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一 怀念“文革”生死之交吴肯兄长

（2017年9月）上月14日，南宁四中校友谢明同学在微信中告之我，他们班主任吴肯老师于当天零晨二点仙逝。

　　几个月前，我还与吴老师通电话。他语音宏亮、笑声爽朗，彼此还相约再一聚。他的突然离去，让我永远失去了与这位“文革”生死之交的兄长相聚的机会了。在悲痛与遗憾的交杂中，我难受至极，只能抬头遥望长空，祝他一路好走，并提笔写下此文，以表对吴老师的深切怀念。

　　　　一　

１９６２年，我到南宁四中任教，与吴老师是同事，我离开四中时，他已早退休。他是我兄长辈的同事。

我到四中之初，与吴老师任教科目不同，加之年龄差距，彼此交往不多。当时他给我印象，用广州话来说，是相当“醒目”的。他身材标准、一表人才，讲究穿着和仪表，有民国时代知识界人士的风采。有一次，我们闲聊中，他知道我是广州人，他说自已原来也是广东人，我们应是乡里，后来家乡浦北被广西要走，“被迫”成了广西人，但还有半个乡里的关系，说到我们都哈哈大笑。“半个乡里”的关系就这样拉近了我们交往的距离。从此，这位“半个乡里”总是用他那半咸半淡的广州腔与我聊天，交往也多起来了，我常到他家中串门，与他夫人彭国英也成了朋友。彭老师，是贵州人，体育老师，在南宁医专任教。她心直口快，性格豪爽，与吴老师的斯文淡定，性格迥然不同。有关他们的故事，我有所与闻。听说当年吴老师在贵阳某校教音乐，彭老师是该校学生。课余时间，吴老师总在教室练小提琴，彭老师则常常伏在教室外的窗台上聆听。在悠扬的琴声中“一拉一伏”，订了终身。吴彭两位的浪漫爱情故事，不管是杜撰也好，实有其事也好，确实是美谈。他们夫妻和睦相处，厮守终生的爱情也是经受了最艰难困苦考验的。可惜的是彭老师先于吴老师离去。１９６８年武斗期间，我们“四二二”一派的师生有部分到“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避难。吴肯老师夫妇和我、覃连光、霍普罗等老师，一直住在一处，大家合伙开饭，而张罗三餐的都是吴肯夫人彭国英大姐。彭大姐，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临时家庭”的“主妇”，对我们是恩重如山。

二

“文革”前，兄长吴肯老师与我，由相遇到相知，经常是无话不谈。他曾把抗日从军的经历对我说过。他说还好的是，抗战胜利前就脱离了国民党的军政界，没有介入国共内战，解放后就没有被当作“国民党反动伪军官”论处。虽说如此，但当时我隐约感觉到吴老师是刻意远离政治。所以，我们交谈中，从不论国家大事，也不议校园是非。据我所知，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吴老师都算平安过来，没有受过冲击。其实，象吴老师这样在国民党军政界服务过的人，不论是抗战前或抗战后的，在那越来越“左”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言行稍有不慎，多会招来大祸。“文革”前，所谓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等大都是这样处世的，为的是维护自己和家庭的平安。

吴老师淡泊于“运动的政治”，但对工作和生活却是积极的。他对我说，当年来到四中，由音乐老师改行教地理，开始甚感吃力，便努力向同事刘炳熏求教。刘是民国时代的大学生，学识丰富，也尽心帮助，吴老师很快就上手了（刘曾任国民党湖北军人监狱的典狱长，我到四中时，他己是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杂工了）。

吴老师和我也曾二次在同一年级当班主任。吴老师对待学生温和柔情。所以，凡他当过班主任的学生，对吴老师的眷念之情，可谓是经年不变。吴老师仙逝消息在微信中一传开，在众多四中校友同学群中，大家纷纷表示哀悼和追忆吴老师的往事。

吴老师平日待人处事，虽是温文尔雅，但也是一位侠骨柔情的君子，不是逆来顺受、阿谀奉承之辈。有两事为我亲历，可见证吴老师的这一可贵品格。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南宁四中经历了两次“四清运动”的试点。１９６５年的所谓“大四清”，其实是“文革”预演。工作组是由桂林派来，桂林市委宣传部长司尔亲自带队，副组长是桂林市教育局长何德忠，组员达四五十人之多。每个教研组和所有班级都有工作组组员专管，以发动教师学生，通过大鸣大放和大字报来揭露批判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教师中的资产阶级的言行。学生写老师的大字报、老师之间互相写大字报。整个校园贴满大字报，教师之间进行大混战，互相揭短、互相攻击，凡事都上纲上线，大字报内容无奇不有，除所谓教学上的反动言论和散布资产阶级情调等罪名外，连个人隐私和家庭琐事都可任意写上大字报，并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为由，被攻击和污蔑者不得作任何辩解。被弄得颜面全无的老师，个个只能忍气吞声。而吴肯老师则是拍案而起，直闯工作组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何德忠，为何不制止那种造谣、污蔑的人身攻击的行为，何德忠则无言以对。若干年后，在桂林，吴老师偶遇何局长，何面对吴老师，还有愧疚之情，对当年之事，向吴老师再三道歉。当年“大四清”中，敢于与“极左”的做法进行抗争，全校教师中只有吴肯兄长一人。

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南宁四中的革委会由海滨、黄子明、黄祥伸、韦任和等掌权，这些“文革”恶人，“文革”前在四中不得志，大权在手后，对南宁四中的领导和师生进行疯狂的政治迫害。有一次，他们召集全校师生举行所谓“宽严”大会，当时被押上台的“牛鬼蛇神”师生达四五十人之多，会场当即哗然之声一大片，随即海滨杀气腾腾地喝令把“从严对象”吴肯和杜昭押上台，宣布说，对拒不承认罪行、进行顽抗的两人从严处理，实行隔离关禁。然后，海滨等派人四出外调，欲为他们强加于吴老师头上的罪行，搜集证据，查无实据后，仍咬住不放。参与专案工作的谢淑媛老师几次提出，吴肯为何不“解放”，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文革恶人”韦任和则恶狠狠的说，吴肯态度不好，放着再说。

吴肯老师少年投身抗战，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煅造了一身铁骨铮铮的气慨，在1968年广西文革大屠杀刚过去，整个社会仍在“派性屠杀的恐怖”血腥气氛笼罩之下，身陷囹圄的吴肯老师，为维护自已的清白和尊严，敢于篾视海滨、黄子明等四中“文革恶人”的淫威，不断抗争。壮哉！吴肯兄长。

三

1968年五月初，南宁两派武斗加剧。如1967年大武斗时一样，我们南宁四中“四二二”的师生先后离开校园，各找地方去“避难”了。

武斗期间，南宁四中是“联指”的武斗据点，有外单位的“联指”武斗人员重兵把守，教学楼上，架有机枪对着校园内，不让旁人接近。四中“联指”“三七”打手在教室内设有囚室，专事对他们抓来的人员进行非法严刑殴打和监禁等。这些凶徒除了折磨被他们奴役的校长黄代铭、教师陈政、陈名三、甘岳钟老师等所谓”牛鬼蛇神“外，据广西区党委“文革处遗”的官方文件记录，南宁四中“三七”红卫兵还绑架监禁了自治区交通厅“四二二”的头头周家潞。如“杀人魔窟”般的校园，我们这些“四二二”成员如赖着不走，那只能是自投罗网，坐以待毙。

当时，进入解放路的南宁四中师生有好些人，吴肯夫妇、覃连光、霍普罗、我外，还有邝鄯有、李伟章老师等。当初，我们住在解放路小学，后来“联指”天天向解放路发射炸药包，炸死好多无辜平民，我们便搬到与小学只隔一条马路之遥的醒汉街一间无人住的民居屋。说来也惊险，我们刚离开解放路小学，一天清早，“联指”的炸药包落在解放路小学内的天井，正在洗漱的人大部分被炸死。我与吴老师等赶过去看看有没有四中学生遇难，所见情形惨不忍睹，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残肢断臂遍地，有一片头皮还粘在柱子上。这些死者，都和我们一样是到解放路来避难的呀。

由于解放路的形势愈来愈险峻，好多人都陆续离开。先是邝老师离开，“联指”武力封锁后，李伟章老师冒险冲出去了。我们几个中，覃连光、霍普罗和我都是单身汉，覃是孤儿出身，霍和我则是外省人，在南宁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吴肯老师夫妇虽有亲人，但也无法投靠。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觉得留在解放路安全。至于炸药包何时落到头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听天由命。还有一点是我们仍用1967年的老眼光看问题，以为两派的武斗，中央最终会“一碗水端平”，妥善处理。对于广西“文革”的当权者刻意实行全面武力镇压“四二二”的做法，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天天盼着武斗早日平息，能安全回校。吴老师当时还多次对我说要相信中央的。

结果我们盼来的是，1968年8月5日，我们与解放路的上万民众一起，成了武斗的“俘虏”。当时，我与霍普罗、吴肯夫妇在新华街水塔脚下，被四中“三七”的几个学生从“俘虏”队伍中抓了出来，用绳子把我们四个人绑了起来，串在一起，然后把我们赶回“俘虏”队伍中，他们则冲入解放路去抓杀四中“革联”的学生。（这几个学生是高二年级的，打下解放路以后，为了庆功，与金洪宾合照了一张相片，标题是“南宁四中”三七“红卫兵剿匪小分队”，这张相片之所以被我们好多当年师生看到，是因为去年金洪滨发起纪念1967年南宁四中军政训练五十周年活动，有人为响应他的提议，把相片贴上了微信同学群中，被广为转贴，但后来很快被他们删除了）。

当我们随着“俘虏”队伍来到广州照相馆前时，我校教师海滨在那等着我们了。他是全副武装的，手上拿着一支“五四”手枪，另一支冲锋枪挂在胸前。他一见到我们，便大步过来，用“五四”手枪朝我脑壳拼命敲打。我当即血流如注，全身血淋淋的，还好的是，我当年还年轻，没有被打晕倒在地，否则，他可以顺手几枪把我打死。当时不知何故，他离开了我们。我们继续随队伍行进到市革委会门前，全部蹲下，等候押上囚车送往收容站。这时，一名武装人员上前来把绑串我们的绳子剪开，把吴肯夫人彭国英老师拉走。这时，枪声大作，“联指”武装人员在广州照相馆对开的空地上，枪杀“被俘人员”。“被俘人员”的队伍也开始挤迫，大家都往队伍中间挤出，怕的是被本单位的联指武装人员认出，拉去枪杀。在挤迫中，我和吴肯老师手拉手互相紧随，而霍普罗老师却和我们冲散了。也是这个时候，海滨又出现了，他大声叫喊我们三人的名字，要我们出来。当时，我和吴肯老师都认为难免一死了，但我们都很淡定，都横了一条心，死就死吧。我们便向在我们前面的秀田小学老师梁昭建交代后事，希望她有机会把我们的死讯告之我们的家人。梁老师边点头边流泪。当年，我与吴老师真的是有点愚忠，还相约被杀前要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我们相约好“后事”时，海滨也找到我们了，他喝令我们站起来，跟他走。吴老师是经过抗日战火考验的人，我也受他的视死如归的气慨感染，面对荷枪实弹的刽子手海滨，没有一点惧怕，站着不动。海滨正要出手推我们之时，市革委会内冲出五位解放军，把海滨赶走，很快我们便被押上了囚车，免于死难。多年后，南宁四中部分教工聚会，生物老师蔡爱梅夫妇从温州来，说起我与吴肯老师险死于海滨之手一事，才知当年的五位解放军中有一位就是蔡老师的爱人。

当时，我们被押送的收容站，刚好是四中收容站，吴老师与我分开关押。

在收容站中，遇上一学生，他告之我，霍普罗老师被杀了。后来，听说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南宁六中的，另一位是解放路小学的，他们当时在俘虏队伍的最后边，回来头亲眼见霍普罗被枪杀的情况。海滨点名后，霍普罗站起来，行出队伍，在马路边，被枪杀。据这两位老师回忆，杀人凶手身材高大，手持“五四“手枪，胸前挂冲锋枪，此人先用冲锋枪朝霍普罗背部打了四发子弹，霍的鲜血从胸前喷出，当时霍回头望了一眼便倒地，凶手上前再用“五四”手枪朝霍连开三枪。霍普罗老师当年刚三十岁，从番禺市桥来到南宁任教，就这样伏尸闹市街头。听说，朝阳路一带的好多尸体都是用斗车运住南宁二塘煤矿，推入矿井之中。另一位是覃连光老师，他比我们先行离去。听说，也是在当天被人枪杀了。

吴肯老师和我，劫后余生，常在一起谈及当年海滨要我们老命一事。吴老师说，他从未与海滨打过交。海滨是“文革”前一年才调入四中，与我同一教研组，对我处处示好，我也常到他家去聊天，“文革”中基本没有接触。我们与海滨可以说是全无个人利害冲击，他为何能下手杀我们，这里面真的大有一番可以思考之处。至于覃连光、霍普罗两位是否被海滨所杀，我们两人都没有亲历，不好说，但吴肯老师告诉我，一姓杨的老师对他说过，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之时，调查过覃霍之死的案件，只差一步，真相便可查明，但就是这关键的一步，调查工作被叫停。为此，杀覃霍的凶手得以消遥法外。但有正义感的原南宁四中的师生，对谁是杀覃霍两位老师的凶手，都有个准确无误的直觉在心中。至于一些“文革”当年，与海滨共谋或是同道者，不管是学生或教师，他们乐得此事永远是个谜。

当年，我们在解放路的“临时家庭”的成员共五人，其中覃连光与霍普罗老师于1968年8月5日当天被杀害，我们的彭国英大姐也去世多年，现在吴肯老师也高龄仙逝，这样就只有我还活着。我的余生，不会淡忘当年“文革”劫难中的友情。但令我遗憾的是，覃连光、霍普罗被害一案，追凶未成，覃霍两位未得昭雪。

 

 

 

 

 

 

 

   

 

 

 

 

 

 

 

 

 

 

 

 

 

 

 

 

 

 

 

 

 

 

 

 

 

 

 

 

１９６８年武斗期间，我们四中部份老师避难到“四二二”的控制区解放路，吴肯夫妇与我、霍普罗、覃连光等老师住在一处，合伙开饭。彭大姐是我们这个“临时家庭”的主妇，为我们一日三餐操劳。当年的这个临时家庭成员，覃连光老师与霍普罗老师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被枪杀，彭国英老师与吴肯老师又先后离世，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