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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撕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2019-07-07 02:27:1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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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残粉读毛选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香港反修例撕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2019-07-03 00:1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异常活跃的中国自由派,开始渐次淡出舆论场,成为沉默的一群人。只有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习核心确立,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六四周年日等,才会偶尔露露面。要是细究原因,估计八成人会耸耸肩,然后很无奈的补充上一句:不让你说还说啥,再说了,说了也没用,最后都懒得说了。

其实自由派的无奈和抱怨之外,自身的问题却鲜有人意识到。又或者,即便有所知觉,也因为“共同的敌人”,也就是中共,所以理所当然地被忽略,被谅解。

以香港大游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为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6月9日,香港爆发百万人游行示威,抗议特区政府对《逃犯条例》的修订。游行发生当晚,内地不少自由派纷纷表达支持,直言“为香港骄傲”,力撑香港民众走上街头。12日,香港再次大游行,人数再创新高。不过因为在凌晨发生了暴力冲击立法会的事件,香港警察情急之下以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应对之,此举直接刺激了内地自由派,进而含沙射影将罪责归因于中共。

很显然,香港反修例游行对内地自由派来说,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出口。过去几年,自由派言论空间的大幅度限缩,使得此群体与中共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焦灼甚至对立。所以“支持香港”、“为香港骄傲”的背后,实则想要表达的是对中共的不满。至于修订《逃犯条例》的必要性,以及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究竟会给香港带来怎样的撕裂和伤害,自由派似乎一概不想论。

当不满的情绪压倒了一切,理性的认知与判断变得不可能。好比那些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的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早已压倒一切,任何技术性解释和说明都不会起作用。

这期间,内地学界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香港百万人游行的次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飞龙发表题为《反修例运动拖累香港法治》一文,指责反修例运动俨然成了“二次占中”,已经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与立法公众参与的轨道,成为反法治的闹剧。并称此次事件“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对派不可合作、没有底线、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本质,也暴露出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及‘影子管治权’。”

此文一出,内地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片哗然,反感和讨伐声此起彼伏,田飞龙两位师长后续的“割席断交”之举,在加速这股怒火的传导与扩散的同时,也让一些人对自由派的“专制”和“不宽容”嗤之以鼻。

处于风口浪尖的田飞龙即将两位师长对自己的态度归因于“自由派率先文革化”,并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现象”,“标志着一个知识世代的消去”。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任峰也表示,因政治立场而导致“人伦破裂”,“划清界限”,不禁让人想起文革。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这个帽子扣的有点大,要知道文革结束至今的这么多年时间里,仍一直是自由派的一个心结。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地自由派群体的“问题”的确在过去几年越来越突出。这其中,当然有中共的原因,比如包括《炎黄春秋》、《共识网》以及南方系等自由派媒体的纷纷沦陷,还有一些公知在言论管控下的销声匿迹。但这充其量只是“外因”,最关键的还是“内因”在起决定性作用。而且某种程度上,一些“内因”反过来加速了“外因”的形成。

具体来说,自由派首先面临的是“意识问题”。鉴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天然地追求自由,对爱国主义充满警惕、反感,拥抱市场经济,社会运行上赞成分权自治,强调程序正义,所以中共的诸多做法,都让自由派看不惯。因为多数自由派预设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必须走上西方式的道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仍在他们的脑子里不停盘旋。即便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自我终结,福山也对此作了自我检讨,也还是阻挡不住自由派趋之若鹜。

秦晖早在2012年就开诚布公说过,不要老提什么西方和平演变中国,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虽然不知道中国和平演变西方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以及什么时候到来,至少这样的说法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在支撑: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被西方改变的地方少之又少, 改变西方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显然,自由派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更早之前的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写到,“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坦白说,这不是翻版“历史终结论”又是什么?

其次是自由派的兼容性越来越差。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目前来看,很多自称或被称自由派的人,不仅没有了自由主义者秉持的所谓“自由”,而且脑子里充满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在学术界,甚至出现了因为某一个毛左派参会,自由派拒绝与之同会的情况。

时政评论员石勇在《“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就直言,历史给自由主义提供过非常好的机会,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土壤都有点偏右。一方面,精英们要“防左”,“左”有历史污点,被污名化,在“势”上落了下风,而自由主义却在竞争中占据了天时地利。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不行”的原因,除了近乎民粹的极端化二元思维之外,石勇还提到了一点。以上摘录两段原文——

更要命的是,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念念有词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多么与时俱进,而恰恰是西方早已抛弃的历史垃圾。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只是对应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低级版本,站在资本一边,对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特别反感。这正是经典的“右翼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

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被学者甘阳质问,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回答是:贵族的。因为一种站在资本一边,拒斥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的“自由主义”,逻辑上虽然没有否定,但一定兑现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论承诺。而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时面临两个大问题:制约权力、社会不公。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最多能够对解决第一个问题提供思路,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在贫富悬殊、国企MBO(管理层收购)的热潮中,“自由主义”退化为一种为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抢劫”进行辩护的理论。这样的“自由主义”不走向自我污名化,那就奇怪了。

其实,抛开自由派本身的问题,放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周期来看,人们对专制主义各种“问题”的认知是相对容易的,批判也因此从未间断过,但对于自由主义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的存在,却往往缺乏必要的再认识与反思。好像只要举着自由的大旗,就天然地站稳了道德制高点;好像只要站在现行体制的对立面,各种不如意都可以归咎于政府。

秦晖说过,“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从严复系统将西方自由主义输入中国开始至今,中国在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五四时期,人们看到了“德先生”、“赛先生”,却忽略了积贫积弱之下普罗大众对于“钱先生”的基本诉求;毛时代,中国依然一穷二白,内外两个大局风雨飘摇,自由主义必然归于沉浸,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邓时代,自由主义有起有落,基本上也未能脱开“关键性问题”本身。到了今天,自由主义的再次进入低谷,原因不会是单向度的自由派本身或是中共,而是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共同导向的结果。

中山大学博士陈纯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一文中,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假设——多少人幻想过的“历史重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中国有一个比清王朝更有组织力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1840年更友善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重新遭遇西方会怎么样?说不准。但通过“去西方化”,模拟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气”的心态去应对,而非“挥刀自宫”以求生存,这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吗?和这个相比,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走向自由民主,让中国变成某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拷贝,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不会重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没办法模拟。不过至少,自由主义在中国历经过百余年的跌宕起伏,也是时候结合中国的关键性问题来一场彻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了。否则,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一堆脱离中国实际的口水和谩骂。这与自由派看不上眼的毛左派,又有什么不同呢?

回到香港反修例的话题,可以说一些自由派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自己不由分说地撕开了。就在7月1日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之后,还有一些自由派在朋友圈评论“早该升级行动了”、“不要用青春的血祭不爱你的国”。香港现在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是通过升级行动来撕裂整个香港社会吗?是通过少数暴力分子来挟持北京吗?至少目前来看,香港昔日的文明形象正在被折损,法治的核心价值正在被破坏,东方明珠正在沦为大国角力的“新战场”。

这样的香港,自由派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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