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悬石
游走在文字与绘画之间讨论文学、绘画、理论
行 云 流 水 之 美
二OO三年是世界航空一百周年，俄亥俄州的德顿市（Dayton, Ohio）是当年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的家乡，圣诞节期间我到德顿空军基地参观了美国最大的空军博物馆（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Museum）。虽然我对航空科技一无所知，不懂得军用飞机的动力、电子及火控系统，但这并不妨碍我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流体力学之美，并欣赏飞机设计的气动外形。由此，我联想到了二十世纪美术中的工艺设计，联想到了当代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因为飞机外形是一种工艺设计，与建筑和雕塑艺术一样，都涉及到二十世纪艺术的根本问题，“形式”。
一 气动外形
飞机的“形式”，指气动外形，也就是根据空气动力学而设计的飞机外形。德顿的空军博物馆有三个巨大的展厅，第一个展厅主要展出美国的早期飞机，包括莱特兄弟在一百年前制作的双翼机，外形有如一只笨拙的大头蜻蜓。第二展厅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后来的各种喷气战机，包括曾援助中国抗日的“飞虎队”战机和在日本投放核弹的轰炸机。第三展厅是冷战后期和现役战机，也包括最新式的隐形战机和无人驾驶战机。这三个展厅的陈列，展示了飞机设计的发展，尤其是军用飞机外形设计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早期飞机，尚无成功的商业价值和实用的军事功能，设计师们关注的仅仅是如何将飞机拼凑起来，飞机能否飞得起来，能飞多远。于是在外形设计上，就有了巨大的双层机翼。这时期的设计师们讲究“构成”，也就是用胶木和钢铁材料，组装一架能飞的机器。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技术的发展和材料的改进，飞机的外形逐渐定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苏联设计的飞机，都有相同的基本结构模式，这就是圆筒形的机舱和两片长长的机翼。
飞机外形的这种基本“结构”（structur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喷气机问世以后，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发展。最早的喷气式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率先开发的，基本目的是要提高飞行速度。但是，空气的阻力对高速飞机形成障碍，设计师们便想方设法推敲飞机外形，以便减小阻力，这样便出现了最初的流线形设计。空气阻力、飞机外形与飞行动力的关系，就此成为飞机设计中空气动力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恪守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差不多在整个二十世纪，尽管各种款式的飞机外形各异，但基本的结构模式没有变化，仍是圆筒形机舱和一对机翼。
军用喷气机进入空战实际，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朝鲜战场，那时美国的F-86和苏联的米格15都出手不凡，有较好的机动表现。十多年后在越南战场，美国的F系列和苏联的米格系列再次交手，“鬼怪式”和米格21各不相让，互为伯仲。又过了十多年，在七十年代的中东海湾上空，美苏战机第三度大战。就战机性能而言，美苏之间无所谓高低优劣，只是以色列空军训练有素，而且比阿拉伯空军更为勇敢。
冷战时期，美苏军用飞机在设计上的较量，是两个阵营相对抗的一大内容，这使战机设计快速发展，给战机外形带来了诸多变化，如后掠翼、三角翼和可变翼的出现，以及后来的垂直双尾翼等。但从整体上说，飞机气动外形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仍然是圆筒形机舱和一对机翼的模式。到二十世纪末，这种基本的结构模式发展到登峰造极，先有英法合制的商用客机“协和”式，后有美国军机F-16系列和苏联军机米格29及苏27系列。虽然结构模式依旧，但大幅改进的具体外形，却将飞机的机动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推向了美的极致。
二 解构与重构
当然，飞机的外形设计，主要考虑的是飞行的速度和机动性，而不会特别考虑审美的原则。也许有人会说，将飞机设计同艺术形式联系起来，难免迁强附会。可是我却认为，现代仿生学（bionics）在飞机设计中广泛应用，“人机关系”的理念备受重视，这让我们看到了机械工程中人的因素，使飞机的气动外形同艺术有了沟通的可能。
在“人机关系”方面，美国的设计最为优秀。据说，F-16的坐舱设计，首先考虑飞行员的舒适，因为只有舒适，才能使飞行员更好地发挥个人表现力。苏联的空战理念，不是强调个人能力，而是强调地面指挥，飞行员得听命于地面调度。于是苏联战机的坐舱设计，首先考虑的便不是飞行员的舒适。坐舱的结构，影响到飞机的外形，美国F-16的气泡式整体舱盖，尽可能地照顾了飞行员的下视范围，又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飞机流线形的气动外形。
当世界主要军用飞机在八十年代发展到F-16和米格29、苏27时，下一代战机已呼之欲出了。为二十一世纪设计的新型战机，强调“隐形”性能，于是在气动外形方面，就有了根本变化。过去那种圆筒加双翼的基本结构被消解了，代之以更明显的仿生外形，例如美国最先开发的隐形轰炸机F-117和B-2，就模仿了高空飞鸟和深海游鱼的外形。
飞机外形在基本结构上的重大变革，是一个从“解构”（deconstruction）到“重构”（reconstruction）的过程。在二十世纪初，飞机的设计只讲“构成”（construction），后来，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设计师们追求基本“结构”的完善，到二十世纪末，开始讲究“解构”和隐形设计。美国军用飞机的这一发展演进，应合了西方艺术从“结构”到“解构”再到“重构”的历史过程。
飞机外形设计与艺术形式之间的这种应合，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飞机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实用工艺。二十世纪的西方艺术，以画面的图像构成为发展主流，所谓形式主义，是追求形式本身的完美。在二十世纪前期，欧洲的形式主义艺术，反映在实用工艺的设计方面，便是包豪斯（Bauhaus）抽象风格的出现。这种风格，反对个性，讲究共性。结果，在建筑领域，欧洲传统的建筑风格消失了，号称国际主义的方块式包豪斯建筑，领西方艺术风骚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影响才逐渐消退。
在二十世纪后期，当形式主义结构模式登峰造极之时，“解构主义”也应运而生。加拿大多伦多出生的建筑师弗兰克·格瑞（Frank Gehry，1929－），为西班牙的比尔堡（Bilbao）设计了无与伦比的古根汉美术馆，其“解构主义”外形，是向形式主义基本结构的宣战。比尔堡美术馆的建筑始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七年完成，宣示了解构主义的大功告成。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格瑞就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设计了航空航天博物馆。建筑设计的解构与重构，同飞机设计的解构与重构，也许是天作之合。
美国军用飞机的设计，以F-16系列代表了昔日机形的最高成就，随后的F-117，一改过往战机的基本结构，以“隐形”为构思原则，解构了F-16以前的外形，为随后的新一代战机F-22开辟了“重构”的先路。
三 人性的设计
德顿的空军博物馆里，陈列着F-22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于九十年代设计开发。这是美国最新的第四代战机，以多功能、超机动、隐形、高速、远距巡航取胜。美国空军将其作为二十一世纪前期的主力战机，目前在俄国和欧洲尚无对手。自上俯视F-22的外形，圆筒形机身已变为扁平机身，双翼不再是三角形；在两个偏斜的垂直尾翼后面，加上了一对蝶式平直尾翼。从正面看去，斜附于机身两侧的进气道，使战机象只蜜蜂，而从侧面看去，尾翼则颇为夸张。F-22的整机造型，或多或少揉合了蝴蝶和蜜蜂的外观。
如前所述，F-117和B-2两款隐形轰炸机，分别模仿了飞鸟和游鱼的造型。从仿生学角度说，飞机外形的设计之美，可用“行云流水”一语来描述。飞鸟在空中翱翔，游鱼在水中巡回，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说法，它们的外形都通过物竞天演，可以抵消空气和流水的阻力。飞机外形对大自然之造物的模仿，不仅是仿生学和空气动力学的要求，而且也符合美学的要求。蝴蝶蜜蜂与飞鸟游鱼的外形，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为这些造物提供了优越的机动性；它们的轮廓线，曲直有致，流畅优雅，富于韵律和节奏；它们飞翔游动的舞姿，则如绘画中流畅的线条，无不以情动人、以美服人。
这动人之情，是一种审美感情。多年前我同纽约的一位雕塑家朋友堂·巴南（Don Bonham）在百老汇散步聊天，他指着一家商店的橱窗让我看，里面是一辆摩托车。这位朋友说，你看那摩托车的外形设计，线条简洁流畅，透露出诱人的动感，这审美和实用相结合的形式，是一种优美的人性设计。
我相信，行云流水般的飞机外形设计，同样可以引起人的审美感情，因而也是一种人性的设计。当代隐形战机的设计理念，讲究翼身一体，机翼不再是拼接到机身上，而是二者相融，更显出外形线条的简洁流畅。这样的设计，简直就是一件浑然天成的雕塑作品。正好，我的雕塑家朋友，就以雕塑各种军用飞机而著名。他的飞机总是人机一体，作品中人的双手，幻化为飞机的双翼，人的躯体幻化为飞机的身躯。在他的雕塑中，鸟兽鱼虫、人体、飞机，诸位一体，他将人、自然、机器的美，借流畅的线条化而为一。我猜想，他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人与文明的关系中、在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中，以行云流水的形式之美，来求得物我合一。
当然，要发现这人性的设计之美，需要一双会体察人性的眼睛。在我的办公室外，有一片绿地，安放着好几组雕塑，是今日美国最有名的女艺术家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1911－）设计制作的系列户外作品《眼》。每到晚间，布尔茹瓦的眼睛就向远方和天空射出紫蓝色的探照灯光，似乎是要洞悉这个世界。就造型而言，布尔乔娃解构了人眼的外形，她用行云流水的线条，重构了这些眼睛，使其成为能够洞悉一切的艺术之眼、心灵之眼、宇宙之眼。
布尔茹瓦式的洞悉之眼，我在德顿的空军博物馆也看到了，这就是“掠夺者”无人战机。这型无人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出手不凡，先是作为侦察机使用，象山鹰一样进行战地观察和监视，随即挂装空地导弹，进行“发现即消灭”的对地空袭，令世人刮目相看。
二十世纪的军用飞机，因速度和机动性的要求，模仿了动物的外形，一如“掠夺者”，它们翱翔于长空，警惕地注视着地面的风吹草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军用飞机，除了速度和机动性的要求外，又有了隐形和超视距攻击的要求。在大自然中，斑马和变色龙的隐形能力，蜻蜓之复眼的全方位观察能力，早已为人熟知。那么，未来的飞机还会有甚么新的要求，设计师们又会从大自然的造物中得到甚么新的启示呢？
解构主义建筑艺术家格瑞有句名言：“生活是混乱、危险而且令人吃惊的，建筑应该折射这一切。”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传统艺术，旨在再现自然；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追求形式，主张情绪的渲泄；眼下的当代艺术，强调观念的表述。无论是再现、渲泄还是表述，艺术的本质都是人性的。未来军用飞机的设计，会不会在对大自然之造物的模仿中，更加注重人性的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