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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一定要看懂中国以后再说话

(2018-12-28 08:13:23) 下一个

【鱼论】外国人一定要看懂中国以后再说话

 

张维为:中国照搬西方,就是放弃自己的优势

张维为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8-12-27 08:37:06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著作《文明型国家》韩文版在韩国正式出版发行。《文明型国家》于2017年出版,是张维为教授继《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简称“中国三部曲”)之后的最新作品,为读懂中国崛起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为张维为教授自序,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以飨读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一书以韩文出版,我很高兴,希望此书能为韩文读者了解中国做出一点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主导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解读,但西方话语的困境是读不懂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全方位的迅速崛起,但在西方话语里,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要崩溃。 西方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萨斯病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为什么西方老是误读中国?因为西方总是以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话语来解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比方说,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西方主流政治学者演绎的社会发展逻辑是这样的:从专制走向民主(而民主又是西方界定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到西方模式下的民主化,即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即历史发展是单线条的,最终发展到西方政治模式终结了。

中国的历史经验与西方迥然不同。过去二千多年的多数时期内,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治理,中国的整体水平远远领先西方。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延绵数千年而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体。文明型国家崛起有其自己的逻辑:首先,历史上,它曾长期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有重要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十八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这种落后有其深刻教训。现在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又迅速地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西方。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存有某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比方说,中国过去领先西方与其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有关,即政治机器不能空转,政府要致力于改善百姓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中国今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忽视民生也是今天西方模式走下坡的主要原因。中国官员产生的方法,过去是有教无类,通过科举考试,官至宰相都可以,而欧洲在多数时间内实行的是世袭制度。中国今天实行的选贤任能制度,或者叫“选拔+选举”的制度仍是这个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虽然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即使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与西方仅仅依靠“选举”的模式竞争。再比方说,中国文化中有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学习传统。古代的中国吸收了源于印度的佛教,今天的中国借鉴了包括韩国在内很多国家的现代化成功经验,这与西方惟我独尊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反之,如果中国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优势恐怕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也可能变成自己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

今天,世界历史正经历大转折,各种危机与机遇并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了某种确定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为世界提供最多的增长、是世界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因此读懂中国自然也变得格外重要,而文明型国家的论述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感谢他对本书的厚爱并大力支持和促成其在韩国出版;也要感谢我的同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邢丽菊教授和中国研究院范勇鹏研究员的积极帮助;感谢成均中国研究所的于婉滢博士以及承担本书翻译的韩国朋友,特别是徐正京博士、杨甲镛博士、杨哲博士、张允美博士等,他们为本书的翻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也真诚地感谢知识工作所的编辑和所有帮助此书出版的人。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是难以想象的。

谨为序。

张维为    

2018年10月8日

于淀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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