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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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一个就做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的组织发布了一个声明，它以数十年来长期持有的公司正统观点为主题，发表了一份关于“公司宗旨”的声明，认为公司不应仅仅推进股东的利益。 相反，它表示，他们还必须投资于员工，保护环境，并与供应商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
该声明概述了五个优先事项，包括提供公平工资和福利的承诺，支持其经营所在的社区，以及与供应商合作的道德规范。
如果只是看到发布这个声明的代表是美国第二大银行CHASE的总裁戴蒙，就可以感觉到BRT的一点不同，那仔细了解一下，就知道BRT实际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商业圆桌会议（BRT）是一组由美国主要公司组成的首席执行官，旨在促进亲商业公共政策。它是在1972年，由Alcoa董事长John D. Harper和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Fred Borch共同创办的。
商业圆桌会议在1975年击败反垄断法案和1977年的拉尔夫纳德计划为消费者保护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它还帮助淡化了汉弗莱 - 霍金斯全面就业法案。 但圆桌会议最重要的胜利是阻碍劳动法改革，试图加强劳动法，使公司更难以恐吓想要组建工会的工人。
在财政政策方面，圆桌会议负责扩大1985年罗纳德里根签署的减税政策，成功游说大幅削减公司税。 在贸易政策方面，它主张向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开放外国市场。 1988年的“综合贸易法”反映了商业圆桌会议的思想。 1990年，圆桌会议敦促乔治布什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1993年，圆桌会议游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反对任何有关劳工和环境的强有力的协议。 它为主要的亲NAFTA游说提供了资金和领导。
圆桌会议还成功地反对公司治理的变化，这将使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对股东更加负责。 1986年，圆桌会议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关于并购的新规则，并于1993年说服克林顿总统淡化其对高管薪酬过高的处罚计划。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计专责小组主席约翰里德认为，克林顿的计划会对美国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由保诚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温特斯（Robert C. Winters）担任主席的圆桌会议的健康，福利和退休收入工作组为布什总统的计划欢呼，该计划主要包括对医疗保健行业的补贴。 该圆桌会议在1991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宣布，该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效果很好。 “我们认为解决方案不在于拆除现有系统，而在于建立在它之上。”
商业圆桌会议还是一个主要的游说团体，旨在扩大或维持管理者在大公司中的权利/权力。 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采用了所谓的“股东获取代理权”规则，该规则旨在赋予股东在大公司管理者的提名和提名中的权力。商业圆桌会议的首席执行官，包括Apple和摩根大通的领导人，都认为公司还必须投资于员工并为客户创造价值。
多年来，BRT在美国的很多政策制定和国内外商业关系方面都展现着强大的影响力。它包括苹果，百事可乐和沃尔玛领导人在内的近200位首席执行官，本周一试图重新定义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 --- 以及公众如何被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所感知。
“虽然我们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宗旨，但我们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着基本的承诺，” 该集团是一个代表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游说组织，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公司，我们的社区和国家的未来成功创造价值。”
随着大公司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对收入不平等，有害产品和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情绪，这一转变发生在美国企业日益窘迫的时刻，也是近50年来，美国的大公司第一次公开大规模的提出不再以股东权益为最高利益，而是更多的兼顾其它的社会作用。
但是，在圆桌会议上没有提及遏制高管薪酬，这是一个闪电话题，当收入最高的100位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他们公司薪酬中位数的员工的254倍，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消费者和员工将公司提升到更高的道德标准，大品牌越来越不得不捍卫自己在工人工资，枪支，移民，特朗普总统等方面的立场。
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历史学家南希科恩（Nancy Koehn）说：“他们正在回应时代精神。” “他们认为一切照旧不再可接受。这些公司是否会改变他们开展业务的方式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商业圆桌会议没有提供有关如何实现其新陈述的理想的细节，提供更多的使命宣言而不是行动计划。但这些公司承诺公平地补偿员工，并提供“重要的福利”，以及培训和教育。他们还发誓要“通过在我们的业务中采用可持续的做法来保护环境”和“促进多样性和包容，尊严和尊重”。
这是一种明确的谴责，即公司的角色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利润最大化 - 这种理念在华尔街和董事会中占据了50年的席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该学说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在1970年的“纽约时报”上写道：“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其利润。”
这种思维方式为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信息，并为不断关注季度收益报告做出了贡献。它进入了流行文化，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中，Gordon Gekko宣称，“贪婪是好的” 最近，它激发了新一代的激进投资者，他们推动企业削减就业机会，以此来丰富他们自己。
福特基金会主席兼百事可乐董事会成员达伦沃克在接受采访时说：“股东至上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经济不平等。” “芝加哥经济学院如此深深植根于投资者和法律理论以及C.E.O.心态。克服这一点并非易事。“
商业圆桌会议在1997年的官方学说中包含了自己对该理论的阐述，并写道“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最重要职责是公司的股东。”过去20年中公布的每一个原则都表明了这一点。公司主要是为股东服务。”
但是这个在慢慢的改变，如果你要追溯这一变化的历史，可以从比尔盖茨2008年在达沃斯举行的演讲开始，这是他在微软全职服务的最后一年，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创造性资本主义”。正如盖茨所说的那样。世界经济论坛，“资本主义的天才”在于它“以有益和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身利益的能力。但它的好处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那些能够支付的人。 “为穷人提供快速改善，”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吸引创新者和企业的系统......这样一个系统将有一个双重使命：为那些不做的人创造利润并改善生活。充分受益于市场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开始推动他所谓的“共享价值”资本主义，而Whole Foods联合创始人约翰麦基提出“有意识的资本主义。”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写了一本关于“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的书。 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家族投资公司E.L.的首席执行官。罗斯柴尔德开始组织“包容性资本主义”;支持自由企业的会议委员会研究小组呼吁“维持资本主义”。
将所有这些语法上的反省动作置于全球金融痉挛之中。 21世纪后期的金融危机震撼了庞大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并暴露了一些更为丑陋的后果：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而广泛的鸿沟，资本的丰厚回报和劳动力的停滞工资之间在受保护的少数人和弱势群体之间。此外，复杂化这些不公平现象的是一系列破坏性的商业技术，这些技术在危机之后开始成熟 - 从数字化到机器人技术再到A.I.-这使得脆弱的工人感觉更加如此。
对“系统”的反应既广泛又令人震惊，尤其是年轻人。 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在18岁至29岁之间的美国受访者中有51％不支持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转向社会主义。对同一群人进行的201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了类似的拒绝 - 只有45％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是积极的，比2010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当时美国人仍处于大衰退的阴暗阴影中。其他民意调查显示，即便有相当多的共和党人突然对自由市场保持警惕。
随着美国大选和欧洲一些国家大选的临近，以及全球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于贫富不均，以及资本主义模式的重新思考必将重新被重视，而BRT的这个声明就像是传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企业的社会化功能需要更加被强化，而极度追求利润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可能正在逐步走向没落，这个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对于正在后面积极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压力。
（本文总结自网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