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看剑
看一看，走一走！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
德国人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
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是公开的，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
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线人”，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
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undSchwertder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
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东德时期，国家不仅照料其人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
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
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
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全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德国统一后，马尔库斯·沃尔夫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告密本身没有错误。欧美国家朝阳群众，活雷锋只多不少。警察线人也成堆。连国家机密都扒出来的也比比皆是。告密者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有关部门报告而已，也许是看不惯，也许是表扬信呢。无所谓的。
问题的关键是权力部门如何处理这些秘密。有没有立法禁止惩戒，比如自己在家加工冰毒之类的。这些法又是怎么立的，经过公开讨论，公正投票，公平对待的程序了吗？有立法，司法又是如何判定这些秘密是否属实，是否吻合法律的规定，能够套用相应的惩处呢？而执法过程中，告密不过是收集证据和线索的一个小部分，是否合乎相关规范和程序呢，而后在执行惩处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严格执法，既不趁机迫害，也不受贿遮掩呢？等等这些才是根本问题。
鄙夷告密者是不对的。告密者从来不能直接造成伤害，或者帮助。就好比告密化工厂污染严重，有爆炸危险。其实是应该赞扬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早晚还是炸了。同样，唾弃告密教授的学生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无非是不敢反抗皇军，只能骂骂伪军的档次。
为什么中国人有违法乱纪的习惯，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传统？因为首先立法上中国是王法，王在法上之法，而不是民法，王在法下之法。王法和老百姓心中的是非标准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王法的制定过程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法律是统治手段和束缚，老百姓当然不会自觉遵守，而是天然地反叛。更何况，中国告密的这些事，都是法律明文允许，但是党国潜规则不允许的事。不仅司法所尊的法，根本就不是立法所立的法。而且尺度是否符合，从来是因人而异，全无明确标准。说你行你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不服不行。而执法更是千奇百怪，不教而诛。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完全无迹可寻。
在这种没有明确立法，哪怕是王法；没有统一的司法；更没有严格的执法的一切皆有可能的非法社会。老百姓也只能是躲着衙门走。结果告密者使得，不仅惹不起，而且躲不起。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挺好，恐怖的统治在历史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明大清民国，纳粹苏联，萨达姆，齐奥赛斯库，波尔波特，金家王朝，以及本朝的AB团，整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都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只要别惹到外寇，内部统治都可以向天再借五百年没问题的。
所以批评告密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成为告密者才能加速一切的进程。因为根据丛林法则，对付告密的唯一办法就是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