卒,最后时光也算是安度而过的。 

 

第九章、孔子对忠之身体力行:

“忠”和“孝”是儒教的两个基本点,“礼”是儒教用来实现和体现“忠”和“孝”的手段和形式。对此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或没有多大异议。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次要的或衍生的,都不是儒教的中心或核心。儒教的中心或核心是“为己”,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师从孔孟而不知道孔孟之道的核心的人,算不上真的孔门弟子。知道儒教的许多条条框框但不知道什么是儒教核心的人,算不上真的懂儒教。由于后来的儒家弟子都或故意或无知或心照而不宣地不提这个中心或核心,使得儒家弟子虽然都言必称孔孟,尊孔子为开山鼻祖,但有不少愚直之人在许多方面都偏离了孔子的初意。这就象道教的人都自称是老子的传人却离老子的思想相去甚远、用老子的治国之道练长生不老一样,都是事物在前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偏移。

儒教对孔子思想的偏离不仅仅表现在对“为己”这个中心的忽视,还表现在(由此所导致的)对孔子所认为的“忠”的偏离。根据《论语》等对孔子言行的儒家正统记载,孔子对忠的认识明显不同于其后儒家弟子的理解。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后来的儒家弟子能象孔子一样来认识忠,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会光明许多,但如此以来儒家弟子也就无法垄断中国官场了。

下面我就孔子所认为的“忠”的一些特点进行一些总结和归纳,供大家参考或思考。

1、不死忠:

根据“为己”这一核心或中心原则,从根本上来说“忠”是为了使自己能获得荣华富贵,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忠是有限度、有条件的,至少是不能用自己的命来效忠的。后人有的实践“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信条,通过拼死效忠来造福子孙,认为那也是“为己”,但这种行为并不是孔子所主张的。

孔子本人是一个比较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基本从不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不支持舍己为家的做法。在他看来,那样做是“为家”而不是“为己”,他认为“为己”高于“为家”,不能为了家或任何其它人过多地牺牲自己。后来的儒家弟子中有些人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儿,出现了为名或家而献身的现象。

名声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钱财也好,他们可能是你的,却并不是你。孔子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命,如果命都没有了,名声、家人、钱财等还有何用?争取名声、家人、钱财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生命、使生命更好地享受生活,决不可反过来为了名声、家人、朋友、钱财等牺牲生命。

与此相似,忠也是为了生命和为了让生命享受,绝不可为了忠来牺牲生命。因此,一旦遇到生命危险,孔子就会扔下国君逃之夭夭。

孔子在35岁时来到齐国,受到齐景公的接见,向齐景公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方针,颇受齐景公的赏识,虽未封官,但给于俸禄。37岁时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求救于齐景公但齐景公拒绝保护他,孔子毫不犹豫,马上就离开了齐国。后来他在逃亡生涯中,也是一遇到来自其它大臣的生命威胁就马上逃离。

在14年的流亡生涯中,对孔子不错的国君只有两个,最好的是卫国的卫灵公,次好的是当时陈国的国君。在卫灵公死后,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即位,对孔子的一切待遇和俸禄都不变。不久,卫灵公的儿子在鲁国叛臣阳虎的帮助下带着强大的晋兵杀向卫国来争位。孔子一见,马上就带着弟子逃离了卫国。逃到陈国后,受到陈国国君的礼遇,享有不错的俸禄,可是刚过了一年左右,就遇上吴国侵略陈国。孔子一见,二话不说带着弟子又逃离了陈国。

由此可见,死忠和愚忠都不是孔子所欣赏的,孔子视之为愚蠢。孔子所主张的忠是有限度的忠,是以不危及自己生命为条件的忠。如果孔子在世,孔子在满清围大明京城时肯定第一个逃离;在日本入侵中国时肯定比张学良和韩复榘撤退的还快。

后来的孔门弟子大都远不如孔子潇洒,他们或太精于算计、思前想后以致甘于冒险,或太爱惜家人、钱财和名声而甘愿飞蛾投火。他们认为如果在危急时能守在国君身旁效忠,虽然冒险但事后的回报也巨,即使自己不幸死了,自己的后人还是可以享用的,这样的买卖还是值得一试的。还有一些人则错误地认为“死忠”、“愚忠”才是真正的、最高境界的忠,并加以追求。这几种情况加起来,后来就出现了不少死忠、愚忠分子,引得后人或叹息、或慷慨、或嗤笑。这些人只能算是孔子的不肖徒孙。

2、不专忠:

孔子认为一生所能效忠的国君的数目没有上限,想多少就多少,需要多少就效忠多少。孔子年轻时在“父母之邦”鲁国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就在35岁时去效忠齐景公。在55岁被免去司寇的职位后就跑到卫国效忠卫灵公,其后还效忠过陈、蔡、楚等国的国君。

因此,孔子的“忠君”并不是只忠于父母之邦的国君或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君,而是可以不停地换,可以忠于无数多个“君”。孔子提倡的忠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后人所认为的忠,他的忠乃是谁给我俸禄、我就侍奉谁,谁给我官当、我就帮助谁,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有奶就是娘”,或谁给钱就给谁办事、谁给饭吃就帮谁打仗。可惜的是,后人没有明白这一点,或者是虽然明白但为了某种原因或利益故意按自己的需要篡改了。

3、不君忠:

在孔子看来,要效忠的人不见得非要是国君,叛乱的大臣、家臣或军阀等只要条件不错、有机可趁、有利可图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投奔、效忠。因此,他的忠不是唯君而忠、非君不忠。

孔子强调臣子要无条件地忠君,视臣子的篡位为大逆不道,但孔子认为侍奉或效忠叛乱、篡逆之臣却是无妨的。孔子50岁时,鲁国的公山不狃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但被子路拦住,孔子就没有去成。子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建立一个类似周王朝的王朝。”(见《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5段)。

由于没有去成,孔子很绝望,就说出了“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自暴自弃、垂头丧气的话。但这只是暂时的,孔子从不真正的自暴自弃。实际上,孔子直到死前两年(71岁时)仍不服天命。这年春,鲁人狩猎获麟。孔子认为不是好征兆(因为他母亲怀孕时曾梦见麒麟),说:“吾道穷矣”,似乎此时才知天命。但到了六月齐国陈恒弑齐君,孔子又多次上书鲁君及三桓,请求出兵讨伐,只是未获允许。其请求讨伐是假,借机使自己重新获得重视才是真。

后来,佛肸(bìxī,晋国大夫范氏家臣,中牟城(约在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的地方官)反叛,孔子又打算前往,结果又被子路阻拦。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你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

孔子对子路再次阻止自己十分生气,说道:“是的,我有过这样的话。但不是也有人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还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见《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之第7段)。孔子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么个工具,怎么能不让人用呢?让谁用不是一样啊?”我想他真正关心的不是自己这个葫芦赶快被人吃,而是赶快让自己吃、让自己当官。他实际上想说的是:“我难道是个没口的葫芦吗?你怎么三番五次地阻拦我?怎么能只许别人吃而不让我吃呢?”

在几经争论后,孔子毅然动身前往,结果还没有到达,佛肸的叛乱就被平息了。孔子说:“可以和一个鄙夫一起事奉君主吗?他在没有得到官位时,总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如果他担心失掉官职,那他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见《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15段)。实际上,孔子不但可以和鄙夫一起事奉君主,而且还可以侍奉鄙夫一样的君主,甚至侍奉如公山一样的鄙夫做君主。孔子虽然“没有得到官位时,总担心得不到”,而且为了官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由于不符合“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它”这一点儿,孔子不能算他自己定义的“鄙夫”。

师父认为可以忠于叛乱、篡逆之徒,徒弟必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不但孔子愿意侍奉乱臣,孔子的弟子也曾参与多起叛逆。比如其弟子石乞曾作为主谋参与过两起叛乱。第一次是他在卫出公(卫灵公的孙子)的大臣手下做事,却帮着卫庄公(卫灵公的儿子)夺了卫出公的位。在卫庄公被卫人赶走后,石乞又投身到楚国白公的门下,做了白公胜的家臣。随后白公在他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杀死了正、副宰相,囚禁了楚王。但由于不得人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上面那个多次阻止孔子的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中最刚强、正直的一个,他在孔子回到鲁国后留在卫国当了掌权大臣孔悝的家臣。后来卫庄公(儿子)潜回卫国首都,挟持了孔悝,赶走了卫出公(孙子)。子路听说自己的主人孔悝被挟持了,就匆匆赶来相救。不论对手是谁,他只认自己的主人。当时虽然卫出公匆匆跑出了都城,但局势仍然十分混乱,卫庄公不敢轻举妄动,就和石乞、孔悝等人一起呆在一个高台上观望局势。子路闯过来,高声叫喊,让孔悝出来,但孔悝不敢。子路就欲放火烧台,卫庄公十分害怕,就派石乞和孟黡出来一起杀死了子路。(我难以相信孔子的弟子竟然由于各为其主而互相残杀,但据说就是如此。不知这是否有误,希望以后能有人确认或纠正一下。)

返回鲁国的孔子听说卫国再次发生内战,就感到他那个留下来做了卫国大夫的高柴会象自己一样聪明(“知大义”)地跑回来,而鲁莽、愚忠(“好勇轻生、昧于取裁”)的只做了大夫家臣的子路却可能殉难(“柴也其归乎,由也其死乎”)。果然如此。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也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求财得财、求官得官。孔子师徒热衷于当官儿,他们中就确实有不少人或当了官儿或当了官儿们的心腹家臣。上述石乞、高柴、子路等就是例子,后来儒家弟子垄断中国官场的现象也是实实在在的例证。

4、不实忠:

根据《论语》等儒家典籍所记载的孔子的行为,我还发现孔子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忠,而不是实质的或内心的忠。

孔子认为实质的或发自内心的忠是愚蠢的、错误的,向国君进谏言或为国君效死力、拼死命等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孔子认为忠应该是以不危及自己生命的形式通过讨国君欢心、让国君喜欢,从而使国君认为你忠。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忠才是真正的忠、正确的忠、值得提倡的忠。

根据上述“孔子对礼的具体贡献”等所述的孔子对待鲁定公等的行为可知,孔子提倡、奉行的忠就是以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等讨国君欢心的手段来让国君知道自己忠于他的忠。其它的如以死尽忠、以谏尽忠、以功尽忠、以劳苦尽忠等都不是孔子欣赏的,至少不是孔子自己所肯做的。孔子认为这样的忠虽然感人,但是是愚蠢的。这通过孔子在知道卫乱后对高柴和子路的评价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孔子认为高柴“知大义,必能自全”,也即不会愚忠,会跑回来,而子路则“好勇轻生、昧于取裁,其死必矣。”,也即鲁莽、愚蠢,必然死忠。

孔子选择并提倡的那些用于朝廷活动的礼仪也是在执行使“忠”表面化、形式化这一原则。比如,见了国君要先磕头,五体投地地磕头,使皇帝产生高高在上、被奴才绝对服从的快感。如果能用头把地碰出嘭嘭的响声,国君听见了更会情不自禁地笑一笑,对你的好感又会加重一层。这样,你让国君高兴了,国君就会喜欢你,就会认为你忠。“笑一笑、十年少”,让国君变年轻本身就是在尽忠。

国君认为你忠,你的行为才算忠。难道国君认为的忠不是忠,你自己认为的忠反倒是忠吗?这样的想法不正是叛逆、造反的行径吗?哪里还能算得上忠呢。同样,只有国君认为的不忠才是不忠,你和别人认为的不忠则不一定是不忠。

大臣给国君提意见,如果国君不喜欢,就不要再提了。反复地提,惹得国君生气,认为你不忠、不敬,你的行为就是对国君不忠、不敬。把一个不忠、不敬的人拉出去砍了,于法于理都是正确的。被砍的人觉得冤,后人也觉得冤,只能说明被砍的人和后人都是愚昧无知之人。

孔子说过:‘给朋友提意见,提一次不听就不要再提了,免得自取其辱’;‘按照“道”的要求来给国君提意见或做事情,如果国君不喜欢,就不要再说或再做了,要适可而止’。

因此,在孔子看来,象伍子胥之类的屡次顶撞、批评国君的人不但愚昧,更是不忠。孔子经常说:‘同别人谈话时要不断地察言观色,以了解别人的所喜和所恶,做到只说使别人高兴、喜欢的话,不说使别人反感、讨厌的话’。所以,所谓的逆耳忠言啦,冒死进谏啦,对普通人都不应该做,何况对自己的国君呢。

总之,孔子认为忠就是要“事君以礼”。冒犯国君、使国君生气的言行不符合礼的要求,不是忠。对国君的忠要通过礼来体现,要按礼节所规定以磕头、低头、弯腰、屈膝、唯命是从、在国君面前以轻快小心的小碎步走路等方式对国君恭顺、谦卑、服从,这样就做到忠了。除此之外,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弯腰屈膝地为国君尝饭、打伞、擦汗、提包、开车门等各种体贴入微的方式效忠、尽忠。

这些都是孔子选定的“礼”所规定的,也是“礼”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按照这些“礼”来服侍国君就是忠了。因此,孔子的“忠”很简单,是形式上的,不需要动不动就掏心窝子,更不可以言辞冒犯国君。这样看来,孔子是个“形而上”主义者。

孔子虽然也认为这样做可耻(“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式,低三下四地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但为了“己”和“忠”可耻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5、可自忠:

上面我们在“不君忠”中提到孔子在50岁时想去辅佐叛乱的公山不狃,但被子路拦住,没有去成。子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建立一个类似周王朝的王朝。”

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要辅佐公山不狃建立一个新王朝。但要建立新王朝就要先占领鲁国,然后还要击败其它大国,然后才能废除名存实亡的周王朝,树立一个新王朝。这显然是一系列的篡逆行为,不但要帮助公山不狃篡了鲁侯之位,还要帮助公山不狃篡了周王之位。这虽然对鲁侯和周王不忠,但对公山不狃则是忠。如果公山不狃当了侯或王,孔子不就是大大地忠于候或王了,不就是大大的忠臣了吗?所以,不忠是为了忠,不小忠是为了大忠,是谓忠。

其实,孔子说这句话并不是偶然的,据说他母亲怀孕孔子时曾屡有奇梦。由其梦可知孔母也是个官迷,这也是她在不到20岁时就自报奋勇地嫁给孔父这个年近70的老贵族的原因。孔子对官职的迷恋和热衷应该颇受其母的熏陶、教诲和遗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梦就是:见五老人列于庭,自称“五星之精”,押一兽,似小牛而独角,文如龙鳞,向徵在(孔子母)而伏。口吐玉尺,上有文:“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徵在心知其异,以绣帕系其角而去。醒后告诉了孔父,孔父说那个兽应该是麒麟。

孔子所说的“要在东方建立一个类似周王朝的王朝”实际上就是在表达他对他母亲那个梦想的追求:“继衰周而素王”,也就是孔子要继周称王。当时他只能说要帮助公山不狃,但自己徒弟成群,到时候取代公山不狃让自己当王,那自是易如反掌。

有个外国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帝王的百姓也不是好百姓,况天生异兆如孔子者乎。既然“为己”是核心,“忠”和“孝”是两个基本点,那么最高级的统一就是自己当皇帝、国王或国君了。因为这样做最能“为己”。而且“忠”也是忠于自己,“为己”也就是忠,何况还要别人也忠于自己呢。于是“忠”和“为己”就实现了最大的统一。致于“孝”,这种光宗耀祖、百年不遇的大喜事自然更是孝了,不但可以使自己祖宗牌位前和自家祖坟上的香火冒高些、冒大些甚至天天冒,还可以生无数的后代,不但不用担心祖宗享用的香火的断续问题,还能让祖宗享用无数的跪拜,每次跪拜祖宗的人要排上好几排。

因此,根据孔子的言行和信仰,“自忠”,也即使自己得到自己和别人的“忠”,才是最高级的“忠”、最真正的“忠”、最大的“忠”。由于是最高境界,要达到总是最难的。由于实现自忠的条件很严苛、机会很难得,所以“自忠” 不是无条件的、盲目的自忠,而只能是在条件许可时争取自忠。我想,这可以是孔子之忠的“可自忠”吧。

 

第十章、孔子的私生活

据《史记》和一些儒家书籍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结果在学说、追求和品行上都挨了一顿批。史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上述老子的话似乎有点儿咄咄逼人,如老子教训儿子一般,比较刻薄、无礼,让人看了感觉不是很好。但孔子却并不生气,回去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也!”

墨子写过一个“非儒”对儒家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用了许多诸如:大逆不道、胡说八道、虚伪奸诈、污邪诈伪、不仁不义、大奸人、小人等词,比鲁迅的文章在攻击力和杀伤力上强百倍以上。看来2500年前的文人说话要比现在更火爆,更直截了当、不留情面。老子对孔子的评价在当时应该算比较客气的,否则按照孔子的性格决不会不生气的。孔子对老子的这一评价使得道教在儒教独尊的年月中仍能流行、壮大,没有象墨教等一样遭受灭顶之灾。由此也可知尊重别人(包括仇敌)、留口德以及不要太嫉恶如仇、是非分明还是有好处的。

按照老子的评论,孔子的学说是腐朽、过时的,脱离社会现实,不可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孔子本人又太过骄傲自满、贪图富贵、利欲熏心、野心勃勃,让人反感。但“多欲”、“态色”与“淫志”等字似乎也在影射孔子私生活上有不检点之处。老子或许对孔子的私生活有意见,但在当时这并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指标,所以最多只能影射,不能直说。

在汉朝以前,中国人对私生活(也即非公开场合的、在外人看不见地方的生活和行为)是十分宽容的。他们普遍认为私生活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外人无权指责或过问,更不能根据私生活来处罚一个人。那时候,评价一个人或奖罚一个人只能根据他的公生活。不象现在,通奸、在家里看黄片儿等都会受到逮捕或处罚。

我认为只要是自愿的,不论是自慰、同性恋、通奸、多人性会战,还是看黄色小说、看黄片儿等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力。在没有违背别人意愿、损害别人身体和利益的情况下,人有和动物一样的性权力,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可以用身体来挣钱或换取其它利益。

因此,我下面对孔子的私生活绝无讽刺或挑剔之意,就更不要说指责或批评了。不论是对别人的私生活,还是对孔子的私生活,我喜欢窥探、了解,但决不指责或嘲笑,而是一律采取宽容、理解、尊重的态度。

1孔子与南子:

孔子比较著名的花边新闻就是与南子的那段关系。我们很难断定孔子是不是喜欢南子,但南子却是喜欢孔子的。有人认为是孔子在侍奉南子,但如果孔子愿意,这又何妨。

孔子主张要忠君,在国君没有意见或国君鼓励的情况下侍奉一下国君的老婆也自然是忠君的一部分。实际上,孔子始终主张要尊重、重视妻子。他认为妻子有传宗接代从而使供奉祖先的香火年年不断的功用,所以主张:‘迎娶妻子时,丈夫应以仆人的打扮亲自赶着马车去迎娶,要手拉着缰绳,亲手把马车上的扶绳递给她让她上车,丈夫要站在下面象仰望父亲一样仰望她。回到家后要举行隆重的婚礼,要象供奉、祭司祖先一样严肃、认真、满怀敬意’。致于后来和现在的虐待妇女、歧视妇女的丑恶现象基本和孔子无关,主要始于汉代盛于宋代。

那么,南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记载,南子为宋国人,貌美而淫荡。在宋国时便与宋国的公子朝相通。即使嫁给卫灵公生了世子后,仍旧情不断。卫灵公为了取悦南子,还常常召宋朝与南子相会,以致于声名狼籍,为愚民们所耻笑。他们的世子儿子羞愤难耐,想派人刺杀南子,但因保密措施不够,被南子发现。卫灵公于是驱逐了世子,立世子的儿子、自己的孙子为新世子。旧世子跑到了晋国,后来在卫灵公死后便上演了一出父亲(即旧世子)与儿子(新世子)争位的闹剧,然后又几经动荡,最终导致卫国人民心甘情愿地把卫国归附于赵国。或许在只会咒骂女性的愚昧男性看来,南子和妲己差不多,也是红颜祸水,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难道女性就不能有追求性福的权力?致于国灭,那是男人自己的蠢笨造成的,不干女性的事。

虽然旧世子的行刺没有得逞,卫灵公对自己也毫无责怪之意,但经此挫折,南子也难以再约会宋朝了,而卫灵公又自有所好,南子就十分寂寞。于是,在孔子第二次进入卫国后,在卫灵公的帮助下,南子马上召见了孔子,从此开始了频频的毫无遮拦的约会,其间卫灵公也时常过来凑凑热闹、助助兴,搞一个多人会战。尽兴以后,卫灵公甚至时不时地搞一个三人游,自己与南子同车而出,使孔子陪伴。以致于在闹市穿过时,集市上的人有时会喊:“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得耶。”之类的话。意思大概是:“同车的那位真有姿色啊!陪车的那位真有美德啊!”或:“同车的那位真有姿色吗?陪车的那位真有美德吗?”

不管具体意思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讥笑之意。南子名声不好,孔子所主张的也深为当时的百姓所痛恨。孔子也知道这是在嘲笑他们,但孔子对嘲笑的含义则另有所见。他为此向卫灵公抱怨:“君之好德不如好色。”意思是:“(人们都在说)你对君子的爱不如对美女的爱”或“你爱美女甚于爱君子啊”。按现在的话儿就是:(大家都说)你爱美女南子甚于爱美男我呀!

孔子为什么这么理解呢?我想,他大概把理解的重点放在了“同车”于“从车”的比较上了,“从车者”在国君心目中的地位显然没有“同车者”高。孔子因此觉得卫灵公更喜欢的是“同车者”而不是“从车者”,有争宠或失宠之意。

在我看来,孔子的这一质问所产生的心理效果非同小可,决不比子瑕把自己咬了几口的桃子给卫灵公吃逊色。试问,如果不爱,怎会吃醋?是谓:吃“余桃”美味,品子瑕真爱;听“从车”幽怨,听孔子风情。致于子瑕因此得官掌权,孔子却只能得禄消闲,则不一定是孔子手腕不够,更可能是其它原因了。

在流浪期间,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多次召见之事为当时的君臣之礼所不容,也被当时的士人视为耻辱,更受到普通百姓的嘲笑。他的弟子子路也严辞批评孔子,后人对此也多有指责。但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心胸狭窄、头脑愚钝之人,既不知道生命为何物,也不知道什么是通达,属于只能活在别人的评论中的俗人、庸人。人生苦短,在不伤害别人甚至是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尽情地男欢女爱呢?

更何况,助人也是助己。在14年的颠沛流离中,孔子在别国都基本无法呆下去,唯独卫国不但从未主动赶走过他,有时还会主动邀请他,而且只要他在,就有他的俸禄。我想这与南子的庇护应该有些关系吧。至于他讲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则纯粹是打情骂俏之话,并没有歧视妇女的意思。

闲下来再来解决一个疑问,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嘲笑卫灵公、南子、孔子的三人行呢?

这要从2500年前社会上的人们与现在的人们在观念上的诸多不同说起。现在的下级如果能陪同领导及其家人出去玩儿,那是无上光荣的事,人人都梦想的。但那时候的士人和大夫却极其强调个人尊严,是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的那种人。在当时,作为一个士人,更不要说鲁国的前司寇大人(大夫的身份),象家臣或内侍一样陪伴国君夫妇嘻嘻哈哈地去游玩是一种贬低和侮辱。

齐桓公有一天晚上喝酒不能尽兴,就带着酒具和人马去敲管仲家的门,管仲黑着脸问他有何公事,齐桓公说没有什么公事,只想找个人一块儿喝酒尽兴,结果被管仲严辞拒绝:我作为国家的官员,职守只在于为公为国,若有公事定会责无旁贷、生死以之。但国君的私事我则不敢效劳。并指责齐桓公不该为了私事半夜打扰大臣。齐桓公只得离去,又去了另一个大臣之家,也被严辞拒绝。齐桓公无奈只好去了另一个专投他所好的大臣之家,吃喝玩乐了一通,尽欢而去。

国君找上门来要求一块儿喝酒,管仲还能以要求不当为由而严辞拒绝,而我们的孔子则以能陪国君夫妇游玩而荣幸不已,至于日夜陪国君夫妇吃饭、喝酒、弹琴以及做爱就更不用说了。孔子在鲁国时不就主动为鲁侯尝饭吗。

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与管仲的那一套完全不同,与孔圣人身体力行的那一套则一摸一样。在后人看来,国君或上级能屈尊找上门来和自己一块儿喝酒,那可是天大的荣幸,岂止“蓬筚生辉”,更是光宗耀祖,要世代炫耀的。我爷爷的爷爷去县城见县太爷,由于是举人的身份不用下跪,彼此行平礼。就这么一件小事,到了我小时候还能听村里人津津乐道、羡慕不已,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

致于现在,领导让我去陪着游玩,那是看得起我;领导不找我玩儿,我也要请领导玩儿;领导家里不需要帮助,我也要寻找机会里里外外地帮领导的忙。实际上,现代人的这种德性都与孔子相似。就此而言,我们与其说是“炎黄子孙”,倒不如说是“孔丘子孙”。

另外能旁证孔子与南子有密切交往的就是孔子与由于行刺南子而被驱逐的旧世子(卫庄公)的矛盾。由其派人行刺亲生母亲的行为可知,旧世子对其母亲嗜好男色是深恶痛绝的。如果孔子与南子有男女之事,必会被旧世子痛恨。反之,如果孔子与南子仅是见过一、两次面,没有官职无法参与朝政的孔子是很难和旧世子有所冲突的,被旧世子仇恨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仇恨也不应该太深。事实是,在卫灵公死后,当旧世子带着晋兵来争位时,无官无权的孔子吓得马上就带着弟子逃离了卫国,而其它有官有权的人却淡定得很。除了胆小、惜命之外,也说明了孔子对旧世子的害怕,怕旧世子会杀了他。

能说明旧世子仇恨孔子的另一件事就是旧世子赶走新世子并杀了试图反对自己的子路后,旧世子(卫庄公)很快就派使者给在鲁国养老的孔子送来了礼物。使者说:‘寡君新立,由于敬慕夫子,特来敬献奇味美食。’由于是国君送来的东西,孔子就按礼恭敬地对着礼物拜了两拜才打开,打开一看是腌肉。孔子叫人赶紧盖住,问使者:‘这难道是仲由(子路)的肉吗?’使者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孔子说:“非此,卫君必不以见颁也。”

如果卫庄公仅仅是仇恨子路反对自己,把子路杀了也就算了,似乎没有必要如此伤害、打击、惊吓、羞辱子路的师父,何况子路当时是单枪匹马、并没有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猜测,仅供大家参考。

2、孔子与卫灵公:

由上述可知,2500年前的卫灵公是个观念比我们更开放、先进的人。他的男女在性方面是平等享受的看法要比21世纪正在通过网络看新闻、聊天的男人们的观念更接近事实。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认为性爱是男人在占女人的便宜,更有甚者,竟认为是男人在侮辱或糟踏女人。卫灵公显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主动帮助南子与宋朝约会,也帮助了南子与孔子相会。如果卫灵公认为这是别的男人在欺负、糟蹋自己的老婆,他还会这样吗?现在的男人一听戴绿帽子就又惊又吓、又气又急,卫灵公为了自己爱人的幸福,不但主动戴绿帽子,而且觉得戴的越多越好。现在的男人谁有这样的胸襟、胆量、认知和爱心?

熟悉卫灵公的人可能不多,但“余桃断袖“这个描写同性恋的成语的前一半儿要归功于他。“断袖”说的是有一天,汉朝的一个皇帝和自己喜欢的男子一起睡午觉,结果睡得过了上朝的时间,又有太监来告诉皇帝说有人要奏禀。皇帝想起身,发现自己的衣袖压在那个男子的身下,不愿意惊醒他,就用剪刀剪断了衣袖,穿着只有半截儿袖子的衣服去上朝。而“余桃”说的则是卫灵公。

据说卫灵公好男色,他最喜爱的一个男子叫弥子瑕,子瑕也因宠而有权。有一次弥子瑕吃桃子,吃了一半觉得真好吃,就把吃了一半儿的桃子塞到卫灵公的嘴里,让卫灵公也享受一下这个桃子的鲜美滋味。高兴得卫灵公见人就说:子瑕真是喜欢我呀,一个桃子好吃,子瑕只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都给了我!

迂腐的大臣们却对此嗤笑不已,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把自己吃过的东西给另一个人吃,那是大伤风雅、颇失庄重的,不但自己行为轻浮,也是对对方的大不敬——这当然是我们这些满桌子夹菜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而那时的卫灵公身为一国之君,竟然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并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然就受到了大臣们的嘲笑。在我看来,卫灵公乃至情至性之人,怎会在意这些迂腐的穷讲究,在发现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后,大喜若狂,想与人分享这份儿幸福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卫灵公究竟与孔子有没有这么一层关系呢?我想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胡适(或者是他的老师杜威先生)说过,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人就根据楚王与宋玉的同性恋关系,推测楚王与屈原也是同性恋关系,并说屈原是由于与宋玉争宠失败而自杀的。我们也不妨大胆地假设一下卫灵公与孔子也有同性恋关系,然后看看有多少证据,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卫灵公为君、孔子为臣,而且是孔子来投奔卫灵公,所以卫灵公处于主动地位,能不能发展为情侣关系就要看卫灵公会不会喜欢孔子了。那么,在卫灵公眼里,已经55岁的孔子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男人会喜欢的女人往往是:漂亮的、有名的、有才的、有财的或有权的,女人喜欢的男人往往是:英俊的、强健的、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或有才的等。同性之间的吸引力大概也不外乎此吧。首先,孔子在当时是个有点儿名声和学问的人,而且象当时许多有学问的人一样,孔子也有一些弟子,虽然为数不多。其次,孔子是鲁国人,还做过当时的大国鲁国的司寇,虽然时间很短。另外,据说孔子身高体健,还有两把子力气——这一点儿值得怀疑,我个人觉得是儒家为了掩饰他不是梁叔纥的后代,而特意按梁叔纥的身高和体征描写孔子。

我们略去最后一点儿,只看前两点儿。第一点儿表明这是个有名、有才之人。这一点儿就足以引起卫灵公的一夜情。第二点儿表明这是一个上国的官儿。这一点儿似乎不好理解。举个例子,现在也即公元2000年的前后二十年里,上国美国要饭的下三滥男人到了下国中国马上就有成群的在大多数的中国男人面前高傲不已的美女们纷纷献身、并彼此争风吃醋。前一段日子在网上看到报道,说是一个四川的富姐儿网上钓到了一个美国黑人清洁工,在风风光光地结婚,大家都认为是无上光荣的事儿。又象现在的中国女明星、女歌星们,争先恐后地要嫁外国人,连老头子也不在乎。因此下国卫国的同性恋卫灵公见了上国鲁国的前司寇兼名人会干什么似乎有点儿不言自明了。

那么,孔子会不会守身如玉,做一个宁死不屈的贞烈之妇呢?显然不会,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贞烈”、“守身”等说法,那大都是后来的汉代人和宋代人胡搞的。那时,社会上对性看的很开,不但没有女子的贞节观,在上层社会同性之恋也很普遍。按孔子在鲁国时对国君表现的毕恭毕敬、战战兢兢的态度,殷勤地通过为国君尝饭等一心讨好国君的行为,以及后来在陪卫灵公和南子游玩时的争宠之心,我们会发现孔子对卫灵公应该会有求必应,甚至有求之不得之心。

上面我们讨论了卫灵公和孔子同性之恋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看法呢?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估计以后也很难找到。孔子和南子的关系也没有直接证据,有记载的只有“子见南子”以及子路对孔子的这种行为表示不满的记载。这些毕竟都是两、三千年以前的事了,那时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记录的。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或蛛丝马迹之类的还是有的,如果再调动一下想象力或臆测力,我们甚至会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第一个所谓的证据大概是孔子在听到别人讥笑:“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得耶”后,向卫灵公抱怨道:“君之好德不如好色”。对此我们在“孔子与南子”中已有讨论,认为孔子这么说有与南子争宠之嫌,是在通过抱怨卫灵公更爱南子而不是更爱自己来撒娇。

另外一个所谓的证据是,卫灵公在孔子第一次进入卫国时曾就“为政”和“为阵”请教过孔子,结果并不认同孔子为政以礼的观点,也对孔子不懂作战(“丘未之闻也”)十分失望,所以只给孔子俸禄、不给孔子任何官职。可是在孔子呆了几个月后由于受到排挤和监视离开了卫国、在外面四处碰壁后又返回卫国时,卫灵公却高兴地亲自出城迎接。

既然卫灵公已经知道孔子在治国和打仗方面都无可用之处,为什么在听说孔子又回来时会高兴地亲自出城迎接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孔子有其它方面的特长,深为卫灵公所喜,一旦离开后才知道珍惜;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孔子和卫灵公在此之前有超乎寻常的友谊,之前并没有真的要疏远孔子,最多是在新得宠之人的要求下做做疏远孔子的样子。

对于第一个原因,孔子除了擅长卫灵公不欣赏的礼,比较擅长的可能是乐。但乐虽然是孔子的一大爱好,却没有听说幼年贫贱的孔子在这方面有任何过人之处。所以如果孔子能得到卫灵公的喜欢是由于特长的话,应该是其它方面不太为人所知的特长。

致于孔子和卫灵公曾发展出超乎寻常的友谊则更是可能的,由孔子侍奉鲁侯时的所作所为,孔子也一定会同样地通过尝饭等方法讨好卫灵公。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让卫灵公高兴地亲自出城迎接那个跑走又跑回的孔子。考虑到能留下“余桃“这个典故的卫灵公的性爱好,我认为由此推测卫灵公和孔子之间有同性之恋也不能算太荒谬。由此推测,孔子第一次离开卫国很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原本为卫灵公所宠爱的子瑕的嫉妒和排挤,也可能是受到了另一个新得宠的人的嫉妒和排挤。这个嫉妒者派人监视孔子,以防孔子接近卫灵公。卫灵公为了讨好这个得宠的嫉妒者,也要装出专情的样子,疏远一下孔子。但孔子真的离开后他又觉得很遗憾,所以听说孔子又回来了,就高兴地亲自出来迎接了。

孔子这次回来后过了一年左右就又离开了卫国,原因是卫灵公又疏远了孔子,孔子又受到了排挤。我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卫灵公又找到了新的用情对象,无暇再顾及孔子了,于是卫灵公的新情人或其它嫉妒孔子的人就趁机排挤起孔子来。孔子和卫灵公之间这种反反复复的亲近、疏远、又亲近、又疏远的关系象极了情人之间喜新厌旧但又旧情难忘的反复无常。

第三个所谓的证据就是孔子有次离开卫国后去宋国的经历。孔子达到宋国后无人引荐,就和弟子在树下演礼,以期得到宋景公的注意而受到接见。演的礼大概就是宾主见了面要如何作揖、作揖几次;朝堂上见了国君要如何叩头、叩几下,臣子如何说话、说什么等。就象后来流行的国君想看一看你的长相,让你“抬起头来!”,你要说“小民相貌丑陋,怕冲撞万岁。”国君要说“恕你无罪!”你要说“谢皇上!”然后才能抬头。结果宋国的司马桓魁听说后就派人来杀孔子师徒,孔子师徒吓得赶快逃跑了。

这个司马桓魁是何许人也?据说如子瑕一样,司马桓魁是一个靠男色得宠于宋景公的人,并由于得宠当了司马这样的大官儿(比孔子当过的司寇还要大)。他为什么要杀从未谋面的孔子呢?后人对此的解释含含糊糊,只是说司马桓魁害怕孔子来了会分权。可是在孔子流亡各国的经历中只有这个司马桓魁是个有名有姓、单独跳出来要杀孔子的人,陈蔡之间的那次围困是陈国大夫们的集体决定,也没有敢直接动手杀孔子,而是想通过围困饿死他们。其它的遭遇都是不让进国都或进入朝廷后排挤走了事。因此,唯有司马桓魁这次是最凶险的一次。

最害怕孔子去、最想杀孔子的大臣是一个靠男色得宠于国君之人,我认为这不是那么偶然的。按说靠色相得的宠要比靠才能得的宠更稳定、牢固,更不怕其它大臣来竞争,除非这个人也有靠色相来竞争的企图和野心。但司马桓魁从未见过孔子,而且孔子尚未见过宋景公,司马桓魁怎么会知道孔子也会玩儿色相这一手呢?

我想这只能说明孔子在鲁国或卫国时干过类似的事,使得对此比别人更敏感、警惕的司马桓魁在孔子到来之前就知道了。在司马桓魁知道孔子师徒来到宋国后,就关照看都门的不许放他们进来(也可能是孔子师徒由于没有必要的文书和迎接人而被拒之门外),但孔子师徒为了能得到宋景公的接见,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起礼来了。司马桓魁为了防患于未然,或避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威胁或竞争,只好派人去抓杀孔子师徒。我想他主要是想吓走孔子师徒,并不是真的要杀他们,否则怎么可能一个也没有抓住呢。在孔子师徒躲起来后,那些人砍倒了演礼用的那棵大树,其恐吓意图就更明显了。当然,如果孔子师徒在知道有人来杀了还不肯走,也可能就会真的被杀掉。

有人可能会问,卫国的子瑕怎么没有象司马桓魁一样拒孔子于卫国之外呢。我想一种可能是孔子在鲁国时由于鲁定公不好男色而没有出现这种行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孔子的这个特点。另一种可能是那一次孔子来的突然以致于在子瑕还不知道或没有明白过来时就得到了卫灵公的接见。当然,也有可能是子瑕不太嫉妒的缘故吧。

 

第十一章、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孔子在政绩上不如同为春秋战国其间的管仲、乐毅、吴起、商鞅等,在学术上也没有象老子、墨子、韩非子、阳朱、公孙龙等留下创造性的著作。由于崇尚“君子循而不做”信条,孔子甚至可能没有写过任何著作,唯一的《论语》也是后来的弟子们根据记忆编辑而成的。

孔子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就是笔削《春秋》、《诗经》、《尚书》。把要堆满几间屋子的鲁国纪年史“鲁春秋”删的只剩下有限的十几或几十篇,把有5700篇的《尚书》删的剩下不到一百篇。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编篡自己的教材,并不是出于整理过去的典籍或文献的目的。

有人认为正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功劳才使得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几个古代典籍在秦始皇和项羽的破坏后保存了下来,因此孔子及儒教弟子有保护中国古代典籍之功。其实,在历经秦始皇和项羽的破坏后,以前的文化确实遗失大半,但在民间还是剩了一些,否则就没有墨子的著作和老子的著作流传下来,也不会有儒家的这六本书保存下来。但在儒教被独尊后,其它的不是孔子指定或认可的典籍和学说进一步受到了政府和儒家弟子的压制、排挤和消灭,变得所剩无几。到最后,秦之前并不怎么在民间流行的儒家除了孔子的语录《论语》外,还基本保留下了孔子的全部教材: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周易或易经)、乐、春秋。相比之下,曾经广泛在社会流行的墨家和道家除了留下了墨子和老子的著作外,教徒们学习用的古代典籍则全部失传。历史记载,墨子在游说各国不要打仗的途中,随身带着几车的典籍,不断地学习、阅读。这些典籍都在独尊后的儒教的打压和排挤下渐渐失传了。而显赫一时的阳朱学派则只留下了三、五句话。因此,孔子和儒教不但没有保护古代典籍之功,反而有导致逃过了秦项浩劫所剩不多的典籍大量失传之罪。可以说,儒家以自己的六本书吃掉了其它教派本应留存的六百本书。

在教学内容上,孔子以六书(诗、书、礼、易、乐、春秋)取代了原先的六艺(射、御、书、数、礼、乐)。这使得在孔子被封圣、儒教被独尊后,不但造成朝廷的重文轻武,也使中国的科技(包括数学)和军事(射、御)出现停滞和倒退,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其推行的礼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言行和活力,导致了遍地奴才的现象。他说的“克己复礼”并不是后人理解的克服性欲、保持操守、端正品行,而是要求人们放下自己的尊严和不羁(克己),去按照规定的礼节谦卑地向官员和国君等权贵施礼(复礼):先卑贱地跪倒在官员或国君的脚下以头磕地(磕头),获得“免礼平身“的准许后再战战兢兢、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地听从官员或国君的指使或裁决。致于克服性欲、保持操守、端正品行那一套禁欲主义则主要是汉朝和宋朝的儒家所主张的(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孔子的“克己复礼”。

孔子还强调复古,自己以身作则地模仿古人的服饰,制做了高冠、长衣、博带,穿在身上到处招摇过市。这种过于招摇古怪的穿着打扮以及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倡并演示卑躬屈膝的礼节等行为是当时的百姓和士大夫们不喜欢孔子的主要原因。这种古衣古服严重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和活力、减少了运动和灵活性,不但影响了人们的体质、降低了社会的生产和劳动效率,也消弱了军队中士兵的战斗力。后来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也多多少少与这种衣服有关。这种长大的衣服在束缚人们身体的同时,也连带着束缚、僵化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孔子还提倡古文古言,使得在孔子独尊后中国文人写的诗词和文章越来越晦涩难懂,所用的文字也越来越繁难、古怪。这就是为什么三千年前的《诗经》很好读(如《硕鼠、硕鼠》),汉唐时的文章和诗歌也能琅琅上口,而宋、明、清的文句却越来越难以读懂,甚至连字也繁琐古怪的无法辩认。

如果硬要把这些过错都强加给孔子,那也有失公正。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孔子造成的,倒更不如说是后人自己造成的。试想,如果大家都拒绝孔子的这一套,或者至少不去独尊孔子的这一套,孔子能对社会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吗?所以,与其责怪孔子,倒不如反省我们自己。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